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原始」創辦人余紀忠先生之夫人蔡玉輝女士於上月（4月）25日安詳辭世，享年98歲。這位中時同仁慣以「余媽媽」暱稱的長者，雖然極少到報社走動，卻總在關鍵時刻發揮「橋樑」的角色與作用，讓余先生與社內同仁之間的矛盾與疑難，化解於無形。她的逝世，令曾為中時一員的我，格外感念與追思；也不禁回想起，在臺灣政治風雲詭譎之際，余先生仍關懷兩岸未來的發展，且念茲在茲赴大陸辦報、一展宏圖的心願，最後仍抱憾而終的種種歷程。

余紀忠夫人，中時同仁的余媽媽

中國時報同仁慣稱余紀忠為余先生，主要是他以報為家，對待同仁宛如家人。很少看到他疾言厲色，卻也從未見他輕佻嘻笑，他總是面帶嚴肅，但嚴肅之中自有幽默，常常一句話就化解了疑難雜症。雖然他充滿溫馨與笑容，予人「即之也溫」的感覺，但多數同仁仍對他敬之、畏之、遠之，能躲則躲，答覆他的問題往往簡短扼要，不願多談，因此他每次蒞臨編輯部，同仁皆「行禮如儀」，希望他趕快離去。

余媽媽則很少到編輯部，一般同仁甚至從未見過她，我們幾位同仁因經常應召至余先生家中談些報社的重要事務，並留在余府用餐，所以才能見到余媽媽。除了問好外，她常與我們閒聊一些家常瑣事，因而對我們的家庭背景、偏好與生活方式，均有所了解。她很少過問報社公務，也不在我們討論新聞時插話或表示意見。在我們的心目中，她就是典型的「余媽媽」，慈祥、高貴、溫暖，關懷我們的生活，她也從我們的閒聊中，得知某些幹部的個性與家庭狀況。每次在余府用餐，我們都希望余媽媽在座，氣氛可以鬆弛一些，話題也能廣泛一點，如果我們討論的問題比較敏感或複雜，她則會進屋閃躲，儘量不涉報社業務。

因為「余媽媽」三個字本身就有親切宛若家人的感覺，許多同仁（尤其女性）很多不便直接向余先生反映的事，往往透過余媽媽為之說項，進而得到滿意答案的比例幾乎超過50%，成為同仁與余先生之間一個無形的橋樑，很多公、私雜事、棘手難題，余媽媽發揮潤滑劑的功能，破解許多同仁與報社不足為外人道的疑難雜症。

夜半電話，余媽媽諄諄告誡

我也未能例外。1994年初的某一天深夜，下班返家後，沐浴完畢，打開電視鬆弛一下神經，忽然聽到電話鈴響，一時之間感到非常納悶，如此深夜，怎會有電話來找？我雖有弟、妹居於紐約，但他們素知我的作息時程，從未深夜擾我。我拿起話筒：「喂！哪一位？」電話中傳來溫柔的細語：「我是余媽媽，有要事跟你談一談。」我十分驚訝，幾乎說不出話來。這麼晚的時辰，余媽媽竟然打電話來，必然是不妙的大事。我支支吾吾地問：「什麼事呀？有勞余媽媽這麼晚還打電話給我？」她慢吞吞地說：「國基呀！你在外面不要亂說話！」「怎麼啦？」「你在外面放話說，余先生的報社政策真奇怪，李登輝執政，不可妄議；民進黨的民主運動，不可批評；共產黨正在改革開放，也不要亂罵，那我們這份報紙立場何在？什麼話題才能夠針砭、評論？這些話是你說的嗎？」我一時語塞，這些話的確是我發的牢騷，我只能承認，不敢狡辯。停了數秒，她又說：「國基呀！中國時報有一千多人要吃飯啊！余先生的內心是相當掙扎的，你不能體諒嗎？以後講話要小心謹慎啊！」

電話掛斷，我徹夜未眠，認真思考她提出的問題。最先想到的是，為何不是余先生親自打電話來，或者與我約談，而是由余媽媽出面打這通電話？我猜想余先生一定在氣頭上，對我的言談極為不滿，由余媽媽打電話來，可以大幅減低我與余先生可能發生的衝突。

我暫時未作回應，也猜想得到是誰對老闆透露我這番不滿而刻薄的言論。

力排眾議，支持李登輝接班

事後細細思量，以當時的政治情況而言，我的看法與分析沒有錯，余先生的政策指標也沒錯。在那個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中國時報的「三不批」政策，的確有它的時空背景與政治考量，但我既掌管言論，又怎能每天僅寫些無關痛癢的評論稿？這就是矛盾之所在。

1988年蔣經國在任內逝世後，臺灣政壇不可避免地出現相當的動盪與微妙的變化。李登輝依據憲法正式接任總統，但他此時只是一個空殼子的領導人，他沒有班底，沒有軍權，也沒有執政的團隊，唯一信得過的人，只有一個蘇志誠。在蔣逝世當天舉行的國民黨中常會，巧逢余紀忠擔任主席，他力主依憲法應由副總統接任總統，而另一位全力支持李登輝的，便是宋楚瑜。

這兩位大膽站在台前的人物，擋掉了黨內反對的聲音（包括蔣宋美齡反對的信件），終於讓李登輝坐上了總統的御椅，雖然當時有所謂「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對抗，但黨內有宋楚瑜的全力支持，輿論界有余紀忠的民意奧援，加之李登輝具有高明的政治謀略─他讓李煥繼續擔任行政院長，以求政策之延續、政局之穩定，次年六月一日任命參謀總長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這顯然是收買軍方的妙招。軍方穩定，他的權力便自然鞏固了。

事隔30年，回首當年，如果余先生知道李登輝即位後的執政方向與做人行事的權謀多變，他一定不會全力支持李登上總統寶座。當時，余先生對於在中常會中力主依憲法解決蔣經國的繼承問題，是對國家危疑震撼之際的一大貢獻，言談之間甚有得色。他那時對李的能力、學識、經歷能否擔此大任，並無很大的信心。有一次，他很得意地說：「李登輝很聽話，我對於施政方向及用人的建議，他都聽進去了。」我們也聽說，李就任後一段時間，常與余先生及宋楚瑜一起用餐，共同討論國事。這段「蜜月」期間大約維持了半年，余先生對李的態度就逐漸轉變，常有不滿言詞出現，及至郝柏村下台，李已坐穩大位，黨政軍皆入其掌中，睥睨一切，余先生終於對李徹底失望。

理念分歧，與李登輝漸行漸遠

如今看來，李、余間的政治理念，相距何止千里，以余先生在政壇的縱橫裨闔，以及對人間世態的洞徹細緻，居然未能透識李登輝的另一面目及內心世界，恐怕是余先生一生中最為飲恨的敗筆。

但李登輝權勢逐漸穩固，中時也不願在此當下，批評李的施政，何況他在1990年又宣佈成立國統會，而國統會的宗旨開宗明義就指出：「依民主、自由、均富之原則，力促中國之統一。」余先生力挺國統會，尚指望經由國統會之成立與發展，李登輝能顧全大局，與大陸建立對話機制，走向兩岸的和平統一。因此從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間，余先生的辦報方向為盡力促進兩岸的和平交流。他力主三通，鼓勵臺商投資大陸，而中時與大陸的同業或學者不僅有密切交往，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他後來深切了解李登輝組成的「國統會」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遮掩兩方面的耳目，其一當然是對岸的中共，使他們不致質疑他內心中的臺獨傾向，以免造成對抗的局勢；另一面乃是安撫島內反臺獨而極度認同中華民國的軍、公、教勢力。尤其是軍中幹部，率皆出身黃埔，對中華民國這塊招牌以及兩蔣的尊崇，是無可取代的。他們雖然反共，但對中國大陸的故鄉之情也念念難忘，而對島內的臺獨論調，其反感甚至超越對中共的敵意。余先生此時的心情便屬此。他認為，大陸自鄧小平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後，與過去毛澤東主政時的專制集權、民不聊生，與外隔絕的世界，已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舵，假以時日，中共必將與進步的世界合流，走上民主、自由、繁榮之路，只是我們要有耐心，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必有成績出現。

六四事件，衝擊故國之夢

當時編輯部的同仁對余先生這種故國之夢，雖表同情，但並未如余先生那麼樂觀與嚮往，尤其1989年發生震撼全球的六四事件後，大家都認為，大陸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已毀於一夕，中共已轉向回頭路邁進，經濟發展一落千丈，國外投資卻步，「中國崩潰論」在西方學術界甚囂塵上，引起全球的迴響，甚至美、港的親中媒體也一面倒的予以無情的指摘，直批這是一個倒退的象徵，也許歷史又要重寫了。反應最激烈的，居然是香港最親中的文匯報，總編輯並為此辭職，以示抗議。

而最令人不齒的媒體，竟是紐約的華文報「中報」，它的立場一向親中，原也無可厚非，但對於六四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居然一面倒的傾向中共軍方，誤導六四的實情，更對批評者予以「反批評」。中報這種倒行逆施的作風，引起了報內同仁與讀者的強烈反感，該報編輯部在千夫所指的情況下，紛紛辭職求去，總編輯林博文也向老闆傅朝樞力辭，退報函電亦不停湧來，形勢如此，只能宣佈停刊。中報自1982年創刊，迄1989年停刊，其間起伏，日後再作詳述。

六四事件對大陸雖有極大的衝擊，但中共畢竟是中央集權國家，在強制手段下，使事態僅限於北京一隅而未擴大，上海雖有學生蠢動，但黨委書記江澤民「處理得宜」，竟然只是雷聲大雨點小，以致獲得鄧小平的青睞，取代趙紫陽成為接班人。所以六四事件開始時，影響極大，惟收場得宜，幾乎兩年後便已恢復正常。

一度考慮恢復「美洲中時」

余先生在六四發生後不久，曾認真考慮再赴紐約恢復發行「美洲中時」。他認為，中國大陸之亂必然繼續擴大，美國的言論自由土壤以及華人的不斷增加，恢復美洲中時必將對兩岸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派遣次子余建新赴美部署並購置辦公處所，私下也與我們這些美洲中時的老班底提出他的構想。此時，他還處於猶豫階段，我則持反對意見，力主不可行。

我的理由是臺灣已正式解嚴，言論自由，報禁開放，與十年前的情況有天壤之別，新的美洲中時也許可以取得市場優勢，但已無影響力可言，海外臺灣僑民極易獲得臺灣完整的資訊，而大陸僑民關心的乃是自己國內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訊息，我們既不可能派遣專業記者進入大陸採訪，得不到第一手資料，對大陸怎麼會有影響力？美國復報之事，終因六四事件逐漸落幕，大陸也逐漸步上正常的軌道，而不了了之，未見余先生再提此事了。

六四之後，外資卻步，臺商乘機湧向大陸投資，佔了很大便宜，有人說，六四後的經濟復元，臺商居功第一，而臺灣國內卻因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失去了不少寶貴的賺錢機會。余先生在政府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更念茲在茲的希望兩岸加強來往與溝通，使經濟互蒙其利，此時大陸來訪的各種官方與非官方團體絡繹於途，而到臺北必先赴中國時報拜訪，交換看法，也讓我們見識到他們各方面的快速進步。

在港發行周刊，欲轉進大陸

很顯然地，余先生的心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大陸辦一份「中國時報」，而大陸方面給他的訊息卻是敷衍與假情假義。當時余先生所獲訊息都是正面的，大陸來客都表示歡迎臺灣中國時報的專業人才能開啟大陸新聞的一道小門，逐步促使大陸的新聞業獲得進步。

余先生信以為真，派余建新赴上海購置大樓，準備一展宏圖。這些空話，似霧非霧，最後隨風而逝。余先生當然深知中共管制言論，從未放鬆，較之國民黨不可以道里計，於是他退一步思考，是否在上海辦一份財經月刊或周刊，不涉政治，先贏得中共信任，俟時機成熟再進軍日報。他派遣杜念中先生專司其事，來往臺滬之間（其時仍需從香港轉機），念中兄往返頻仍，最後仍無疾而終，足見中共對私營媒體始終戒慎恐懼，儘管談判時表達歡迎之忱，一旦實際行動，又是一副面目。余先生終於對大陸辦報死了心，於是另起爐灶，考量從香港切入，先自香港建立灘頭堡，贏得中共的信心後，再進軍大陸，於是籌劃在香港發行一份周刊，做為靠近大陸的基地。

在香港登記發行的這份周刊，名稱就叫做「中國時報周刊」。其實這份周刊未至香港前，已在臺北發行了好幾年。余先生將這份周刊與上市已久、卓有聲名的「時報周刊」，在內容上作了區隔。「時報周刊」專攻藝文、影視、趣味性或內幕性新聞，而「中國時報周刊」則以政治新聞、兩岸新聞以及深度評論為主，他命我兼任發行人與總編輯。既要與時報周刊有別，並與每天出刊的報紙有不同面貌，全體同仁費盡腦力，力求嶄新的創意，而政論文章的作者也需避免與日報雷同，因此這段時間，我的工作可說相當繁重。

周刊停刊，大陸辦報夢碎

及至香港登記通過，我們在香港舉行了一次盛大而豪華的開幕儀式，廣邀香港各界名流與會，席設東方文華酒店，據當地新聞界朋友轉告，這是香港華文報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賓客最多，左、中、右派竟能雲集一處的盛會。

繁華落盡，畢竟要以內容取勝，才能在市場上獨佔鰲頭，贏得佳評。但我們在臺灣從事文化工作，與香港畢竟有所隔閡，市場熱鬧了一陣，後繼無力，宛如煙火般，燦爛天空僅僅數十分鐘，然後一切歸於寂靜。我分析原因，有下列數端：

一、編輯部仍留臺北是最大的錯誤。臺北人習於臺北的觀點去思考，與香港有很大的落差，大部分香港讀者都不能接受臺北人看香港的模式，更認為從臺北看大陸，往往是笑話連篇，與事實相去甚遠。

二、香港與大陸早就互有來往，廣九鐵路每日數班，香港記者不論左派或港派，都有大陸各地的人脈，不論報導或分析，均能切中時弊，對有利於港人的商業訊息也能詳盡報導，我們既無法派遣記者進入大陸採訪，對港人的需求也霧裡看花，看不清真切的花容花色，甚至錯誤百出。

三、我們雖設有香港辦事處，也派駐特派員，但他們對這份周刊用臺北觀點談問題，早就嗤之以鼻，與總社也離心離德，供稿量既不足，內容也極貧乏。在這種情況下，雖勉強維持數月，終於忍痛放棄，「中國時報周刊」在臺北市場雖仍繼續發行，惟報禁開放後，報紙頁數大幅增加，內容推陳出新，多采多姿，這份周報的功能不斷下降，在曇花一現後，終於關門大吉。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