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時報是我在美國參與創辦的第一份華文報紙，從開始到離去，我投入不少心血，只想在自由的土地上，把臺灣大眾想說的話表達出來，希望臺灣的執政者能看到或聽到另一種聲音。在海外耕耘，環境十分艱苦，但為了理想，我們這一夥朋友都興高采烈地，把這一份報紙努力地辦下去。

傅朝樞在港辦中報

在遠時一年多的時間，最大的困難是財務的危機。國民黨利用「中華公所」的關係，封鎖了我們的廣告，吳基福先生在臺灣已經賣了房產，眼看著營運的困局，遲早必須「關門大吉」。

此時，臺灣日報老東家傅朝樞先生來找我，表示香港中報營運已上軌道，而且有了香港辦報的經驗，他決定在美國辦報，希望我能出面主持編務。傅在臺因臺灣日報立場親黨外而被迫將報紙賣給軍方，此一過程十分曲折，以後再詳表。他獲准將賣報的資金，連同他原有的財產（傳說共5億臺幣）一併結匯至美國。他將一部分資金放在香港，創辦了「中報」，聘請名作家胡菊人任總編輯，陸鏗為總主筆，同時網羅一些當地的人才加入陣容。一時聲名鵲起，在香港發行首日，即造成轟動。開幕酒會中，冠蓋雲集，左、中、右貴賓無一缺席，銷售數字領先全港，傅也躊躇滿志，曾打電話告訴我，他的成功與得意。

香港中報經營得有聲有色，但不久報份就持續下降，我從旁觀察，主要原因是沒有用對人，以致整個方向都亂了。首先，胡菊人是知名作家，卻不是編輯人，也非報紙媒體出身，陸鏘則是採寫出色的記者，中報基本上是傅的兒子傅獻堂在主導，以致出現立論飄忽、新聞貧乏的窘境，加之小傅缺乏耐性與眼光，在報份不斷下跌時，心生恐懼，而不斷將報紙改頭換面，以求生存。一度改以財經為主，後來改為專門報導大陸新聞，再改為社會性新聞，改來改去，愈改愈糟。第一天賣得好的原因，應係香港人對普遍的八卦報導感到厭倦，對新創的報紙有所期待與好奇，若持續與香港報紙有所區隔，走出自己的特色、風格，銷路暢旺應可預期。

傅與中方搭上了線

最後，香港中報雖逐漸穩定，但已淪為香港各報中敬陪末座的小報了。傅之所以在賠錢的狀況下，還想在美國投資，另闢天下，一展身手，其背後的動機，後來終於揭曉：原來是政治目的。

香港中報發行未久，傅即與中共方面搭上關係，有兩件事可資證明：

一、傅個人曾數次密訪大陸，並於1981年8月見到了當時大陸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與鄧合影留念。這張歷史性的照片，他放大加洗多張，奉為至寶。他隨身攜帶的007手提箱中，有兩件文物始終行不離身，其一就是這張傅、鄧的合照。另一件文物則是香港一位名命算師為他排的鐵板神數。因為這本命相手冊中，說他未來必大起大發，而且長壽終老。他將這位命算師奉為至尊，堅信不移。在臺灣日報時，他幾乎每天與此「上師」通一次電話，請示「今天該打什麼顏色的領帶」，甚至「今天報紙的社論題目是XXX，有無犯忌？」等等。

他與鄧的合照，今天看來，是稀鬆平常之事，而在當年共產黨專制政權之下，能與領導人見面，而且透露香港未來要走一國兩制的新聞，當然是一件大事。風頭出足之餘，又有合照，怎能不意氣風發？這張照片也成了他的護身符。他曾告訴我，某次行經深圳海關時，遭到一點刁難，於是他故意打開小皮箱，讓這張照片顯露一下，果然發生神效。那位海關小警員偷看到這張照片後，態度丕變，立刻肅然恭敬，親自送他過關。

美國中報於紐約開辦

那時他能見到鄧，並首次提及一國兩制的觀念，政治就在裡面了。

二、香港中報成立於1980年，除了會見鄧小平外，同年又獲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首肯，接受該報專訪。此次專訪由陸鏗一手主導，專訪內容亦由陸鏗親自撰寫，當然也談及中共對香港及臺灣的未來政策，在當時的新聞界可以說是一件天大的大事。中共領導人從未接受過海外報業的專訪，香港中報終於踏出一大步，出了一次大風頭。但是陸鏗曾親口告訴我，傅朝樞對此次專訪甚為不快，其原因是為何陸鏗規劃、聯繫專訪時，未讓傅本人參與，而前往北京專訪時，亦未邀傅同行，俾傅有機緣認識胡耀邦，又可增加一張合照。陸鏗說，傅有句名言：「我花錢買炮竹，卻交給別人放著玩。」陸說：「老傅真沒有氣度，這篇專訪大大增加了報紙的份量，他卻斤斤計較於誰見到了胡耀邦。」幸好胡不久後即失勢，否則傅會懊悔一輩子。

這兩件事都透露出老傅內心的思考方向，顯然他想為中共在海外築橋頭堡，尤其是他具有臺灣日報的背景，更是中共求之不得的統戰工具。可惜他在香港未能一炮而紅，於是他積極想在紐約也辦一份中報，希望在美國僑界打造出影響力，而財務的來源，我很晚以後才得知，的確獲得中共相當的支援。

美國中報創辦之初，編輯部簡陋的程度不亞於遠時，但人數、張數較多，畢竟紐約是人文薈萃的國際大都會，與西部城市不太一樣。這時的我，已來美一年多，環境逐漸熟悉，也覺得中報應有我發揮之處。

與世界日報打筆仗

中報集合眾多人才，雖是新開張，但朝氣蓬勃，同樣也在紐約開辦的世界日報，幾乎是聯合報海外版，經費多、規模大，中報各方面都無法與之比擬，但「世日」秉持「深藍」立場，長年支持國民黨，言論與國內版差別不大，甚至更為保守，相形之下，中報的開明作風，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中報才剛開辦，便與「世日」對上了。「世日」社論竟以「辦報要看風頭」為標題批評中報，立論主要基於共產黨雖朝改革開放之途前進，但共產主義已經沒落，國民黨才是風頭的主流。中報第二天立即以「辦報要看風頭嗎？」反擊，這篇社論以紐約時報做為借鏡，標榜不諂媚、不妥協的辦報理想，該報導就報導、該批評就批評，即使已有百年歷史，仍然堅持此立場，贏得聲譽，也獲得尊重，「看風頭」怎麼應該是辦報的方向呢？

這篇社論在僑界引起極大迴響，很多臺僑、知識份子一致叫好，中報連續幾天的社論均探討此事，當時知名作家王鼎鈞喻我為「北美第一筆」，雖是溢美之詞，但中報秉持不阿諛臺灣政權、也不謾罵大陸政權的立場，極受當地臺僑青睞，尤其紐約文化多元，不像舊金山那麼保守，學界人士也多，且普遍傾向自由主義，不受國民黨控制，更能欣賞中報的內涵與文采。

不過，中報在新聞處理方面卻有極大困境。過去遠東時報尚有臺灣時報做為支援的後勤單位，中報則完全沒有臺灣基地，缺乏新聞供應管道，只好聘請專人負責收集臺灣相關新聞，並予以改寫、綜合整理。此外，也用了很多外電，至於當地新聞，則直接翻譯各英文報後刊登。

評論精闢，中報評價高

中報的優勢是評論，當時華文報紙少見評論文章，而中報不只是社論精闢、尖銳，而且文字優美、有深度，並邀集傑出人士撰寫專欄。反觀世界日報，擁有臺北方面源源不絕的新聞供應，中報難以超越。通訊網不如「世日」，甚至華府也沒有派駐特派員，但中報卻愈做愈好，不但銷路日增，評價也高。這份報紙的影響力，使我在美國交往了很多學者，尤是華人學者，不僅建立深厚的感情，也贏得他們的敬重。例如唐德剛、夏志清等人，都是往來頻繁的知名學者，這些學者也提供我很多的意見及協助。

80年代開始，世界局勢變動劇烈，逐漸牽動臺海兩岸關係，也影響美國華文報紙的言論方向，我在中報的遭遇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1982年，中國空軍飛行員吳榮根駕米格機抵臺投奔自由，引起舉世矚目，當時傅朝樞人在香港，卻指示其子與我「情商」，希望此新聞「淡化」處理，最好不發，要發不要放一版，也不要做大，但我以為萬萬不可，直陳媒體要有格調，也要堅守專業，這是國際性重大事件，別說臺灣報紙一定在頭版刊登，美國報紙也會登在顯著的版面，如果此新聞放在他版，外界勢必認為總編輯沒水準，也會質疑報紙的立場。

當時傅子不斷遊說，甚至採取感情攻勢，要我幫幫忙，但我反嗆「你可以立刻解聘我，只要我還在總編輯的位置上，就不能也不會這樣做，否則我日後如何做人？」傅子仍不死心，試圖動搖我的心意，又商量能否改放二版，我還是不為所動，雙方弄得很僵，次日仍在一版頭題見報。

與傅立場迥異，離開中報

從此開始，傅朝樞逐漸浮現親共的態度，對於我與他立場的差異，雙方都了然於胸，我們之間漸行漸遠，傅許多想法刻意迴避我，而與當時的副總編輯陳玉璽討論。

陳玉璽先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一生經歷，可讚可嘆，是我很尊敬的友人。他的中、英、日文均佳，當年是臺灣左派的政治犯。他在臺大經濟系畢業後，獲獎學金赴夏威夷大學深造，取得碩士學位。斯時，他獲布朗大學獎學金，準備去攻讀博士學位，而臺灣當局卻認為他思想有問題而不准護照延期。他不得已，只能整裝出境，暫居日本靜待消息。未料在日本「大地報」撰寫了一篇親共內容的「雜技團給我們帶來了革命情感」的文章，遭到特務打小報告回國，促請日本解送出境，遣回臺灣。1966年回臺後，立即遭到逮捕，判刑7年。此事引起日、美、英等國際人權組織關注，終於在坐政治牢3年8個月後，於1971年提前釋放。陳先生出獄後，立即再赴夏威夷大學，於1975年獲博士學位。

紐約中報創刊，陳玉璽擔任副總編輯，平日寡言沉默，文筆極佳，既能撰寫社論，又能擔任編譯，幾乎是報業的全才。他從不隱諱他的左傾思想，但我們平日很少談及這些政治思想的話題，我心中不解的是，他的前半生幾乎都在為臺灣的自由與人權奔走呼籲，甚至不惜坐牢被關，而中國大陸此時不論人民的自由度以及人權的條件都不如臺灣，即使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異，他又為何嚮往那個「百步」的政權而唾棄那個「五十步」的國民黨？

他的左傾思想正好與傅朝樞想走的方向相似，所以傅在我離職後，已屬意陳玉璽擔任總編輯了。

為遂己願，傅設局欺騙

在我離職前不久，一名在加拿大學醫的中國留學生王炳章創辦了一份華文雜誌，名叫《中國之春》，對中國時政常有無情的批評，而且揭發許多中共的黑幕，影響力不小，對中共形象頗有殺傷力。王某後來到了美國，仍然相當活躍，與新聞圈關係也不錯，但他受國民黨補助與利用，中國於是採取抹黑手法，搜集資料，指他的人品不佳、男女關係紊亂，希望以此手段使王炳章失去信譽。但我所考量的是，他對共產黨的批評對不對？有無誇張之處？至於是否亂搞男女關係，是他的私領域，誰也管不著，對於其言論及組織應該採取什麼方式報導，則見仁見智。

當時中國為鄧小平執政時代，雖然標榜改革開放，但仍然是個神秘的國家。王某即將來到紐約的消息傳開，新聞圈都蓄勢待發，等待他的爆炸性言論。此事令傅朝樞十分緊張，於是假借籌劃在日本召開座談會的理由，指示我前往香港協助處理一些事務，並在港等待赴日指令。而我當時根本未曾想到他是故意支開我。

不久，一名居間聯繫日本學界的臺灣戴姓學者與我聯絡，他所學是農業領域，卻在日本大學教授臺灣問題，與左右兩派都有來往，但政治立場比較傾獨，我在日本由他負責接待，在帝國飯店住處，與他一起研商座談會事宜，會後談話紀錄整理後寄至紐約中報，但始終未見刊出。

我離開紐約的這段時間，由陳玉璽代班總編輯，不可思議的是，中報居然刊載新華社發佈痛罵王炳章的稿件，並指其組織都是叛離中國份子，我在日本毫不知情。返港後，中報駐港特派員李義仁告知此事，我已心裡有數，原來傅刻意支開我，由陳代班的用意在此。不久，傅打電話給我，要我在港等他，我又住了一星期，但他根本沒到香港，擺明了要我在港動彈不得，雖然有吃有喝，也有好友陪伴，但問題總不能懸而不決，於是我便自行返美。我在日、港兩地漫遊近一個月，結果竟是一場騙局。

中報走上「左轉」之路

我回到美國後，只上了幾天班，覺察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看樣子非攤牌不可了。終於有一天，傅朝樞主動找我到他家裡談話，他雖未清楚地陳述，但也毫不隱瞞，表達中報將「左轉」的想法。他表示，中國持續改革開放，往正確的方向前進，我的諸多看法係受臺灣方面影響，不一定是對的。

當時他給了我三個選擇，第一，他出錢讓我旅遊中國一個月，他認為此行後，我會進一步認識中國，勢必有不同想法，第二，聽他的命令行事，患難與共，有福共享，保我前途無量、富貴可期，第三，我自動離職。

我力陳當初到美辦報的理想，不就是無法忍受臺灣的專制統治？如今為什麼「轉彎」，隱忍中國的專制？如果我旅遊中國一個月後，並未改變想法，又做何打算？傅未答覆我的問題，於是我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第三條路。他頓時臉色大變，隨即表示，辭職隔日生效，由陳玉璽承接總編輯一職。

隔日我回到辦公室整理物品，沒想到門鎖竟已更換，令我頗感訝異，立即醒悟其人格局、人品實非值得跟隨的老闆，也沒有必要再與他共事了。

過度親共，中報終告關門

此後，陳玉璽先生何時離開中報，我無從查核，但十餘年前，我應邀至佛光大學演講，斯時陳玉璽竟在佛光大學宗教系擔任佛學教授。我們見面敘舊，他告訴我，他已皈依佛門，茹素敬佛，潛心佛學，並有著作。我們共進晚餐，談及中報往事，不勝唏噓。我們都避談政治，反而對佛學作了一些討論。

此時中報已因六四事件過度親共，於1989年關門大吉，傅朝樞的長子雅堂在紐約經營印刷廠，小有成就，而次子獻堂當年為了報紙的政治色彩與我頗有不悅，我在中國時報任職時，他曾來臺北看我，只說他計畫從事軍火買賣，我嚇了一跳，不數年，聽說他已皈依基督教，甚至從事佈道工作。

他與陳玉璽二人都從熱衷政治轉而皈依宗教，也算是中報起落中的一段佳話。

傅朝樞於1995年曾返臺居住一段很短時間，他那時已患有帕金森症，左右手均抖個不停，吃飯時，食物常從嘴巴漏洩，精神也大不如前，但辦報的興趣並未稍減。他命他次子在臺北辦了一份免費小報，內容以罵李登輝為主，在捷運站分送讀者，我看過一、兩次，內容貧乏低俗，不忍卒睹，但他政治豪興未減，曾放話說，「李登輝如果不理我，我不惜再辦一份報紙罵他。」聽者一面偷笑，一面也看出傅的精神已有錯亂的跡象。果然他在2002年離開人世，享年76歲。

中報的起落非常戲劇性，讓觀眾獲得一個有益的結論：愛辦報不是壞事，但辦報絕不能以政治利益為目的，否則一旦落幕時，不僅沒有掌聲，連觀眾也走得一個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