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慕情專欄:階級高牆有重新矗立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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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慕情 2016年07月19日 12:00:00

貧富差異劇增,階級高牆有重新矗立之勢。(美聯社)

一九四六年,格拉那達電視公司拍攝了一群來自英國各地不同階層社會的七歲孩童—有孩子來自工薪階級,未來夢想是能進入沃瑪特工作;有孩子早已閱讀金融時報,期許自己有天可以就讀劍橋。

 

這家電視公司以每七年一次的頻率記錄這群孩子長達四十九年。影片歸納出的其中一個結論,是這群被記錄者的未來人生,與其階級背景息息相關;不過《56Up》放映後引起廣泛討論,卻是因為「儘管階級影響人生,但若有社會流動,擁有夢想,搭配性格,階級翻轉有著諸多可能。」如片中主角之一Sue,沒有大學學歷、曾經失婚,日後她仍是一位自信女人,有一雙孩子、男友,並在大學擔任行政管理職位。

 

夢想的實現基底來自二戰後的百廢待舉。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重建及發展,使世界普遍國家得以擁有迅速擴張的教育與所得相對平等的社會環境。階級因此流動,其中中產階級經歷塑造與重塑的重要歷史過程。

 

不只英國,也是美國,甚至台灣。時至今日,階級高牆卻有重新矗立之勢,貧富差異劇增,人與另一階級的人日漸疏離,共同打造社會資本日漸低落的圖像,濃密、互信的人際關係將不斷喪失,導致民主體制的運作窒礙難行,社會關係與社會秩序的崩解成為可預期的未來。

 

高社經地位父母易成社區組織成員

 

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為此進行縝密的階級研究,並將他的研究寫成《階級世代》一書。書中一共分為「美國夢:神話與現實」、「家庭」、「教養」、「學校教育」、「社區」以及「怎麼辦」六個篇章,並在篇章裡分別論及性別或種族對階級流動的可能影響。

 

這本書的六個篇章環環相扣。普特南先從自己的家鄉柯林頓港的記憶談美國夢的曾經,素描一九五〇年代的貧窮孩子,如何憑藉有緊密支撐的家庭與自我能力的激盪而獲得一個可以向上流動的人生;就算當時的家庭對階級流動較不敏銳,因著社區裡教師與牧師的看顧,孩子依舊能有抓住改變命運的機會。

 

但當時間來到一九七〇年代,隨著經濟衰敗來臨,人口的增加逐漸停滯、青少年犯罪率也逐漸提高—牢固的家庭與社群連帶也面臨崩解,這具體而微地顯現在家庭型態的變化:單親家庭增加、離婚率提升、未婚生子比例爆炸成長,隨後幾十年,小孩的貧窮率從一九九九年的一〇%攀高至二〇一三年的將近四〇%。

 

家庭型態的變化對窮人孩子的發展更加不利。一般來說,有較高收入的美國父母平均每年為每位孩童花費七千美元替他們建立社會資本(音樂課,體育,家教,棋隊,戲劇營),而窮人的孩子往往只能參加小於一千美元價值的活動。

 

除了物質的學習條件,父母對孩子的生活參與度也會隨著富裕程度多寡而有變化,而愈高社經地位的父母,比低社經地位的父母更容易成為社區組織的成員—這也意味著社會資源的掌握與分配。

 

由此看來,嶄新的上層階級其實持續誕生。他們會住在豪宅與門禁森嚴的社區裡,住家內有家庭電影院、運動場等設施。普特南所觀察的時間點與現象,和台灣社會的狀況也相互對照。

 

「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正在消亡

 

根據社會學者林宗弘的研究指出,一九七〇年前出生世代,流入自僱者、小雇主與資本家位置的發生率遠遠高過後一九七〇後世代,顯示過往「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管道正在消亡;一九七〇後世代相對依賴高等教育與專業技術,在此情況下,父母的教育成就或軍公教背景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林宗弘的研究指出,台灣的貧富差距主要不是來自中產階級整體收入的下滑,而是來自高低兩端家庭所得分配的惡化。他分析台灣全體就業者基本所得狀況,發現1980年到2006年間平均提升了3.16倍,但收入較低的林漁牧工作者、技術工與體力工、服務業的工作人員與事務工作人員的所得,成長倍率卻低於平均;且製造業與服務業非技術工人(服務工作與事務工作人員)所得差異也十分有限。

 

換句話說,非技術工人由製造業朝服務業移轉,無助於提高所得。相反的,技術工人與專業人員的所得成長倍率則高於平均,顯示階級差距惡化的源頭來自資本收益,而技術也開始成為所得不平等的來源之一。

 

這是戰後以資本主義為發展驅動力所無可避免的社會景象。一如大衛.哈維在《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中所說:「不平等的分配是資本運作的一個根本條件。」資本為了維持其自身的再生產,資本與勞工間的所得和財富分配必須不平等;當資本流通和積累變得普通,薪資水準必須維持在資本有利可圖的限度內;利潤極大化會涉及壓低薪資或提高勞動生產力;資本間的相互競爭,導致薪資的普遍壓低。

 

分配情況總是不均,而隨著全球化的影響,地域分配更加相互牽制與難以均等。所得與財富日益集中在資本家手中,「使得這階級得以對媒體(輿論)和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施加不成比例的影響和控制」,全球逐漸形成新的財閥統治階級,而世界各地多數國家的財富和所得不平均程度則驚人地惡化。

 

人是社會的重要資產

 

哈維的見解呈現了一令人擔憂的未來圖像,並與普特南的研究相互映襯。但普特南讓人稱許的,是他不僅僅揭露了社會缺口,還通過多達二十八位受訪者的訪談與家庭素描,讓更多人可以深刻感受「有些人是怎麼過活的」,並進一步提問:當戰後中產階級重塑形成的階級流動已確定停滯,要如何使機會平等成為可能?普特南的倡議不是補償式的。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必須在社會制度上著力,因為「故事中出現的諸多限制,都可以歸咎於那些反映集體決定的社會政策。」

 

此研究與倡議路徑,回歸至普特南的關懷核心:人是社會的重要資產,民主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元素、社會資本的基石,一旦放任階級帶來的分化與拋擲,民主的正當性將被削弱,從而使社會愈加意見分歧,難以凝聚共識,一同往前。

 

普特南的結論直指:階級帶來的機會鴻溝終歸反噬,成人必須回溯社會的矛盾本身去破解、監督集體社會政策究竟如何形塑。因為「貧窮小孩不僅是我們的一份子,而我們也是他們的一份子,他們是我們的孩子。」這樣的忠告不僅適用於美國,也宜用於對階級敏感度相對薄弱,仍在民主路上蹣跚學步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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