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國基專欄: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1)-《編輯台憶往》之六

俞國基 2018年07月01日 00:00:00
1981年8月,吳基福從夏曉華手中接下「臺灣晚報」的牌照,改名為「臺灣時報」,在高雄發行。他的資金來源幾乎全是醫界菁英。(圖片摘自網路)

1981年8月,吳基福從夏曉華手中接下「臺灣晚報」的牌照,改名為「臺灣時報」,在高雄發行。他的資金來源幾乎全是醫界菁英。(圖片摘自網路)

俞國基為台灣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

 

有人說,我們漢民族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就是愛看報,在電腦及手機出現以前,在火車或是公車上,幾乎是人手一報。我80年代到美國,住在舊金山,每逢假日,不論臺僑或港僑,都從四面八方不辭辛勞開車進「中國城」,除了採買日常用品外,還會搜羅當周的報紙。不同的僑民各取所需,港僑必然是香港東方日報或明報的讀者群,而臺僑則會選購世界日報或遠東時報。我曾與友人論及此一現象,大家都說,中國人有「文字情結」,在海外看到中文,有如看到至親,把一星期的報紙帶回家,全家人可以消磨一整周的閒暇時間,在華人圈也有了聊天的話題。

 

報禁之下,言論自由如奢望

  

其實華人不僅性好讀報,也很喜歡辦報。大陸是言論管制地區,私人辦報純屬幻想,即使到了海外,80、90年代,一般人民也拿不出足夠的資金辦報,只有官方假藉私人名義在美國辦了兩家報紙,一曰華僑日報,一曰北美日報;而臺灣雖標榜民主自由,但90年代以前實施戒嚴與報禁,除了兩大報以及中南部一些小報外,辦新報絕無可能。兩大報亦限制僅能發行三大張,這種限制與緊縮,非僅讀者不滿足,報業經營者也想脫下這個硬殼,一展身手。

 

70年代開始,臺灣退出聯合國,民間要求進一步民主化的聲音逐漸變大,當時所謂的「黨外」,雖尚無有形的組織,但各方意見相互溝通,形成一種「盡在不言中」的共識。既然臺灣不能辦報,何不向海外發展?至少可以將國內某些禁忌的新聞與言論「輸出」後,再「轉進」國內,達到「外銷轉內銷」的效果。

 

其實,1976年,聯合報已在紐約創辦了「世界日報」。但聯合報當年的立場人盡皆知,他們的口號雖是擁護中華民國,實際上是一份親國民黨的報紙,以致海外的世界日報也嗅不出多少自由的氣息。因此高雄的「臺灣時報」老闆吳基福先生首先「發難」,在集資後,遠赴舊金山灣區辦了一份「遠東時報」。

 

吳基福赴美創辦遠東時報

  

吳基福是高雄知名的眼科醫師,1981年8月,從夏曉華先生手中接下「臺灣晚報」的牌照,改名為「臺灣時報」,在高雄發行。他的資金來源幾乎全是醫界菁英。醫師界的知識與財富均在一般人之上,對國民黨的政治箝制至為不滿,亟思有一份報紙代為發聲,讓他們一吐怨氣。

 

臺灣時報高雄總社(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但吳先生與新聞圈素無淵緣,於是找了好友許世兆先生籌辦這份報紙。許先生大肆招兵買馬,並找我擔任總編輯。我進入該報任職後,才發現編輯部同仁竟有一半以上來自海軍政戰系統退休人員,他們都曾任職海軍軍報,新聞經驗僅止於此,此一組合與吳先生辦報的初衷有相當距離,因此創報初期,一方面要瞻顧國民黨對此一新報的虎視眈眈,一方面還要顧及同仁的觀點與想法,非常耗費心思。未料創刊僅兩個月,忽然發生退出聯合國事件。此一事件牽動了臺灣的危機感,也造成國內民主運動的力道更為強化。臺灣時報遂逐漸形成一股為「黨外」發聲的小平台。

 

我於77年離開臺時,78年底赴美,居於舊金山。此時傳出臺灣時報擬到灣區辦報的訊息,令我十分意外。新報取名為「遠東時報」,又是許世兆負責創刊事宜,又請我任總編輯。雖然新報財務狀況不很理想,施展不能隨心所欲,但畢竟是有別於世界日報的華文報紙,內容雖仍以臺灣新聞為主,但立場卻標榜民主自由,對國民黨的施政亦多所批貶。可惜灣區一帶,老僑多於臺僑,報紙發行量受限甚多,如當初報社設於洛杉磯或紐約,讀者群與影響力均將遠勝於舊金山。

 

即使如此,遠東時報仍發揮了享有言論自由而奔放、開闊的視界,不論報導或言論,比之國內,均拉開了相當的距離。我們聘請田弘茂先生任總主筆,他斯時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學任教,與報社相去數千里,因此社論仍由我負責,田教授則幫忙邀請各大學教授撰寫專論。社內編輯人數雖不多,但均為一時之選,如現任香港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先生、名作家林博文先生、陳冷小姐,名記者張慶禧先生、林馨琴小姐及名畫家凌運凰先生等,不僅負責編務,還負責翻譯英文報、撰寫社論及美術設計等工作,大家親如家人,一團和氣,編務運作順暢,甚至史丹佛大學阮大仁教授亦常親自來報社閒聊,並為我們寫了不少精采的專論,獲得各方讚賞。因此遠東時報不論品質與格調均在各華文報紙之上。

 

遠時跨海突破言論桎梏

  

陳文成事件則是海外華文報業一次指標性的突破,遠東時報對此一重大事件的報導與評論,不僅獲得大部份臺僑的讚許,相關新聞也「外銷」至臺灣,成為當時各黨外刊物的資訊來源。

 

陳文成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屬於獨派份子。1991年5月舉家自美返臺探親,未料7月竟遭警總特務帶去約談,當晚未見返家,次日竟陳屍臺大研究生圖書館旁草地上,警總強調他是畏罪自殺,但他的家人卻指稱是國民黨謀殺。此案撲朔迷離,甚至引起美國官方的重視。國內報紙對此只能依警總的說詞照本宣科,而遠東時報則盡力追查各方資訊,希望將案情弄個水落石出。我們訪問了參與驗屍的美國法醫,以及卡內基美隆的法律教授,他們均認為這是他殺案件,絕非跳樓自殺。但他殺必須要有兇手,兇手是誰?私人的他殺,還是特務的他殺?遠東時報一方面追溯案情,提出破綻,一方面也將新聞傳回國內,造成一股反特務的熱潮。由於陳文成是美國大學的教授,此一特務抓人而引致的命案,也驚動了美國國會。國會因此通過議案,要求徹查臺灣政府是否派有特務在美監視留學生的行動與思想,違反人權。此一行動對國民黨衝擊甚大,自色恐怖已變成國際問題了。

 

此期間,遠東時報連續以專欄、社論對此案提出質疑與批評,美國官方也將這些資訊列為參考,國內媒體於是順勢擴大報導。國民黨在國際的壓力下,終於調整了特務的權限,要求警總在未有確定罪名前,不得秘密約談所謂的「疑犯」,並公開宣佈全面銷毀海外的黑名單。儘管此一宣示可真可假,但至少讓海外的臺僑不論公開講話或私人閒聊,不必再東張西望,唯恐「特務就在身邊」。

 

陳文成案至今真相未明,警總檔案中是否有詳盡記載,亦未可知,但至少陳先生也算是臺灣民主政治的一位先烈,至於遠東時報的資訊大量輸入臺灣,也應記一大功。

 

三大事件促進民主化進程

   

臺灣的民主運動中,有三大事件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產生相當可觀的衝擊。其一是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其二是1980年228當日的林義雄住宅的重大命案,其三就是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美麗島事件因採公開審判,媒體報導極為詳盡;林宅血案則造成全民憤慨,國民黨對該新聞的壓制尚不敢滴水不漏。由於案情離奇,大家心知肚明,兇手早已呼之欲出,但特務殺人從無破案之可能,陳文成案亦如是也。

 

這一連串的命案與人民的怒吼,國民黨未能掌握先機,適應潮流,早日開放言論自由,步向民主政治,及至民怨難以遏阻,始作象徵性的開放,但為時已晚。今日民主政治之扭曲,藍綠對抗之敵意,均在此時形成,而媒體為企求自由之土壤,紛至美國辦報,皆為想呼吸自由的空氣,並希望將這股空氣吹向臺灣,對臺灣的政治、社會吹開一扇小窗,把自由的理念帶進這個窒息了數十年的空間。

 

我於81年底離開遠東時報,此時遠時因財務已捉襟見肘,經營逐漸走入困境。舊金山的中國城各商店向由「中華公所」所控制,而中華公所的負責人大多數是早年自廣東台山移民來美的「老僑」,他們與國民黨的淵源極深,凡事聽命於國民黨的在地黨部及當地領事館的指示。他們把遠東時報定位為臺獨報刊,所以多方杯葛,並下令各商店禁在遠時刊登廣告。廣告財源一斷,財務立陷險境,只靠國內支援畢竟不能長期作戰。我離開遠時後,由作家陳若曦小姐接任,她充滿理想與幹勁,但對新聞稍有隔閡,不到一年時間,就宣告關門,但遠時畢竟開風氣之先,把臺灣爭取民主政治的動向帶給廣大的臺僑,也將海外各方對臺灣的民主自由的期待,帶回了國內,此一交流,自有其無形的貢獻。

 

臺僑熱衷辦報,卻難入堂奧

   

我強調臺灣人愛辦報,不僅是臺灣各報業集團紛紛赴美辦報,美國本地的臺僑亦熱衷於此。

 

洛杉磯是臺僑人口最多的大城,因此我曾建議遠東時報應在此立根,惜吳基福先生未採納我的意見,以致在灣區難以立足,終致凋零。故當遠東時報發行初期,某日忽接到好友林衡哲醫師自洛城來電,邀請我赴洛杉磯,並告知洛城有幾位臺灣同鄉想辦一份報紙,盼我提供一些辦報的經驗與意見。我當然義不容辭,次日即搭機赴會。

 

抵洛城後,方知主導辦報的人物乃是在洛城經營假日酒店(Holliday Inn)有成、財富甚豐的王桂榮先生。王先生熱心公益,曾捐出兩百萬美元成立「台美基金會」,以獎勵「關愛臺灣,認同臺灣為故鄉」的傑出人才,並邀集彭明敏、蔡同榮、陳唐山等發起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專事遊說美國國會。

 

王桂榮亟思在洛城辦一份為臺灣發聲的華文報紙,於是召開一次集資會議,到會者均為洛城知名人物,不僅當場認捐,甚至立即掏出信用卡,交與王桂榮在假日酒店的刷卡機刷卡認捐,氣氛之熱烈令人感動。可惜在談到辦報技術面時,大家爭相發言,卻均屬外行話。例如他們主張聘6位記者採訪各方新聞,而只須聘請1名編輯。他們認為,編輯只是負責整理與潤飾稿件而已,並無其他功能;又例如反對任用校對,主張記者寫稿應自我負責校正工作,我當場問他們:「你們的排版及印刷工作交由哪家印刷廠負責?發行事務、廣告事務有無專人負責?」大家均瞠目以對。一場會議僅止於募資,而各出資人均有不同意見,難以凝聚共識。在場者竟有人提議,報紙是否可用羅馬拼音?以臺語誦讀,摒棄漢文?在座者一片默然,既無讚成者,亦無反對者,我則表示,這是行不通的建議,試問,能看懂羅馬拼音者有幾人?報紙能銷出幾份?大家又是一陣默然,於是宣佈散會。次日我回到舊金山,此後即未聞有關此辦報的訊息。我因不便置問,猜想應是知難而退,不了了之了。

 

81年底,王桂榮先生曾為競選僑選立委,親來舊金山見我,帶了一大堆資料,希望能在報上為他宣傳,我說,你必須整理成兩千字以內的文稿,並附上相關照片,否則資料太多,凌亂鬆散,報紙既無偌大版面,效果亦不易彰顯。於是他將資料又帶回洛城,請人整理後,仍有四、五千字之多,我再改寫一次才刊出一千餘字的新聞,此事足見他對報紙的功能與處理,完全在狀況外。

 

這些事件都足以看出臺灣人雖想辦報,惟熱誠有餘,專業不足,最後的結局必然是不了了之或有始無終,也許可以說,這是喜好辦報,而未腳踏實地者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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