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部當改回理藩院

余杰 2016年09月19日 07:01:00

2016年,終於又有了一場盛況空前的G20峰會。(路透)

當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所憧憬的「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終於到來之際,趙家的領袖們個個盛裝登場,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江澤民遇到了香港回歸中國的盛典,胡錦濤遇到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習近平則在2015年舉辦了一場「貪天功爲己有」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閱兵大典——可惜西方大國的元首全部缺席。

 

2016年,終於又有了一場盛況空前的G20峰會,十九個大國恭恭敬敬地來天朝朝拜,真個是「暖風熏得老大醉,直把自己當上帝」——誰能於瞬間遷走數百萬杭州市民?誰能讓萬家爐灶每天不生火?誰能讓街道上全都是穿著艶麗旗袍的美女?在座的十九名藩王,哪一個做得到?

 

既然天朝有諺語說「客隨主便」,那麽主人就要給某些自以為是的客人一個「下馬威」。 一直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如今終於嘗到了東郭先生的苦果。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西方民主國家坐視納粹德國擴軍備戰,就已經嘗過了同樣的苦果。中國民間早已稱呼習近平爲「習特勒」,偏偏西方世界還以為他是一個可以談判的對象。當美國總統的轉機空軍一號降落機場之後,中國不提供飛機旋梯,也沒有紅地毯,奧巴馬只好從飛機肚子下面鑽出來,好像到了硝煙未散的阿富汗戰區一般。

 

對於奧巴馬遭到的刻意怠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如此回應說:「為東道國,我們應該盡可能在確保現場採訪秩序和安全的情況下,給媒體提供便利和服務,同時到訪國他們也應該尊重和服從東道國,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和安排。我想這些都是常識慣例,也是起碼和基本的禮貌,這些道理大家都應該懂的。美國人經常說自己是世界老大,怎麼到這個時候連這點自信都沒有了呢。」北京人說話,能夠不動聲色地氣死對方,華放言人不愧為千錘百鍊、伶牙俐齒的巾幗英雄。

 

此前,有一些國際媒體「善意」地猜測,或許是中美雙方低層級的官員之間溝通不暢,才造成禮儀上的失誤。但是,華春瑩的這番冷嘲熱諷清楚地表明,這是中共故意羞辱奧巴馬的手段。華春瑩沒有表示絲毫的歉意,反而口出惡言,她對美國的諷刺挖苦使得一些中美關係觀察家感到驚訝。北京一位知名專欄作家評論說:「中共建制67年,這樣的外交部發言人還真少,表情作足:有媚,有賴,有邪;無正,無威,無信。」其實,這位評論家是少見多怪了,華春瑩並不是第一個「沒有禮貌」的外交部發言人,此前中國外長王毅不就在加拿大的記者會上對女記者發飆嗎?華春瑩效仿的對像是王毅,王毅效仿的對像是習近平——習近平還是王儲的時候,就在訪問墨西哥的旅途中,痛罵「西方人吃飽了沒有事幹,對中國指手畫腳」。

 

這個小插曲的背後,是唯我獨尊的「天朝觀念」從潛流變成了主流。習近平真以為他是自詡為「天之驕子,世界之人」的乾隆皇帝,甚至比乾隆皇帝還要偉大。1793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的隊伍抵達北京,受到乾隆的接見。這次會見,被認為是近代東西方一次至關重要的接觸。在英國使者面前,乾隆皇帝展現了一個東方獨裁者不加掩飾的傲慢、保守和愚昧,他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他甚至詢問對方:「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乾隆特別詢問到英國與俄羅斯的地理關係,因為他所知道的洋人惟有跟他祖父康熙打過交道的俄羅斯(羅剎國)。

 

到了習近平時代,外交部又被打回了理藩院的原形。(路透)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歷代王朝不遺餘力地強調中國中心論,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中華帝國晚期的納貢體系,就是爲在禮儀上制度化地表達不平等和等級制而精心設計出來的。在納貢體系的實踐中,中國表現出自己是個中央之國,周圍是一些文化低賤的藩屬國,其統治者接受中國的冊封,進而按約朝貢並與中國互市。」中國從來不願意接受「多國世界」的觀念,而拼命捍衛「無鄰邦帝國」的自我認知,即便中國長期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甚至漢人創建的朝廷(宋、明)被異族徹底滅亡。

 

清朝建立之後,滿人很快接受了中國人的這套世界觀,美國學者曼考爾對這種世界觀作了簡明的概括:皇帝主持著爲保持宇宙和諧所需要的禮儀,而在他面前出現的失禮行為事實上就是宇宙秩序失諧的表現。對於那些願意滿足中國皇帝的面子和自尊心,願意忍受暫時的自我羞辱的「藩部」而言,立刻會得到皇帝加倍的賞賜。中國人的對外貿易服從於政治和觀念,寧可在生意上吃虧,也要保持朝貢體系的穩定和延續。

 

清朝設立了一個專門的衙門,即理藩院。這個部門除了處理蒙古、西藏、回部、東南亞諸國的事務之外,還兼管與俄羅斯的外交。俄羅斯覺得受到了羞辱,清朝的官員則用甜言蜜語掩飾過去。乾隆在接見英國使者的時候,將英國和俄羅斯併列,不是要顯露自己的無知或好學,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既然俄羅斯是諸「藩」之一,英國也可以被納入眾「藩」之中,英國國王不可能與我這個「天可汗」併駕齊驅。

 

這次會面的半個世紀之後,乾隆的子孫們再也不能如此威風凜凜了。中國的朝貢體系在鴉片戰爭以及多次與西方列強的戰爭中節節敗退,最後如紙糊的房子般轟然倒塌。清廷不得不改「理藩院」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再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可以跟西方近代文化和國際秩序接軌的「外交部」。正如近代史學者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所說,中國不是近代世界規則的制定者,作為近代化的遲到者,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能挑戰世界已有的規則,更不能對這些規則採取非理性主義的衝撞或魯莽蠻橫式的摧毀,而是應當引導國民盡快接受、盡快適應這些國際規則,利用這些國際規則來加快自身的發展和進步。中共建政以來,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按照前一種方式橫衝直撞,幾乎與整個世界為敵;後三十年則多多少少悟出了這個道理:只有後一種路徑才能利己利人——所以中國加入了WTO以及各種國際公約。

 

如今,習近平又要走回頭路了:一邊開G20峰會,一邊讓御用學者金燦榮拋出2020年用武力一舉解決南海和台灣問題的戰爭宣言;一邊在桌面上與奧巴馬稱兄道弟,一邊在桌子底下耍小動作讓對方難堪。鄧小平時代及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國外交部至少在努力學習如何用文明的方式與世界對話,如何以平等的態度與世界各國「外交」;到了習近平時代,外交部又被打回了理藩院的原形。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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