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6日，中美「史詩級的貿易戰」終於開打。歷史將會記住這天。為此，重新總結一下中美貿易戰的來龍去脈，對理解整個事件不無幫助。貿易戰的起源由四條線索交織而成，雖然彼此並非完全無關。

第一、全球化的弊端顯現

全球化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最早的全球化是貿易全球化，大不列顛治世時期，全球性的自由貿易為英國（與美國）極力推崇。在混亂的2、30年代，由於英國在一戰後被削弱，美國也不願頂上，成為不列顛治世與美利堅治世之間的空窗期。自由貿易被拋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上升，成為二戰的背景。冷戰結束後，美利堅治世開始，重新推崇自由貿易，打造了全球關貿總協定，為世貿組織奠定基礎。

冷戰結束後，隨著世貿組織的成立，全球化進入第二階段，投資與生產全球化被促進與升級。從在第三國設廠（雁行模式）與加工外包（即中國說的來料加工），進化到OEM（原始設備製造）、ODM（原始設計製造）與OBM（原始品牌製造）等深層次的全球投資、全球設計、全球採購、全球製造的全球化生產模式。它把製造業日益從高人力成本轉移到低成本的國家，眾多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工人失業。

伴隨這個過程，人員流動全球化開始成為潮流。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大城市，來自外地人士的比例急遽上升。根據一份2015年的報告，該年有二億四千萬人生活在並非其出生的國家，史上最高。這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衝擊尤為嚴重，因為它們通常是移民的目的地。

一份報告指出，在1990年，美國居民只有2千300萬人並非本地出生；2015年，這個數字達到4千600萬人。英國的同類數字，從360萬增長到850萬，德國的數字從約600萬增長到1千200萬。這些2015年的數字都分佈占當地總人口15%左右，加拿大更大到22%。

移民人口兩極分化，既有高收入而移民到西方的「世界公民」，又有低收入湧到西方的非法移民和難民。他們在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的同時，也至少存在三個問題：第一是文化的衝擊，第二是對西方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的衝擊；第三是對民主制度下選票的衝擊。

無論如何，這種「地球是平的」的理念，在本世紀頭十年成為顯學。歐巴馬成為美國總統之後，鼓吹全球共同利益，人類共同價值，更把這種自由派理念推向極致。

全球化的顯著代價是嚴重的貧富分化。具體而言，高收入國家的低收入階層向低收入國家的低收入階層靠攏，低收入國家的高收入階層向高收入國家的高收入階層靠攏。全球資本家聯合剝削全球工人，損失最大的就是高收入國家的低收入人口。

第二、數字革命加速貧富分化

伴隨90年代的全球化興起的是以信息產業興起為主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嚴格說來，第三次工業革命（即數字革命）從二戰後就開始了，但在8、90年代才進入普及化階段，其代表為家用計算機、功能手機、互聯網、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大數據、人工智能等。2002年前後，數字技術全面超越模擬技術，成為統治性的信息交流與儲存方式 註更多Martin Hilbert and Priscila López, 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o Store, Communicate, and Compute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Vol.332，系統性地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方式。此外還伴隨能源、材料、生物科技的革命。

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大大地縮小了「起跑線」的差距，成為財富再分配的時機。沒有跟上科技革命節奏的人，原先的生活技能喪失用武之地，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就會向下流動；跟上革命節奏，在科技革命學會技術，抓住機遇，就迅速積累巨大的財富。這種道理對人是這樣，對國家也是這樣。中國在短短十來年間，出現諸多富可敵國的富豪，又有在科技上「彎道超車」的可能，都是拜這種時機所賜。

熱炒科技又推動了資本的高收益，促進資本的投機遊戲。全球化之初，科網股的興盛與爆破已經為這種模式打響警號，金融海嘯實乃資本過度投機之故。但復甦期間，基於高科技的資本遊戲再次起動。資本家與平民的貧富懸殊進一步加大。指出當前資本收益大於製造業收益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時洛陽紙貴，與十幾年前《地球是平的》相映成趣，它正是這個時代的寫照。

數字信息革命是社交媒體的興起。它讓不同地域的人產生了一種平等地處身全球的想像，加速了全球化形成。其次，同溫層效應又令本地區的人加速分化，這種分層也超越國界。於是，社交媒體在另一個維度上推動了整個世界的分層化。

在這些因素的聯合推動下，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出現了反對現行制度的兩種思潮，從截然相反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左翼運動從高呼「99%」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開始，呼籲美國走大政府、高福利，乃至社會主義的道路。2016年讓老牌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大出風頭，這些「進步派」至今已經挑戰著民主黨的領導地位。在美國中期選舉初選中，進步派的新丁推倒建制派的老將已經屢見不鮮。

幾乎同時星期的茶黨右翼運動，從一開始強調州權與小政府，「保護自己財產不被政府奪走」，慢慢發展到把經濟問題歸咎於移民、反對多元化（即移民），反對支持多元化的「政治正確」、直至反對全球化，成為「另類右派」運動。正是後者把川普推上美國總統的位置。川普上任後，右派變右翼，中期選舉的初選中，川普支持的人選無往而不利，建制派與之作對的紛紛下馬。

但在對中國的問題上，這兩股新興勢力卻難得地取得一致意見。

第三、中國的經濟奇蹟

中國經濟崛起源自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即第一階段全球化的末期。其急速起飛則有賴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搭上「第二階段全球化」的便車。正是這種全球化的演進，讓擁有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人口的中國，成為最大的得益者。

很多國家指責，中國實際上對世貿協議陽奉陰違，特別是出口退稅、生產補貼、貿易堡壘、勞工權益、環境保護標準等方面，這令中國能更長時間地擁有比自由化市場國家更低廉的生產成本。即便這些指責不一定成立，但中國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國的身分，繼續享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在世貿體系下獲取優勢，依然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因此得以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出口國，以及對美國最大的順差國。美國指責中國「不公平、不對等」並不為過。

中國從技術革命中的受益同樣大。1990年代，中國計算機與手機普及化，對比在其他生產方面的落後，差距只有十年左右，相當於「拉平了起跑線」。龐大的人口與重視教育的傳統，又令中國可以迅速擁有數字革命所需的人力基礎。中國對科技知識產權的不重視，以及通過七種合法與不合法的途徑搭便車，從西方「輸入科技」，也令中國從一個遠遠落後者，一躍成為一個緊追者。

中國在科技產業，特別是互聯網產業的貿易堡壘，阻止了外國產業競爭。政府用「國家隊」模式，對國有企業進行大手筆投入，令中外企業處於不平等的競爭地位。龐大的人口與對私隱的不重視，又變成發展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關鍵優勢。

就這樣西方原先擁有的巨大科技優勢，在這六種因素的聯合作用下，日漸被中國追上。美國形容中國是「掠奪性經濟」，相信很多西方國家也有同感。中國提出的「製造業2025計劃」，再次使用「國家隊」模式，要「彎道超車」，令西方國家有「無路可走」的憂慮。

總之，中國依靠搭上全球化便車與數字革命便車，成為最大的得益者。但迅速崛起的關鍵之處還是中國搭了便車，卻不守規則，中國被各國批評並非沒有道理。值得指出的是，中國雖然已經深度整合在世界經濟中，但從並無真心成為世界經濟一體，中國以「擁有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自豪，時刻想著「不被人卡脖子」，歸根到底，就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作祟。

第四、從「修昔底德陷阱」與「金德爾伯格陷阱」，美國治世的終結

「霸權」的英文是hegemony ， 中文翻譯不免讓人把之與「霸權主義」（hegemonism）相聯係，又聯想到「惡霸」、「欺負」。但在英文裡，特別在國際關係領域，霸權是一個中性的詞，代表的不是欺負，而是秩序與和平。這就是Pax Americana（美國治世）的來由。

Pax最初用於羅馬治世上，但縱觀歷史，配得上全球性Pax帝國的只有三個：蒙古、大不列顛和美國，大概阿拉伯與唐代中國可分享一個。簡而言之，從二戰後，美國就是一個世界警察，在擁有與展示力量的同時，也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並不一定意味著挑戰美國的霸權。正如美國在19世紀後期的經濟規模已經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但美國一直沒有挑戰英國，直到二戰結束後，歷史「自然而然」地把世界警察一職戴到美國頭上為止。

在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直主張「韜光養晦」原則，在國際事務上不出頭。在江澤民時代，中國則「悶聲發大財」；到了胡錦濤時代，則強調「不折騰」。總的說來，在連續幾十年間，中國較好地貫徹「韜光養晦」原則，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打造有利的國際形勢。

但習近平上臺以來，一改韜光養晦的路線。習近平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基礎上推行「中國夢」，其有機組成部份是其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目的是打造「陸權回歸」；又要成爲海洋強國，宣傳「太平洋很大，可以容納中美兩國」，要與美國「划洋而治」。在南海等問題上，不但與鄰國挑起爭議，還直接挑戰美國底線，在釣魚島與洞朗問題上不惜與日本和印度衝突。這是美國把中國視爲「修正主義」挑戰國際秩序的直接原因。

在歐巴馬時代，習近平對美國的挑戰是實質性的，但沒有這麼張揚，中國國際關係學界醉心宣傳中美爭霸的「修昔底德陷阱」，追求的是「平等」的G2。但到了川普時代，中國看到了成為世界領袖的機會。

川普的特別之處，是他足夠「復古」，不但要把全球關係回滾到歐巴馬之前，回滾到1990年代初到全球化之前，甚至還要回滾到二戰之前，回滾到19世紀中的自由貿易年代前。在他治下，美國可能還是世界的霸主，但不再有美國治世。強調「美國優先」的美國依然強大，但不再偉大，它從「霸主」變成了「惡霸」。

於是，習近平的中國，有意接過歐巴馬「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大棒，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這時中國學界轉而研究如何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即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新興大國如何承擔領導責任，才會避免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的問題。這就是為了讓習近平成為世界領袖出謀劃策和搖旗吶喊。

今年6月22到23日，中國召開極高規格的中央外事會議。習近平等七大常委與副主席王岐山都出席，各領域凡是與外事工作有關的官員也都出席。習近平強調「要把握國際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同時要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正式推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簡稱「習近平外交思想」。

與四年前上一次同類會議相比，外交目標從「堅持和平發展、促進民族復興」，變爲「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核心内容變爲「堅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堅持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发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說明，習近平思想已經從「中國夢」演變為「世界夢」。

中國不但在行動上不再韜光養晦，在輿論宣傳上也極為張揚。官媒與自媒體一起鼓吹中國的實力，鼓吹「中國模式」可以取代「美國模式」；有學者論政中國的民主比西方民主優越；有知名學者用數據證明中國已經超過美國。

在科技領域，中國的吹捧更不遺餘力，在國際與國內都極力宣傳中國的製造業「大國重器」，科技上取得讓「外國友人羡慕」的「新四大發明」，揚言在科技上「彎道超車」，鼓吹「厲害了，我的國」。

煽動民族主義，炫耀中國軍力強大「雖遠必誅」的《戰狼》、《紅海行動》等電影被官方與民間追捧，創下票房奇蹟。各種「美國慌了」、「日本傻了」的「嚇尿體」、「哭暈體」、「中或最贏體」的雄文層出不窮。

中國媒體早就不把歐洲日本放在眼內，成爲沒落的「小國」；就連嘲弄美國為「落後的農業國」如此荒謬的自大也居然一呼百應。這種高調行爲怎麽可能不讓美國盯上中國。最近中國稍有收斂，但為時已晚。
 

對西方來說，中國挑戰美國的最大威脅還在於，最近200年來，全球治理的領頭人都是西方民主國家，而中國卻與西方民主格格不入。近年來，中國通過輸出中國模式，在世界範圍內推廣「中國價值」，又把中國價值觀通過「銳實力」長臂地延伸到西方國家：懲罰中國不喜歡的演藝界人士，讓西方電視電影自我審查；通過經濟壓力，讓西方出版界自動過濾對中國不利的文章與書籍；在西方直接用錢收買政客等。這些事例成為近兩年，西方國家激烈反中的直接原因。

習近平修憲，要「永續主席」成為壓倒西方親中派的最後一條稻草。大批原先還幫中國說話的美國「親中派」，在修憲之後都不願再幫中國說話。美國政壇、國安界、智庫、學界，在反思對中策略上取得共識，認為「吸納中國」已經被證明徹底破產。中美貿易戰在習近平修憲之後爆發，並非沒有道理。

總結

以上四條線成為川普崛起與中美爭霸的最主要因素。筆者多次論證，美國對中貿易戰由三股勢力合流而成。川普代表的是重商主義勢力，對中美貿易逆差與美國製造業空心化耿耿於懷。華爾街勢力則對中國不肯平等地開放市場忿恨。戰略鷹派則強調中國科技掠奪，著眼中國取代美國的霸主之爭，習式中國拋棄了韜光養晦的祖訓，過早暴露了實力與野心（甚至有點誇大）要負上很大責任。

此外，至於很多原先的親中派，則被修憲趕到了反中的一邊，或至少沒有再幫中國說話。修憲讓美國親中派也站在中國的反面，這樣才形成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新共識。

作為一個沒有太多政治經驗，不太願意聽取專家意見，憑自己直覺與喜好行事的「巨嬰」總統，川普在對中貿易戰中不乏失誤。比如，過分迷信美國力量，過分信仰重商主義，向所有國家宣戰，這加大了美國失敗的風險。但中國以為摸透了川普的商人本性，實際沒有摸透他的談判技巧，在川普「極限施壓」、「翻臉無情」、「口蜜腹劍」三招齊發之下，應對不暇。這也不能不說是商人總統對付中國的優勢。

總的說來，美國經濟上有足夠籌碼。更何況，美國有貿易之外的經濟牌（包括金融），更有經濟之外的政治牌（包括台灣、南海），而中國可能使出的朝鮮牌已經被美國很大程度上化解。美國的優勢更明顯。

中美貿易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現在壓艙石碎了，中美關係出現根本性的轉變，確實是百年一遇的大變局。無論中美貿易戰勝負如何，無論川普期中選舉甚至連任能否獲勝，中美關係都很難回到過去。每代人都有自己能經歷的「大時代」，能夠經歷如此一個大時代，相信也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