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精選】渴望正義與安全,卻把國家推入暴力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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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 2016年09月14日 18:16:00

在今年春天的菲律賓總統競選期間,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曾承諾處決大批罪犯,數量多到能讓馬尼拉灣的魚因食用這些屍體而「膘肥體壯」。

 

自6月30日上任以來,杜特蒂似乎在盡一切努力實現那個恐怖的目標。從那時算起,有超過1800人死於警方和治安隊員之手,而且這股風潮沒有任何減弱的跡象。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許多受害者似乎都是無辜的,沒有一個人在法庭上被證明有罪。但這項打擊行動引起了公眾的共鳴,杜特蒂的受歡迎程度一直在高漲。

 

杜特蒂上任後,以暴力手段掃蕩毒品犯罪。  (湯森路透)

 

是什麼在激發這種法外暴力?無獨有偶,這類殺戮與哥倫比亞、墨西哥、瓜地馬拉、泰國和其他一些地方此前出現的殺戮潮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我們很容易將它歸為簡單的善惡之爭,只讓其中的惡人背負責任。不管這個惡人是指像杜特蒂這樣的執法者,還是他們聲稱在消除的犯罪分子。

 

但研究法外殺戮的社會科學專家表示,真實的情況要更複雜,也更有悲劇性。往往是受害社群自身不自覺地為這種暴力創造了條件。

 

 

研究人員表示,它通常始於一個軟弱的政權和一群極其渴望安全感的民眾。短期利益的刺激促使所有人做出糟糕的決策,最終導致這樣的暴力行為發生,而一旦它達到菲律賓事件那樣的血腥程度,就幾乎不可能再被阻止。

 

引子

 

表面看來,菲律賓的麻煩是在選出杜特蒂當總統之後開始出現的。幾十年來,這位自大的省級政客一直支持將法外殺戮當作控制犯罪的合理手段。

 

但這個問題真正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杜特蒂的前任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統治期間。專家表示,這是因為這類法外暴力行為背後真正的原因,在於公眾對國家機構喪失信心,轉而依靠更直接的懲罰和控制手段。

 

 

在2010年,艾奎諾三世以承諾支持法治和人權而當選總統,但他沒能解決菲律賓司法體系腐敗無效的問題。他領導的政府也遭遇了一系列與安全有關的醜聞,包括2010年的馬尼拉人質危機。

 

或許最關鍵的是,艾奎諾三世被看作既懶惰又軟弱,不願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國家問題的領導人。

 

對政府無力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不滿,增強了民眾對新領導層的需求,而該新領導層須選擇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提供安全保障。

 

「事實上,菲律賓的司法制度、法院系統已經崩潰了,」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亞洲分部副主任林海(Phelim Kine)表示。

 

菲律賓警方嚴查民眾,導致社會瀰漫不安的氣氛。  (湯森路透)

 

林海稱,有權有勢的人常常可以完全逃脫法律的制裁。「考慮到腐敗,以及人們可以花錢買通員警做保護傘或者花錢免災的觀念等因素,」他說,「把政府和司法制度視為問題的組成部分而非解決方案的菲律賓人只會愈發失望。」

 

需求

 

當人們開始認為司法制度腐敗透頂、漏洞百出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沒人保護自己,免受犯罪行為的傷害。這種面臨威脅之感讓他們樂於支持自發的治安暴力行為,他們覺得這種暴力是恢復秩序、保護其人身安全的最佳選擇。

 

在墨西哥城的墨西哥科技自治學院(Mexico Autonomou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私刑等治安殺戮行為的聖瑪麗亞教授(Gema Santamaria),以及佛羅里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中心的研究主管克魯茲(José Miguel Cruz),曾利用拉美各地的調查資料,來探尋是什麼導致人們支持法外暴力行為。

 

 

基於來自各個樣本國家的資料,可以得出極為相似的結論。對本國司法機構沒有信心的人,更有可能認為自發的治安暴力行為是正當的。相比之下,在那些司法機構更為強健的國家裡,人們更有可能排斥法外暴力。

 

聖瑪麗亞說,人們訴諸民間治安暴力來代替正式的司法系統。它們可能有多種形式——比如,墨西哥的私刑暴徒或哥倫比亞的準軍事「自衛」武裝——不過,核心動力是一樣的。

 

「如果國家的司法體系不能提供保障,那麼久而久之,就會產生某種懲罰文化,」她說,「不管員警會做什麼,你想要正義,而那將是暴力的正義。」

 

令人意外的是,這種訴求包括越來越支持警方動用法律之外的嚴厲手段。「這似乎很反常識,」聖瑪麗亞說,「如果你不相信員警會法辦罪犯,那麼你為什麼信任他們,任他們扭曲法律?」

 

她說,對迫切渴望安全的人們來說,員警暴力所施加的直接懲罰,似乎比等待腐敗的體制去採取行動要有效的多。

 

數千人死於杜特蒂掃毒行動的暴力殺戮當中。  (湯森路透)

 

因此,久而久之,人們對國家機制的失望以及對犯罪和不安全的恐懼,會導致他們要求威權主義暴力——儘管意味著要賦予那些原本未能提供安全保證的腐敗的、有缺陷的機制更多權力。

 

人權觀察組織的林海說,一旦政府表明,沒有人會因為法外處決承擔法律後果,「那麼任何心存怨恨又有槍的人就獲得了傷害他人的許可,不必擔心後果」。

 

這就會激發公眾要求採取更多法外暴力,以平息這個問題。最終,情況會發展至失控。

 

林海提到菲律賓棉蘭老島的塔古姆市。那裡的市政府鼓勵不當班的員警及其合作者以嚴厲打擊犯罪的名義殺害輕罪歹徒,包括街頭兒童。

 

林海說,一旦他們可以如此行動而不受懲罰,這個殺戮隊就開始為金錢替別人殺人。反對他們的人,包括部分員警,會被認為是敵人,經常成為謀殺目標。這座城市變得更加危險、沒有法紀,對普通市民造成毀滅性後果。

 

 

聖瑪麗亞說,真正的問題不僅在於暴力,而在於它改變了社會規則:什麼是能被接受的,什麼是生存所必需的。

 

聖瑪麗亞說,親人被不公正殺害的人視暴力為實現正義的正當途徑。她補充說,一旦暴力成為解決糾紛、施展力量的可接受方式,人們就很難信任其他任何體制了。

 

陷入這種愈演愈烈的惡性循環的國家很難重建秩序。復仇文化扎根,法治遭到排擠。當國家本身鼓勵非法暴力時,國家官員也就喪失了要求民眾遵守法治的資格。

 

死在菲律賓暴力掃毒行動下的民眾,可能是毒梟、也可能是善良守法的老百姓。  (湯森路透)

 

在瓜地馬拉,數十年的法外暴力導致成千上萬人喪生,殘暴的街頭匪幫大行其道,數萬名兒童難民前往北方尋求安全。

 

在哥倫比亞,民間治安「自衛隊」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成龐大的準軍事組織。他們加入國家支援的反叛亂組織,成為該國毒品交易的主要參與者,也是內戰的一個參與者——他們對被認為是敵人的平民進行特別殘酷的攻擊,讓他們出了名。

 

這可能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令人擔憂的一課:要摧毀一個社區的和平和安全,並不需要借助邪惡。普通人對安全的渴望,加上薄弱的制度和絕望中只顧眼前的思維方式,會導致一個國家陷入不斷惡化的災難。

 

By Amanda Taub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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