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專欄:專政只剩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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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許 2016年10月03日 07:00:00

關於習近平任期延長和不設立接班人的傳言近來甚囂塵上,但不管任期延長與否,或者是否設立接班人,並不具有太重要的意義,因為之後就算沒有習近平,中國走的也可能是沒有習近平的習近平路線。(美聯社)

北戴河會議已開,中共18屆六中全會在即(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距離中共十九大,也就一年時間。不難想像,此時體制內部的權力博弈已經進入到了最為激烈也最為關鍵的時刻。受制於極權體制的資訊遮罩,包括體制內邊緣人士在內的泛民間,對於權力鬥爭的內情並沒有真切的瞭解,也就很難做出判斷和評價。不過,在各種飯桌耳語中,一些傳言如「接班人遲遲不見,有意推遲任期」開始發酵,甚至登上了一些媒體的報導。

 

泛民間並不能從最高權力博弈中取利,上述任期或是否設立接班人傳言的發酵,更多地來自於對現行路線的不滿:如果任期延長,意味著現行路線的繼續。這種迫切希望最高權力儘快易手的想法,其實是一種焦慮心理的反映。

 

現行路線究竟是什麼?國內外有諸多的總結,大致包括升高的社會壓制、持續的體制反腐,對外放棄韜光養晦,等等。有別於江、胡時代,現行路線將希望寄託在體制力量的重振之上,將反腐和黨紀作為其主要手段,這就勢必損害到此前的既得利益,損害到一些已有的慣例,具體而言,現行路線提升了中央的權威,提升了強力部門、黨務部門、社會管理部門的地位,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經濟發達地區政府的自主性,降低了業務管理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等原有的既得利益,此外,現行路線強化了對社會力量的消解和壓制,也會使得體制邊緣的少數自由化人士不滿,所有這些,構成了當前飯桌耳語發酵的群體基礎,渴望著現行路線的儘早結束。

 

早就懸掛在大街通衢的所謂「四個全面」,實際上已經宣示了現行路線。2014年12月,習近平近日在江蘇調研時強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後被總結為「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可以看作是現行路線的基本內容。

 

「依法治國」代表更嚴密和直接的控制

 

這當中,前兩個全面,即通過深化改革以建設小康社會,是對鄧小平市場化路線的沿襲,並無多少新意,放鬆體制控制以釋放經濟發展動力的老套路,已經走到了盡頭,近年來圍繞經濟的各項改革舉措大多乏善可陳,就是對這一點的印證。現行路線的特色,或者說讓許多人不滿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後兩個全面之中,「從嚴治黨」意味著反腐和整風等手段,「依法治國」則意味著社會進行更為嚴密和直接的控制。

 

但是,與上述飯桌耳語不同的是,這一現行路線的出現,並非某人的心血來潮,而是長期以來的體制核心焦慮,在現階段的表現。對於體制來說,通過「從嚴治黨」提升體制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以此為基礎,再通過「依法治國」消解、壓制新社會力量的崛起,乃是自覺的選擇。

 

引入市場化以克服計畫體制的弊端,進而挽救體制,是中共有見於蘇東劇變後的根本選擇,但市場化勢必會產生出龐大的新興社會群體,孕育出異己於體制的權利和自由化訴求,所有這一切,都將對現行體制形成衝擊,也因此,市場化以來,體制的核心焦慮之一,就是如何應對新興社會階層的挑戰。隨著市場化的深入,作為其後果的新興社會階層日益壯大,這一挑戰也就越發迫切。

 

從理論上而論,順應市場化的內在需求,改變體制本身,變專政統治為多元政治,變吸取性制度為包容性制度,這樣的自由化乃至民主化進程,既可以擺脫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迴圈,由此獲得的持續經濟增長,也能惠及包括執政者在內的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然而,本身即為徹底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專政政體,再1989年鎮壓後,因體制內外裂痕加劇,更加建立在對社會異動的維穩乃至凍結這一基礎之上,也因此,任何自由化過程,都可能在短期內迅速放大,進而徹底顛覆掉既有權力格局,在專政與民主之間,不可能不是一場零和博弈,換言之,自由化這一選項,在一開始就因其巨大的爆炸性,而被否決掉了。

 

新興社會階層入黨只是點綴

 

那麼,能否將新興社會力量吸收進體制呢?這樣既能擴大體制的政治基礎,又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挑戰,如「三個代表」作為一種黨建構思,就有將新興社會階層大量吸收入黨,從而擴大執政基礎的用心,但是,許多人過度解讀了「三個代表」思路,在一些自由化人士看來,這一舉措,將最終使得中共由淩駕於社會之上的革命黨(專政黨)轉變成為體現精英階層(三個代表)利益的執政黨(威權黨),可是,這並非「三個代表」的本意,如果真如此,「三個代表」本身即構成了對現行體制的挑戰,而這當然是荒謬的:

 

首先,企業家等的大批入黨,這需要在意識形態上擺脫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的束縛,衝擊現有意識形態框架,其次,由專政黨變為所謂執政黨,意味著在政權與社會的關係上,也要擺脫列寧式專政主義的教條,最後,在現實的權力和利益分配上,新興社會階層的大批加入,挾持其資本、人際和符號優勢,勢必大大衝擊乃至改變既有的權力和利益格局,這樣一來,其實距離進一步的政治自由化,也就僅僅是隔了一層窗戶紙。

 

正因如此,所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儘管至今仍存在於中共黨章乃至《憲法》之中,卻並沒有出現新興社會階層大規模入黨的現象,當然更談不上什麼由革命黨(專政黨)向執政黨(威權黨)的轉變,這一黨建理論,也就逐漸淪為了一種統戰手法:在維持既有意識形態、堅持專政統治,並不觸動既有權力和利益格局的情況下,部分新興社會階層人士被吸收入黨,起到的只能是點綴或花瓶的作用。

 

政治自由化轉型不能,大量吸收新興社會力量也不可,對於體制來說,應對新興社會階層的挑戰,也就只剩下持續消解、壓制這個「自古華山一條路」。事實上,從江胡時代開始,隨著新興社會力量的發育,壓制也就同時升級,直到如今的全面展開,這就好比用一雙手握住一個不斷膨脹的氣球,雙手的握力勢必不斷加強一樣。現行路線實際是專政體制與市場化結合的自然產物,套句黨國術語,「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沒有習近平的習近平路線

 

在政治自由化和大量吸收路線早已經成為了明日黃花的今天,現行路線已經成為了專政體制唯一可以採行的路線,一些受現行路線影響的既得利益者所期待的,無非是倒退一兩步,回到十八大之前的路線上去,可問題在於,這樣的路線下,沒有對於社會力量的主動消解、壓制,也無從建立起體制群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對於體制而言,難道不是一條潰敗的路線嗎?對於體制而言,所謂退回到十八大之前的路線,或者指望儘早結束現行路線,並不是什麼嚴肅的提議,倒像是一種無奈的賭氣,並不具有任何嚴肅的價值。

 

現行路線是市場化之下社會力量持續成長的產物,面對新社會力量的崛起,對於體制來說,要麼繼續凍結,壓制到底,要麼社會力量爆發,體制被沖決轉型。近來發酵的任期和不設立接班人的傳言,寄託的其實是一種倒退選項,但這其實是並不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任期延長與否,或者是否設立接班人,並不具有太重要的意義,就算沒有習近平,也可能是沒有習近平的習近平路線,這就跟沒有了薄熙來,卻出現了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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