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世界盃已近尾聲，不過今屆似乎多了一個另類主角：中國。中國今年與決賽週無緣，理應不會成為眾人焦點，然而自揭幕戰以來，中媒的評論卻往往叫人稱奇。結果，明明只是旁觀者，卻每日都對世界盃指指點點，「中國除了足球隊沒去，基本上其他都去了」，如此心態，自然令人側目。

譬如當南韓的金英權攻破德國大門後，中媒指他為「中超外援」，稱「這夜屬於中超」。又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儲殷認為中國國家隊足球水平低，證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有趣莫過於北京國安隊仿效日本隊打掃更衣室，遭人調侃「東施效顰」。箇中邏輯，叫人稱奇。

說起日本足球，近年實力自然在中國之上。眾所週知，中超所以水平低，當然與中國的生活水平無關，而是制度問題所致，是以彼岸無論日甲（J.League）以至日本本土球員的水平都較中超和中國本土球員高。兩國足球發展成果不一可以有很多原因，但制度改革必與接受外來文化的態度尤關。

事實上，中國的足球曾經力壓日本。日本在昔日亞洲盃多次不敵中國，1987年的奧運對中國也鎩羽而歸。然而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決心引入歐洲足球制度，逐漸培育出優秀的本土人才，中國才淪為日本的腳下敗將。於此，筆者看到鴉片戰爭後滿清和日本的影子。

認知現實的能力差異

「我一直想來這裡，來感受一下，受受教育。要警鐘長鳴，銘記歷史教訓，十三億多中國人要發憤圖強。」6月中，習近平做訪山東省的劉公島時這樣說，自有原因。1895年，日軍在甲午戰爭期間占領了島上的北洋海軍提督署，軍事設施、物資，甚至軍艦全數成為日本的囊中物，敲起滿清的喪鐘。看到中國當今領導者如此回顧歷史，剛好筆者身在日本橫濱。

橫濱和劉公島有一共通之處，兩者均見證了國家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歷史。日軍1898年撒離劉公島，由與滿清簽署《威海衛組界專條》之英國取代。二戰時日軍再做島主，中華民國要待至1945年才重新控制島權。

至於橫濱，本來不過是係人口極少的小村莊，1853年黑船來航，未幾，日本礙於國力遠遜美國，先後與華盛頓簽訂《神奈川條約》（1854）和《美日修好通商條約》（1858）。橫檳就在這種情況下，於1859年7月4日開港。不同的是，兩國回首昔日「技不如人」的歲月，抱有迥異的取態。

當然，置身於橫濱，容易讓人有種錯覺，以為日本對外的態度一開始就與滿清截然不同。畢竟，今年是明治維新150週年，日本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況且筆者抵埗前當地的開港祭才剛好結束，加上市內西洋建築林立，讓人感覺日本何等開放，宛如張開雙手擁抱西方文化。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幕末時代固然不乏對西方開放的前人，但亦有後世稱之為的攘夷派，顧名思義，則視外國人為務必趕出域內的夷族。以孝明天皇為例，他是顯赫的攘夷派，視外國人為野蠻人，因而在泛起了一股尊王攘夷的思潮。可見，滿清朝廷進步與保守派間的張力，在日本也同樣出現過。

一方面，幕府開始發展海軍和遠航技術，又有如福澤諭吉等思想家在國內傳播西學，另一方面，攘夷一方並未放棄，所以才出現下關戰爭（1863 ~ 1864）和薩英戰爭（1864），敗陣的兩個藩屬政權徹悟攘夷之不可能，對外的態度也因而大幅調整，薩摩藩在1865年非法派人到英國學習可見一班。

同年，配備西式武器的長洲藩把幕府號召的聯軍打落花流水，加上孝明天皇驟逝，就此替兩年後的大政奉還拉起序幕，也為以長洲、薩摩派為主的明治政府束「攘夷」於高閣下了註腳。

新政府成立後，到今日仍有不少人誤會日本最終勝過中國在於其現代政制的興起。但是，正如哈佛大學日本史專家Andrew Gordon提及明治維新一百週年時說，當時國內有人批評明治體制是以天皇為中心的一個極權政治及文化制度。無可否認，日軍在日俄戰爭得勝回朝時，滿清部分知識份子為之一振，認定那是憲政優於專政的明證。可是，驀然回首，當時日本帝國的政制其實不見得開放。

明治政府辛辛苦苦把德川趕下歷史的舞臺，在倡儀「富國強兵」之同時，對權力的把持自然異常敏感。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顯把天皇置於超然之位，又如次年由明治天皇頒領的《教育勅語》，目的在於加強臣民的忠誠意識，其文本在每所小學甚至要與天皇的肖像一同被放在壇席上。既然日清在19世紀中末葉都無意放棄昔日的極權主義，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利所反映的其實是兩國管治層眼光之分歧。

變革決心之分歧

兩國政權在19世紀後半的改革態度上有顯赫差異。這方面有大量學者的討論，筆者只就制度層面臚列兩例。要強兵，兩國面對軍事現代化的議題的方法大相徑庭。明治政府先於1872年實施戶籍法，有了統計人口的基礎，再以普魯士軍事制度為經緯，同年頒布《徵兵告諭》和《全國募兵之詔》，由兵部省分家的陸、海軍省開始各自籌組兵力。

另一邊廂，梁啟超在流亡日本後於《新民叢報》開始連載〈開明專制論〉（1906），其中提到當時的滿清並沒有國籍法和完整的稅制、人口普查等等，連基本的戶口和地圖也不齊，加上朝廷的黨派鬥爭與貪腐，滿清提升軍力可謂寸步難行。

講富強，不能避免教育改制。日本暸解教育對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性，於是迅速建立全國的教育制度，先設置文部省，後來又公布學制、教育令，新式學校隨即大增，臣民開始享有義務教育，國內的研究水平亦漸入佳境。

於此同時，洋務運動的教育政策始終都沒有提高全國國民知識水平的想法，科舉未廢，新式學堂只分布在幾個大城市，而較為成熟的教育制度，竟要等到1904年。此外，明治政府也主動差遣學生到西方國家學習。至於滿清，亦有類似的舉動，卻有不同的結果。

1870年，滿清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接下來的1872至1875年間，曾派過幾百位學生赴美，最終因為國內保守派的阻力而全數把之召回，足見滿末政府對學習西方的態度遠遜日本。

除此之外，日本在其他方面亦緊貼西方的風俗，期望能做到所謂的文明開化，是以政府以高薪厚職御雇大批西方的技術人員，加速了國家轉型的效率。洋裝在日本大放異彩是典型的例證。政府官員、軍人、警察和郵差的制服先為明治元年興起西洋風，五年後政府採納西服為公式禮服，洋裝開始遍及民間，有關店鋪相繼開張。

中國則完全相反。1876年，李鴻章與時任日本駐華特命全權公使森有禮會面，竟責難日本更換服裝之風乃數典忘宗之舉。

就如慈禧一樣，明治在「汰弱留強」的帝國時代下一不想成為亡國之君，二不想不成君，所以兩國管治層都對開放民權非常保守。兩國的管治層目標一致，但日本勝在早早清楚自己與西方的國力距離，所以快速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

1871年，剛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作出大膽的嘗試，派出近一半的中央政府高官到西方考察各國制度與風俗，是為岩倉使節團，歷時一年多，其學習西方的決心可見一斑。反觀滿清，因受制於大國的優越感，察覺不到固步則亡的現實，改革舉步艱艱。

洋務運動被予以重任的「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有三人一生未離不開過滿清皇土（只有李鴻章在晚年有出國經驗），又如滿清首位駐外大使郭嵩燾思想較為開放，提倡效法西方制度，竟被輿論評擊為「漢奸」、「勾通洋人」，更遑論其他地位不高的有識之士。日本最終藉較成功的轉型而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絕對事出有因。

中國缺乏以史為鑑的意識

當然，如果用以中央集權推動的明治維新之成就作為成功現代化的指標，今日的中國似乎成功了。論軍事，中國不乏現代武器；論教育，中國有學校；論文化，社會也不再處處儒服。問題在於：明治維新是150年前的東西。假若以此作為今日中國是否成功與否的量尺，未免可笑。況且，回顧這場現代化的運動時，亦看到它如何孕育出極權民族國家的雛形及廷伸出來的結果，理應借鑒。

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1904 ~ 1905）後，國勢日趨強盛，1911年確立了關稅自主權肯定是一個里程碑。可是，清醒的頭腦也隨之開始衝昏。明治初期，曾有國內保守派提出征韓論，幸而當時考察回國的岩倉具視等人洞悉國家的形勢不夠成熟，於是以內政優先為由反對。

不過，去到上世紀30年代，這種對內政外交都有自知之明的視野已變得十分模糊。1931年，國內對滿洲的關注迅速加溫，後來發生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近乎整個滿洲，並於次年建立滿洲國。同期，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經過數個月的調查，判定滿洲國為日本的傀儡政權。

日本在民意洶湧和管治層錯判形勢的情況下退出國際聯盟，成為軍國主義主導日本及二戰敗陣的端倪。反過來說，戰後日本所以能重新復興，除了運氣的成份（冷戰時期美國需要日本壯大），也源於大和民族重新校正自己的觀點，不再自視過高。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確實取得某程度的成功，但對制度的忽視和現代化精髓之暸解與滿清無異。正如荷蘭萊頓大學專攻現代日本研究的學者Christopher Goto-Jones所說，定義現今的現代社會，應檢視其能否以「傳統為傳統，而非傳統乃真理」來與自己的傳統相處。北京政府則不然，常以「中國特色」為借口拒絕制度改革，宛如百多年前堅持華夷之別而拒絕全面開放的「老祖宗」，反映其未真正現代化的思緒。

這種對國際形勢與內政隱憂缺乏清晰剖析的見識，正使中國陷入衰世的窘局。回想習近平在2012年成為國家主席後，就開始提倡「中國夢」，其想制定自己遊戲規則、挑戰「美國夢」的野心分明。這本無不可，前提在於倡議者有否相應的實力。

顯然，中國沒有這種條件。就以最近的中興事件為鏡，暴露出四十年來的開放政策完全沒有針對昔日的制度問題作出修正，結果就是連像樣的芯片也不能自行生產，連國內官媒《科技日報》總編輯的劉亞東也嚴斥中媒誤國害民。

現在中國欲向人口不到2500萬的台灣搶電子工程人才，甚至以自己國民作籌碼去誘使歐洲倒戈制美，可見其近年內政和外交政策皆出錯，才弄至現時黔驢技窮的局面。

歷時30多年鼠目寸光的洋務運動以慘淡收場作結，想不到當代再一次在中國大陸的舞台上映，說來諷刺。美中貿易戰開打後，北京方面隨即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但冀望素來改革不到位、容易自滿的中原政權能痛改前非，恐怕是竹籃打水。

論洋務運動，中國貫徹其問題；論明治維新，中國好的不學，壞的跟到底。以史為鑑的意識匱乏，還說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實在不見得習近平銘記其口中的歷史教訓。如此管治作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就如它的足球國家隊一樣，除了在自我安慰的幻想世界中，恐怕難有多少進步。

※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