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挪威國會大選，最後結果右派政黨勝出，新的聯合政府，取代了原本以工黨為主體的執政團隊，工黨主席史托藤伯格，也結束了他兩任八年的總理生涯。他依照傳統向國王請辭，國王行禮如儀地問他：「誰適合繼任下任總理？」史托藤伯格答以：「保守黨主席索伯會是稱職的人選。」政權正式轉移，左派輪到右派，這個國家按照既有的齒輪繼續轉動。

下台後，史托藤伯格身分回歸國會議員，索伯正式就任總理後的隔天下午，眼尖的挪威媒體記者，在國會內設的健身房裡，看到史托藤伯格穿著一身運動裝，在跑步機上揮汗如雨，做著和所有其他國會議員一樣會做的事。卸任總理，讓出位置，卻感覺他好像只是將一把車鑰匙交給別人，然後他就突然不再高高在上，而他自己也未再對非議員職責之外的國政夸夸其談。

因為任內，史托藤伯格穩健、不刺眼的施政風格，讓他贏得多數民眾好感，屢屢成為挪威國內支持度最高的政治人物，自他下台後，民眾對他的喜好度未減，卻沒有人覺得他應該再接再厲，扛起經世治國的千秋大業。

所幸，他於任內積極參與外交斡旋，在歐洲社會有不錯的評價。於是，卸任總理轉職國會議員後不久，史托藤伯格就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任命為秘書長。他的政治工作，從此邁向另一階段，他更不需努力地要讓大家記住過去的自己。

更早之前，挪威前總理布蘭特倫亦在下野後，轉戰世界衛生組織，擔任秘書長一職，1987年她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為全球永續發展奠定深刻的基礎。

有別於北歐社會，台灣卸任元首總覺得自己對這個國家永遠有盡不完的責任和使命，即使我們已透過政權輪替的遊戲規則，把治國工作交給他的繼任者，他們多半仍想像著自己還能帶來什麼偉大貢獻，可惜台灣處境特殊，讓他們很難有史托藤伯格或布蘭特倫那樣的機會，下台多半形同失業，惟不減個人躊躇滿志，乾脆自己掏腰包尋找辦公場所，維持著不歇的作息，同時以過來人的立場，繼續對國政指點江山。

台灣總統任期制的最大考驗，就是讓這些曾經滄海、不可一世的一國之尊，離開崗位後不知該何去何從。偏偏東方社會培養出的政治人物，士大夫性格經常過於濃厚，不太講求冒險精神，不具維京海盜野望的基因，即使雄心萬丈，卻缺乏自我想像，最後，便只能走上最保守、且緊抱「前總統」這虛渺身分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