一九三七年間，輾壓昔日反對派及黨國幹部的迫害浪潮不斷升高，並在該年八月升級至海嘯的規模。當時，不僅數萬名官員遭到迫害，還有幾十萬平民被消滅。正是在這個時間點，恐怖成了「大恐怖」；也多虧了美籍史家康奎斯特，「大恐怖」成了正式的歷史學概念。

檔案開放後我們發現，「大恐怖」主要由幾個大規模的懲治行動組成，相關決議則是出自史達林控制下的政治局。其中最重要的一場行動有「反反蘇分子」之稱，其實施根據為政治局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批准通過的內務部第○○四四七號令。行動計畫如下：執行時間為一九三七年八到十二月，每個州和加盟共和國都拿到了槍決和判入勞改營人數的「業績目標」。正如糧食或金屬產製需要規畫，人也需要被有計畫地消滅，第一階段的目標就是把約二十萬人送進勞改營、槍決超過七萬五千人。在此必須強調的是，第○○四四七號令中已埋有伏筆，讓恐怖可以不斷升級——地方領導人有權向莫斯科請求提高拘捕和槍決的「配額」。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所謂「有權」在此指的其實是「有義務」。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地方上很快就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轉而向中央要求「更高的責任額」，而中央也幾乎不會讓地方失望。莫斯科的「激勵」機制讓原初的「滅敵」計畫得以「超標」達成。

「反反蘇分子」行動的第一個下手的目標是所謂昔日富農。第○○四四七號令稱，這些「富農」自流刑地和勞改營歸來後，仍繼續從事「反蘇維埃的顛覆活動」。由於對「富農」特別著力，某些人因此稱根據第○○四四七號令執行的迫害行動為「反富農」行動。但這有失精確。除了「富農」，被逮捕和槍斃的還有許多其他社會群體，包括當初反布爾什維克的政黨黨員、前白軍分子、沙皇時代的官員、刑期服滿獲釋的「人民公敵」、還在勞改營服刑的政治犯。刑事犯在這個清單中不過是「吊車尾」。

從這個「反反蘇分子」目標清單就可看出史達林真正的意圖，他努力要把真實或潛在的敵人消滅或送進勞改營。這樣的意圖在同時進行的所謂「反反蘇民族」行動中尤其明顯。「反反蘇民族」行動也是由莫斯科規畫、受內務部的特別命令規範，而這些特別命令皆經政治局批准。「反反蘇民族」行動的主要受害者是蘇聯境內的波蘭裔、德裔、羅馬尼亞裔、拉脫維亞裔、愛沙尼亞裔、芬蘭裔、希臘裔、阿富汗裔、伊朗裔、華裔、保加利亞裔和馬其頓裔居民。此外，前中東鐵路員工也被特別揪出來「處理」。這些員工在一九三五年蘇聯把鐵路賣給日本後就返鄉了。無論是前面列舉的民族或前中東鐵路員工，在史達林領導圈的眼中，他們都是潛在的間諜和通敵分子。

一系列「反反蘇分子」和「反反蘇民族」行動構成了「大恐怖」的骨幹。行動在一九三七年夏天開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於政治局和史達林下令後結束。根據現有資料，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間，約有一百六十萬人被捕，其中七十萬人遭槍決，另外有數量不明的人死在偵訊過程中。雖然相關數據須經進一步確認，但整體而言，他們反映了「大恐怖」的規模和殘酷程度。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每天有大約一千五百名「敵人」被槍斃。這還不包括被送到勞改營的那些。就規模和殘酷程度而言，這段期間的懲治行動在史達林「治國」經驗中可謂空前絕後——即使是以世界史的尺度來衡量也足稱罕見。

以上數據有助我們了解，為何是「大恐怖」成了史達林獨裁統治及其殘忍性格的象徵。認真的研究者從未懷疑，史達林就是恐怖統治的「靈魂」，而公開檔案證實了這一點。它們清楚顯示，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的懲治行動是高度「中央集權化」的。在證明了史達林是「大恐怖」的推動者和組織者後，歷史學者們開始試圖重建他的規畫和盤算細節。在這方面，研究者已爭論多年。當然，精準重建史達林的心思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只能透過分析大量事實，重建出一個高度接近真實的圖像。當研究者分析史達林推行「大恐怖」的動機時，首先必須擺脫事件過後數十年才被虛構出的事發原因。一九八○年代，一群年輕的西方修正主義學者就提出各種解釋史達林恐怖統治的「驚世駭俗」理論。舉例而言，他們宣稱（實際上只是假設，因為他們並未握有堅實證據），「大恐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史達林的獨裁體制軟弱，而非強大，而其軟弱也表現在無力控制地方領導人的混亂與自私行為上。支持這類說法的人認為，「大恐怖」是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大混戰，很難從中理出邏輯與驅動力。因此，史達林不過是「部分參與」恐怖迫害罷了。這種先驗、立論不嚴謹的說法，在其出現之初就遭到強而有力地批判。一九九○年代初，檔案開放，前述修正主義式的說法立刻失去學術意義。檔案文件清楚地顯示：恐怖迫害是由中央主導，而且策動者就是史達林本人。

然而，過時的西方修正主義者說法竟在當代俄羅斯找到安身之處。幾乎已被遺忘的陳舊說法捲土重來——這乍看反常的現象，背後有明顯的政治因素。某些歷史研究者為史達林開脫，稱他是黨國陰謀及地方官員專斷濫權的無辜受害者。透過簡單、但與科學無關的手段，史達林支持者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另類史達林」形象——他不再是毀掉大量同胞生命的罪人。他們甚至宣稱，這位「另類史達林」其實是位民主主義者，他極力想給國家一部進步的憲法、誠實的祕密投票制，但心生警戒的地方領導人們（一九三○年代的寡頭）密謀對他不利。他們害怕在選舉中失利（他們顯然還沒學會如何「正確」計算票數），因此強迫史達林放棄他的「民主」計畫、實施「大恐怖」。總而言之，一切又是自私貪婪貴族的錯；善良且正直的沙皇無辜，可惜被脅迫了。

「另類史達林」缺乏經得起考驗的事實佐證，甚至連基本的邏輯都付之闕如。反對者只消問一個問題：「果真如此，那為何史達林在地方領導人被大量消滅後，仍不停止實施恐怖政策呢？這次又是誰逼他讓其他人流血呢？」近一九三七年七月時，當「大恐怖」政策確立，蘇聯加盟共和國各自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州和邊區委會，總計五十八位的第一書記中，有二十四人遭革職（被捕後，多被槍決）；七月，又有十一人遭遇相同命運；到了年底，幾乎所有人都無法倖免於難。書記被捕這件事足以在他們的圈子中造成連鎖效應。修正主義者視為「大恐怖」組織者的黨國幹部們其實是第一批受害者。他們受恐懼制約，努力討好史達林，極力表現順服與忠誠，盡其所能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史達林不但很有方法地摧毀黨國幹部，還不斷延長對平民實施「大恐怖」的時間。一九三八年的「恐怖」程度可說不下一九三七年，因為在這一年，所有前任地方領導人及大部分官僚，都不在人間了。

由於史達林的作為令人髮指，某些人認為，他精神失常。然而，這樣的說法並沒有精確、經得起考驗的證據支持；雖然我們的確握有許多證據，足以間接證明史達林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間的精神狀態堪屬「特殊」。例如他突然捨棄多年習慣，未前往南方度假，反而留在莫斯科領導大規模鎮壓清算。此外，他在訊問筆錄及內務部報告上留下的大量註記和裁示也透露了許多資訊。

給葉若夫同志。非常重要。一定要烏德穆爾特、馬里、楚瓦什和莫爾多瓦共和國整個掃過。

要痛揍溫施利赫特一頓，因為他沒把各州的波蘭通敵分子交出來。

給葉若夫同志。非常好！盡量挖，繼續清理這些波蘭奸細髒東西吧。

該做的不是「查核」，而是逮捕。

華特（德國人）。痛打華特。

要分析史達林為何在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間「猛爆性震怒」，我們可以參考近年才開放的演說紀錄逐字稿。除了思緒紊亂、笨口拙舌，他的這些演說還有一個特色——充斥陰謀論和敵人無所不在的執念。在此試舉數例。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史達林在國防部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每位黨員、正直的非黨員和蘇聯公民不但有權力，更有責任通報他發現的缺失。就算他的通報只有百分之五的真實也好。」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克里姆林接見冶金及煤業勞動模範時，史達林說了以下這番讓在場人士「驚呆了」的話：「我甚至不確定——各位，非常抱歉，請原諒我必須這麼說——在場所有人都是站在人民這邊的。我不確定，甚至在你們之中——我再次道歉——是不是也有人既給蘇聯政府工作，又給西方的某個情治單位包養，不管是日本的、德國的，還是波蘭的。」在公開出版的官方版會面報告中，這幾個句子被拿掉了。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且完全證實了蘇聯外貿部長羅森戈爾茨的說法。這個說法可見於他的偵查卷宗內。羅森戈爾茨很了解史達林。他說，史達林的疑心病已到了「瘋狂」的地步。根據羅森戈爾茨的說法，史達林其實轉變很大。先前，他在聽報告時，還能平心靜氣地簽核上呈文件。但現在，他的「情緒不時爆發，而且是失去理智的暴怒」。「史達林之怒」自然不能等閒視之。無論如何，它是「大恐怖」之所以大、之所以特別兇殘的重要原因。不過，史達林的激動狀態並不能完全說明事件本質。至少，有幾個關鍵問題無法單以「史達林之怒」解釋：他的怒火到底是燒向誰，為何非得在一九三七年燒起來不可？

影響史達林心智狀態的可能因素之一是蘇聯再度經歷了一場饑荒。受到集體化政策荼毒的蘇聯農村，就連在相對豐收的年月也只能勉強供糧給全國。一九三六年的收成不佳。來自各地區的大量信件（包括指名給史達林的）顯示，一九三六年秋到一九三七年春，蘇聯境內饑荒蔓延。城市的狀況尤其吃緊，因為饑餓的農民無視重重困難，湧向市區尋找食物。一九三七年，檢察官維辛斯基就數次告知史達林，在蘇聯各地區有農民偷病死動物屍體吃、人吃人及殺害孩童的現象。饑餓往往會加深社會緊張。內務部定期向史達林報告社會上的反政府言論，以及集體農場罷工、農民往市區逃難、牲畜因缺乏飼料而被宰殺的現象。特務典型的應對策略就是加強逮捕「敵人」、「破壞分子」和搗毀「反革命組織」。

內務部於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間呈給史達林的報告中，不時出現這樣的訊息：民間盛傳戰爭即將開打，而且「未戰先敗」的情緒蔓延。以下就節錄來自內務部北高加索邊區支部極具代表性的報告，說明當時的社會氣氛：「在我們村，人們幾乎就只討論和戰爭有關的事。全體農民都反蘇維埃政權。他們說：有戰爭又怎樣，能趕快把這個政府打倒最好；就算會過得比較差，只要不是布爾什維克當政就好。既然布爾什維克把我們洗劫得一乾二淨，那就讓他們牢牢記住，我們不會饒了他們的。」事實上，在史達林掌權期間，蘇聯社會中的失敗者心態（失敗主義）、反蘇情緒和行動從未中斷。不過，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間，國際局勢變了。大戰威脅已不僅僅屬於「假設」或「臆測」的範疇，而成了血淋淋的事實。這對史達林而言十分重要。

為更好地了解史達林體制的本質及其個人特質，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蘇聯崛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其藉由贏得內戰站穩腳步，而這內戰是有外國勢力介入的。蘇聯是個隨時處於備戰狀態的國家。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是靠著戰爭掌權的；他們總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在國外敵對勢力與國內反革命分子聯手攻擊下，失去權力。因此，對布爾什維克而言，備戰有兩個層面：強化軍事經濟及堅實後方，內容包括消除實際的及潛在的內部敵人。

※本書作者為莫斯科「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深研究員，專長領域為史達林主義，研究史達林逾二十年。他以新近公開或解密的檔案史料，諸如：史達林私人信件、備忘便條、政治局文件、國安機構資料等為基礎，建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論述。著作尚有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2005）、In Stalin’s Shadow （1995）等。／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