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佩芬觀點:一個中國與兩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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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佩芬 2016年09月23日 07:00:00

北京認定自己已用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把台灣團團困在「祖國的懷抱裡」。(路透)

2005年四月,用了一整年時間才勉強從第二次參選總統落敗的打擊中清醒的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訪問中國,和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舉行正式會談,達成了「五項願景」。那也是第一次,「九二共識」一詞首次出現在國共兩黨的正式文件,距離這個名詞被「創造」出來,已有五年之久。

 

在連戰實現國共和解「歷史一握」的一個半月前,北京為了制衡民進黨政府連任而逐漸成型的「法理台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白紙黑字地把「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獨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分裂時,中國可以採取「非和平方式」等內容合起來訂為一部「法律」。

 

事態至此,北京認定自己已用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把台灣團團困在「祖國的懷抱裡」。而對台灣來說,在國內最大且歷史最久的政黨做出選擇之後,從此之後的每一場選舉,都可以被包裝、操作成統獨之爭。

 

在那之後,兩岸關係跌宕起伏了十一年,台灣又經歷了三次總統大選,和第二、三次的政黨輪替。從2008年大選之後忽然友好起來的氣氛,到2012年投票日前夕的企業家表態,再到2016大選中對「現狀」的質疑和辯論,那寫在國共「願景」裡的九二共識,毫無例外地變成選票上多出來的「選項」,是選民的、也是政黨和政治人物的。

 

當時連胡願景的影響力,顯然比我們想像得還要深而且大。即使在十一年後,即使人民已經在大選中做出選擇,仍然有八名縣市首長重新走上當年連戰走過的路,說出咒語般的「九二共識」,領受了國台辦八項不知從何落實的特別交流措施,讓北京在台灣縣市之間有了「區別對待」的空間。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這至今沒有人能提出精確定義的幾個字,就這樣把台灣分成兩個。

 

然而現實真的是這樣嗎?戶籍在南部而在台北工作的我,和住在不遠處新北市的朋友繳同樣的稅、享受一樣的健保;拿著同樣是墨綠色而不是紅色的護照出國時,還是要從白色執政的台北出發、經過堅持九二共識的新北市,到綠色執政的桃園登上飛機。而不管哪一國來的觀光客,在台南花用的新台幣,到了花蓮不會變成樹葉。

 

那八位縣市首長,未來如果不幸面臨嚴重財政赤字或施政困難,也還是會向台北的中央政府求援,而不是拿著必須另外辦的證件,通過海關、搭上飛機,向另一個政府低頭。

 

你、我,和所有不曾被逼迫表態的人,都知道我們的人生和所處的社會,有比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識,和這所謂「共識」裡到底是否具有一個中國的認同,更加重要的事。至於那些政黨也好、政治人物也罷,基於信念、利益或其他的什麼原因,選擇表態「繼續堅持一個中國」,那是他們的自由。

 

民主政府是這樣的,政策可能流於鄉愿、施政可能欠缺效率,但政府職能中最重要也最不可妥協的一項,是必須保護每一個人有不同意見的自由,必須捍衛我們反對、質疑、挑戰政府的權利。

 

哪個人支不支持一個中國或接不接受九二共識都沒有關係,也沒有人有興趣或有權力干涉,這是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利,也正是台灣的好處。

 

只要這些仍然是台灣公民社會一份子的人記住,不要為了用九二共識交換來的觀光客、貿易投資,或政治聲量,而失去了我們共同擁有的制度,只要能繼續保有下一次和以後的每一次選舉,人民在選舉中能自由而且不受脅迫地做出選擇,這樣就可以了。

 

※作者為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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