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G20大會由中國輪值主辦，當局花費巨資，不惜驅趕蟻民，以營造盛世儀表，西湖歌舞，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萬國來朝，迎來送往，凸顯出一派大國氣象，不料，一場兇殺自殺案，輕易地就戳破了好一派大國盛世的氣氛。

2016年8月26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村民楊改蘭，在殺死最大6歲，最小3歲的4個孩子後，服毒自殺身亡。幾天后，其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滅門慘劇，震撼人心，隨即，通過跟進媒體的初步報導，人們發現，慘劇發生在最貧困地區的最貧困家庭，這一事件也就迅速、廣泛地與此前花費巨資的盛世大國氣象聯繫在了一起，引爆了大眾的情緒。

從心理學的角度，如此慘劇的發生，很難僅僅歸因於貧困，但是，人們更難接受，在一個自詡盛世大國的時代，怎麼會有這樣的慘劇發生？儘管事實真相尚有待進一步挖掘，前後因果、未來出路等等仍有待進一步的討論，但對於當下民情而言，盛世繁榮與赤貧慘劇的直接對比，就已經構成了難以抵抗的心理衝擊，強烈地迴盪在人們心頭，揮之不去，這種情緒也隨之發酵，越來越強烈，以致一篇名為「盛世中的螻蟻」的文章，七拼八湊乃至邏輯不通，卻在微信朋友圈中，成為了現象級的刷屏文（洗版文）。

一個事件能夠引爆大眾情緒，必然是有什麼東西，共同存在於許多人身上，在平時，它或許隱晦，以致習而不察，卻於突然之中因某個事件的撞擊，而一同甦醒，其實，在這一年裡，這樣的事情已經一而再、再而三了：在被百度搜索欺騙的魏則西、在被北京警察打死的雷洋、在被詐騙後、報案不獲回應，最終自殺的女大學生徐玉玉...的遭遇中，大眾的類似情緒曾一再被點燃。

個體生活卑微如螻蟻

國家如此強大，盛世如你所願，可個體的生活卻卑微如螻蟻，甚至隨時可能遭遇滅頂之災。這是一種疲累而又不安的感受，其一再點燃，表明其普遍的存在。按說，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也確實大面積地消除了飢餓和赤貧，誕生了數以億計的新生中產階級，可為什麼人們還是普遍感覺：所謂的大國盛世，其實是與民眾福祉脫節、乃至對立？而上述所有輿論事件中，感受最為強烈的，又往往是新興中產，他們心中一觸即痛的脆弱部位，究竟是什麼？

中國的經濟發展，來自市場機制的引入，與此同時，仍大體維持了既有的政權、行政和社會管理體制。在極低的發展起點下引入市場機制，不僅很容易就獲得了持續的高速增長，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引入市場機制，對於極權體制來說是一種退讓乃至放棄，人們有理由期待，在持續的經濟發展的推動或「倒逼」下，體制將會進一步退讓，社會空間將進一步成長，最終，在社會的成長和體制的變形之下，將會迎來「小政府、大社會」的可能，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憲政民主轉型。

在這一圖景中，首先，政府逐步轉變為服務型政府，社會也就是民眾最終將獲得經濟發展成果的大部分份額，其次，民眾將逐步擁有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以及更充分的發展機會，獲得包括政治權利在內的各種權利，其三，中產社會的形成、社會空間的擴大，將為包括慈善公益在內的各種社會發展提供可能，最後，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適當的轉移支付，能夠為底層民眾提供兜底。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這些年頭里，至少在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心目中，這樣的圖景不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伴隨著持續的經濟發展下自身境遇的改善，中國新興中產維持著相當的樂觀情緒，以及對應的幸福滿足感，同時，基於對未來的良好展望，新興中產階級對於現行體制有著更多的親和、包容和支持，在我的觀察中，這一樂觀的情緒以及對應的親體制立場，於2008年奧運前後達到了最高。

未朝「小政府、大社會」方向轉變

然而，事與願違，在經濟發展的刺激下，既有的政權、行政和社會管理體制確實作出了相當的變形，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但總體而言，並未朝著「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轉變，恰恰相反，與曾經的圖景相反，體制依舊佔據了絕大部分的關鍵資源，並系統、持續攫取經濟發展的大部分份額；而攫取到的經濟成果，又被系統地運用到政權、行政和社會管理體制的強化中，以盡力掌控新興的社會力量，佔領新興的社會空間，從剛性維穩到網格化維穩，尤其是近年來針對網絡（路）空間、法治維權、NGO組織、包括民間宗教的全面壓制中，可以感受到一個更有壓制性、也更為強大的專政體制的運行。

如此現實，擊破了曾經存在的廣泛幻覺，也從心理上改變了廣大新興社會階層與體制的關係，尤其是對於所謂新興中產階級來說，已經解決了生存和初步發展問題，他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安全，以及更充分的發展機會，而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權利的落實，需要一個包容性的製度，而如今，其所感受到的卻是權利的持續被壓制，自身利益的被系統性的攫取，展望未來，看到的則是體制的日益剛性和封閉，社會空間在被壓制下萎縮，由此不難感受到，自己與體制其實處於一種直接對立的關係之中，既然如此，國家強大而自己並不因此幸福，盛世又與我何干！

魏則西、雷洋、徐玉玉、楊改蘭......這一系列事件所引發的輿論熱潮，其持續、高密度地出現，反映出其共同的心理根源，也就是所謂新興中產階級的脆弱和焦慮，而這一脆弱和焦慮，來自於憑藉利益攫取而更大強制的專政體制的存在，以及其新興中產的權利訴求的持續壓制，對其經濟利益的持續攫取，與這樣一個更加具​​有壓制能力、也更加具有攫取性的專政體制處於直接對立的關係之中，凸顯了新興中產階級的脆弱，而在壓制下原子化的、分裂的弱小社會，則預示著一個更加惡劣的無望未來，放大了新興中產階級的無助和焦慮。

正是這樣的失望和悲觀情緒之下，2016年，成為了新興中產階級焦慮集體爆發的一年，而與之相伴隨的，還有盛世幻像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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