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的故事

幾年前，一家規模超大的出口組裝台商位在華南的工廠遇到大罷工。這家台商當時正好第二代接班，熟悉中國政商運作邏輯的高階台幹在接班的過程中紛紛被替換取代。這家曾經帶動相關產業台商在九〇年代初期大舉西進，在全球產業鏈上呼風喚雨的廠商，在自己熟悉的地盤上遇到了極大的挑戰。一向支持資方的地方政府，這次卻遲遲不願表態。不少老台幹建議少主走老路子，循地方幹部的關係，用禮物經濟來換取對工人的壓制，以確保工廠在中國的平順運作。

但是剛接班的第二代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公司全額繳清了過去地方政府與台商默契下幾乎免繳的鉅額社福欠款，當作是跟這個台灣以外第二個發家地的分手費。這家台商逐步增加在東南亞的投資，同時縮小在華南的生產規模。如今這家台商在越南和印尼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中國，而那個中國南方從小鎮一夕翻身的地級市卻像更早之前的台灣一樣，因為台資廠甚至部分陸資廠上游跟著下游的組裝廠出走東南亞，面臨到產業空洞化的窘境。而轉移生產基地的台商工廠，卻受益於美國重返亞洲，積極用關稅優惠來拉攏東協國家的政策，而得到又一次的喘息的機會。

商人的敏感度與靈活度往往都高於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那麼這則台商的故事可以告訴小英政府什麼？

全球供應鏈軸線的反轉

第一是太平洋區域的貿易軸線已經再次轉向，全球生產的布局可能再次位移。

這家台商超大型代工裝配業者，在中國面對六四之後西方貿易制裁之際就率先從台灣中部出走華南，不但帶走了一大批上游供應商，成為台灣產業空洞化的濫觴；同時挾其規模，在華南改造了產業地景，把全球供應鏈拉到南中國，也隻手創造了一個城市。

但是這幾年中國工資節節上升，獨特的生育政策也讓中國的人口紅利快速耗盡，工廠面對前所未有的民工荒窘境；與此同時，廣東以及沿海各地積極推動「騰龍換鳥」的政策，台商從過往各地招商引資積極爭取的對象，近幾年變成地方政府都市更新下的拆遷戶。相對的，東南亞好幾個國家人口相對年輕且供應無虞，工資比較中國更為低廉，政府也有動力要吸引台商，提供各項關稅優惠來帶動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

商業活動往往先政治而行。李登輝總統對中國的姿態，多少是建立在1990年代，台灣的主力產業電子業的貿易軸線還是從台灣往東出口到美國這個事實之上，中國發動以商圍政的能力有限。2000年中國利用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成為世界工廠，台商在中國華南與華東地區建立的出口基地也漸次完備，台灣經濟的軸線大幅西偏，這正是陳水扁總統在和中國對峙時始終底氣不足，以致於在第二任時腳步踉蹌的底層結構之一。中國在金融海嘯之後以四萬億積極財政投入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領頭羊，相對美國在遭遇危機重創之後復原的速度緩慢，一浮一沉之間所形塑的全球經濟格局，正好和馬英九總統在政治上全面傾中，在經濟上透過台灣與中國更密切的投資與經貿往來帶動台灣經濟的戰略選擇不謀而合。

台灣自由度的浮現

不過中國經濟成長速度這兩年大幅放緩。單靠開放去取得成果的粗放發展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這正是所有像中國這樣中等發展程度的國家都會面對的「中等收入陷阱」。脫離陷阱需要進行艱難的改革，其中政治體制改革更是不可或缺，台灣南韓的超越中等所得持續發展多少也奠基在199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之上。中國政治體制上的剛性結構不利於經濟轉軌，發展路線的更替往往要牽涉到嚴重的路線鬥爭，比如說從指令性經濟到改革開放就牽涉到鄧小平和毛澤東欽定接班人華國鋒之間的鬥爭；而現今中國也面對經濟出路到底是在於「調體質」還是要繼續「強刺激」。

尤有甚者，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阱」發生在不利的人口結構之下，人口政策的錯誤導致人口未富先老，勞動力供應不足與性別失衡。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成長速度大幅減緩，亮眼的經濟數據紛紛消風。中國成長趨緩的事實還沒影響到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實力，習近平的「中國夢」花的是老本，如同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一般，是建立在財政沙漏之上。

相對的，緬甸、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則呈現中國經濟剛剛開始發展時有利的經濟社會與人口條件，其中幾個國家的政府也開始學習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序列，此時改革就像果樹低垂枝幹上果子一樣容易摘取。而習於以位移取代升級的台商，以其敏感的市場嗅覺，由下游組裝廠帶頭，已經慢慢在東南亞開創新的生產基地。雖然從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觀點而言，透過位移而非回台投資提昇生產力和創新力來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但是「遠離中國」這個方向一旦開啟，加上品牌買家的推動，將會是一個以十年計的趨勢。

而台商這個生產的空間布局與貿易軸線的移動，鬆動了台灣經貿發展的兩岸格局，也提升了台灣對應中國的自由度。

是否能夠有效利用這個機會端賴執政者能否從全盤大戰略來考量這個新的形勢。

欠缺戰略高度的對中政策

前述那個台商的例子還有另外一面值得思考。雖然這家台商裡的老臣們依循著老思路，要用老辦法來解決他們眼中的老問題，也就是依循最小變動原則，在戰術層次上花錢買平安，透過地方官員來解決勞工抗爭；但是受過管理學訓練的少主選擇直接和勞方談判，長痛不如短痛，乾淨俐落一次付出積欠的社福基金。表面上看來這是台式作風和美式作風的差異，但是真正的重點在戰術與戰略層次的差別。

這家台商少主從戰略的高度來做決策，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做生產基地的空間調整，充分掌握中國和東南亞之間浮現的生產成本差異，為整個集團爭取更高的毛利空間，而不是順著慣性思考走一條比較簡單的路，聽從老臣的建議用戰術補強來取代戰略調整。

戰略調整當然是要花成本代價，鉅額認列損失讓這家台商的股價下跌了好一陣子；而戰術補強則好像花費不多。但是再多的戰術補強也難以抵擋環境的變遷，就像是溫水煮青蛙一樣，沒有戰略能力的廠商是沒辦法在變遷的環境中生存下來。政治領導人也是這樣。

然而今年五月就任以來，實在讓人看不出新政府在面對兩岸議題時有什麼全盤戰略思考。從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法庭南海仲裁，陸客來台、即將舉行的國際民航組織、到APEC出席人選等，面對中國的強勢戰略出擊，新政府往往停留在行政事務層次，以見招拆招但又小心翼翼惟恐中國不高興的個案式戰術因應；甚至其中好幾個場合都有折損台灣主權之嫌，但新政府卻顯得缺乏敏感度。在世界衛生大會上絕口不提台灣、對南海仲裁案稱台灣為「中國台灣當局」非但沒有抗議，反倒是與中國同步以1947年的歷史文件來做為南海主權依據、在中國因政治因素減少陸客來台時又說要官員登陸積極招攬陸客等等。

相對的，在這些案例上中國的戰略是清楚的。中國步步進逼，目的是把台灣所有對外關係都「兩岸化」，都需要中國點頭才能有所成；在作法上積極動員台灣的政黨、學界、傳媒、台商組織和甚至是台灣的地方政府等中國因素的在地協作者，一起逼迫新政府承認九二共識。

維持誰的現狀？

新政府選舉時兩岸關係上的訴求是在不提「九二共識」的情況下「維持現狀」。但新政府以個案式的、從行政的角度來處理兩岸事務與台灣主權地位，結果雖無「九二共識」之名，卻有「九二共識」之實。小英政府所維持的現狀超過了不主動挑釁，掉入馬英九時代全面親中政策所奠定，被中國因素全面穿透的「現狀」的泥沼中。這就是在面對一個有全盤戰略的對手時，己方只從個別的戰術對應的結果。

只有站穩戰略高度，個案才能夠從點連成面，個案的成敗才能從整體的宏觀層次來評量。為了戰略目標，甚至有時候個別戰役是可以放棄的。雖然無需挑釁，但如果參與特定國際組織的前提是必須透過接受對岸屈辱條件來換取首肯的話，那放棄也無妨，而且只要能對台灣人民坦承告知，相信大家也能接受，甚至會給政府更多支持與鼓勵。

民進黨勝選奠基於太陽花運動

這樣對民眾的大政溝通，所仰仗的是執政團隊和台灣人民的社會契約。太陽花學運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動員人民力量，成功攔下了國共兩黨合作在兩岸統一軌道上急馳的列車。而正也是藉由「反媒體壟斷」、「凱道送仲丘」、「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反核」到「太陽花運動」、「反課綱」等台灣人民尤其是台灣青年的一連串努力，才讓兩岸政商聯盟的合法性全面破產，也才讓民進黨在地方選舉、立院選舉和總統大選上接連取得空前的勝利。

但是部分民進黨政客沒有認識到，這勝利並不屬於民進黨，而是屬於台灣人民。是台灣人民走上街頭才開創了政治新局，而民進黨不過只是受託來經營這個政治新局而已。今日民進黨部份政客對於這些運動尖酸譏笑的態度，不僅是忘了人民的付託，更是對自己的權力源頭愚蠢至極的刨根行為。

從大歷史發展格局來看，這份社會契約絕非罔顧現實的空想，從近日香港選舉結果對北京的香港政策產生的牽制作用來看，人民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堅持才是抵抗強權蠶食鯨吞的最佳策略。而北京也沒有能力去壓制香港從雨傘運動一來的抗命精神。

新社會契約做戰略的價值核心

相對地，太陽花運動以來，台灣社會給民進黨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選舉勝利，在地方與中央全面執政，恐怕不是要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上去維持馬政府遺留下來的現狀，相信小英總統也非常清楚這兩次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的意義，但眼前看到新政府部份官員在事務性議題上斤斤計較疲於奔命，似乎沒有展現出新政府在新社會契約之下，面對北京的政治壓力，應該有的戰略高度與抗壓能力。

從這個價值出發，以務實的愛國主義精神來處理台灣的對外關係，正應該是執政團隊對中戰略的核心價值。堅持價值雖然會付出被中國全面圍堵的代價，但目前中共高層正忙於為明年舉行的十九大來進行政治鬥爭，台灣堅持不挑釁的戰術原則應該就不致於引來嚴重災難。而中共現在瀰漫著「寧左勿右」，也就是官員寧可對台強硬過頭也不願意太輕易讓台灣過關氣氛，台灣片面加碼妥協是不可能換得任何善意回應。

更何況，現在中國正在對新上台的小英政府進行「壓力測試」，透過製造台灣內外不利情勢，來摸索蔡總統的能耐與底線。在這個情形下，新政府更應該以民主價值為底氣，以清晰戰略抵抗中國的步步進逼，跟人民以太陽花運動以來社會契約為基礎不斷進行溝通，讓國人皆能分享這個戰略目標，也能體諒政府每一個取捨。這是執政者保持政治資本的根本，更是台灣領導人的道德責任。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