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精選】莫斯科,普京「法律專政」下的文明之都?

紐約時報 2016年10月10日 09:00:00

對於任何曾在20世紀90年代生活在莫斯科的人來說,如今這種遵守良好行為規範的行為會讓他們震驚地想到,這座城市,乃至俄羅斯,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紐約時報)

莫斯科——一場毛毛細雨變成傾盆大雨之後,莫斯科這條平日繁忙的街道上沒有了車輛,甚至連員警也沒有了。

 

然而,在這樣一個交通規則曾被視為可遵守可不遵守的城市,十幾個行人仍然在人行道邊,在雨中耐心地等待著紅燈倒數完160秒再穿過馬路。

 

為什麼他們在根本沒有被車輛撞到的危險、也不會因為亂穿馬路遭到罰款的情況下,還願意耐心等紅燈?「我一直都儘量守規則。我想生活在一個文明的國家裡。」被問到這個問題時,22歲的快遞員阿列克謝.斯米爾諾夫(Aleksei Smirnov)回答說。

 

 

莫斯科的20世紀90年代是充滿反抗、擁抱自由的10年,對於曾在那段時間生活在這裡的人來說,斯米爾諾夫這種遵守良好行為規範的行為會讓他們震驚地想到,自從普京(Vladimir V. Putin)1999年掌權以來,俄羅斯,至少是它的首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但是,儘管俄羅斯發生了那麼多事,要想理解這種變化的本質方向,還是取決於你如何看待普京:一個邪惡的前克格勃(國家安全委員會,KGB,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間蘇聯的情報機構)官員,一心把國家帶回蘇聯時代那種可怕的順從之中,抑或只是一個強硬但擁有現代意識的執法者,致力於為混亂帶來一點秩序?

 

普京自1999年掌控俄羅斯的最高權力至今。   (湯森路透)

 

人們愈來愈遵守討厭的交通信號燈指示,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對於政府官員來說,這是一種證據,表明不管克里姆林宮的批評者們怎樣對緩慢推進的獨裁專制充滿抱怨,普京的鐵腕統治,以及他親手選擇索比亞寧(Sergei S. Sobyanin)來擔任莫斯科市長,這一切都帶來了一種早該到來的變化,讓社會向更加溫和守法的方向前進。

 

「人們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教導要遵守交通規則和其他規則,」莫斯科交通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亞歷山大.波利亞科夫(Alexander Polyakov)說道。這裡是一套精密的交通監控系統的總部,管理著城區各地的4萬個交通信號燈和15萬個攝影鏡頭,它還有一套龐大的資料存儲設施,用來保存所有街頭傳回來的影像。

 

莫斯科的交通管理者們在主控室裡看著投影在大螢幕上的街景,監控著每天在市內流動的350萬輛車輛,以及數量更多的步行者。

 

普京(右)和莫斯科市市長索比亞寧。  (湯森路透)

 

波利亞科夫說,西方人將俄羅斯視為一個充滿殘酷壓迫的無法無天之地,這種觀念讓他吃驚。他堅持說,至少在遵守交通信號燈指示方面,人們遵守規則不是因為害怕罰款(最高可達500盧布,約250元台幣),而是因為「現在他們尊敬自己,也互相尊重。」

 

他說,相較於20世紀90年代莫斯科所盛行的那種胡幹蠻幹的風氣,現在過馬路的時候,「人們再也不想冒險了」,因為他們明白,遵守規則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他的觀點和普京一再強調的更加嚴格的紀律與秩序不謀而合。掌權後不久,普京便發誓實行「法律的專政」,他說,它將適用於所有人,結束蘇聯1991年解體後的混亂狀態。

 

莫斯科市的聖巴索大教堂。  (翻攝自pixabay網站)

 

但是很多人非常懷疑普京有沒有履行這個承諾——甚至也許根本就沒有興趣履行這個承諾。執法機構和法院經常為小小事端或莫須有的罪名去迫害政府的批評者,卻沒什麼心思去懲處人脈豐富的內部人士所犯下的更為嚴重的罪行。

 

萊昂.科薩爾斯(Leon Kosals)是一位社會學家,在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的法律系任教,他說,莫斯科人「知道他們不可能得到公正,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公平的遊戲」。但他也說,人們愈來愈努力遵守交通規則和其他規則「是因為他們希望生活在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裡,而不是因為他們覺得現在的體制很公平」。

 

科薩爾斯補充說,這樣的行為與其說是對克里姆林宮的支持,倒不如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無聲的抗議,人們輕蔑地表示他們也渴望享受西方的現代性,這一政治與文化領域經常遭到國有新聞媒體的詆毀,西方被描繪為墮落的悲慘深淵,充滿恐俄者和同性戀。

 

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法律系教授萊昂.科薩爾斯。  (翻攝自多倫多大學網站)

 

科薩爾斯說,莫斯科市政府控制住了交通警察中一度猖獗的腐敗現象,斥鉅資美化這座城市,這是值得稱道的。但是,促成行人改變自身習慣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很多莫斯科人都渴望過上一種不一樣的、更為文明的生活。

 

其結果,他說,「就是一個可惜非常罕有的俄羅斯成功故事。」

 

「在這個領域裡,」他說,「是政府與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

 

根據為全球交通狀況編纂年度調查的荷蘭公司TomTom的資料,莫斯科在交通高峰時期仍然會出現嚴重的擁堵,如今它是全世界第五大最擁堵城市。

 

但是這比起幾年前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善,當時莫斯科擊敗墨西哥城、曼谷和其他以擁堵著稱的地方,一舉成為全球交通狀況最差的城市。

 

莫斯科市的市容。  (翻攝自pixabay網站)

 

莫斯科交通管理中心的波利亞科夫說,帶來這一進步的原因包括新修道路,一套全新自動化的駕車罰款系統,以及司機和行人們變得更守規矩了。由於引入了新的交通信號燈,現在行人可以準確地知道自己還要等待幾秒才能過馬路了。

 

「他們可以看到自己用不著等很久,能看到走到街對面的希望,」波利亞科夫說。

 

俄羅斯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達成目標需要多長時間,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一方面克里姆林宮譴責美國和歐洲惡意威脅,旨在削弱俄羅斯的力量,與此同時,莫斯科這座城市卻在品味、習慣與抱負這些方面變得愈來愈歐洲化了。

 

莫斯科市的市容。  (翻攝自pixabay網站)

 

在地鐵入口處扶一下大門,以防門打在後面的人臉上,這樣的基本禮儀愈來愈為人們所接受,特別是在那些年輕的都市專業人士當中。

 

「這真是個奇妙的現象——這是一場都市革命。」文資保護運動人士與城市規劃專家謝爾蓋.尼基丁(Sergei Nikitin)說,「我從來沒想到莫斯科人會這樣關心自己的城市,也彼此關心。」

 

他說,莫斯科正在經歷「真正的士紳化,因為它變得愈來愈溫文爾雅」。

 

起帶頭作用的是斯米爾諾夫這樣的莫斯科年輕人,他們沒有蘇聯時代的記憶,也去過俄羅斯之外的各地旅行。但如今他們的長輩也大都願意在過馬路時等待信號燈了。

 

俄羅斯總統普京和莫斯科市市長索比亞寧9月10日一起參加莫斯科市城市日活動。  (湯森路透)

 

塔季揚娜.馬科夫索娃(Tatiana Markovsova)是一位蘇聯時代曾在倫敦工作過的外交官的妻子,前不久下那場雨時,她就站在斯米爾諾夫旁邊等待信號燈,但是她說,遵守信號燈指示並不表明人們日漸接受歐洲方式,倒像是對蘇聯時代紀律性的一種健康回歸。

 

「葉爾欽掌權的時候,一切都亂糟糟的,」她說。「他總喝得醉醺醺的,沒人守規矩。現在事態總算回歸正軌了。」

 

她還補充說,她認為行人願意等待信號燈,主要是因為他們擔心被罰款或者被車撞。

 

然而城市規劃專家尼基丁卻認為,許多莫斯科人愈來愈願意遵守行人交通信號燈的指示,「這和蘇聯時期的心態正好相反」,那時人們總得在商店外面排長隊購買物品,從而培育出了聽天由命的耐心,而且還總是擔心受到懲罰。

 

「很多文化因素在這裡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只是罰款,」他說。「這關乎文明,而非紀律。」

 

莫斯科街頭,在這樣一個交通規則曾被視為可遵守可不遵守的城市,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按照信號燈過馬路。   (紐約時報)

 

尼基丁稱讚莫斯科當局用各種項目美化這座城市——翻修破舊的建築,重新鋪路,拓寬人行道,增設自行車道。

 

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在反對政治活動中非常活躍的人士,抱怨這些在2011年莫斯科的大規模反普京抗議活動之後大張旗鼓展開的美化行動。這座城市外貌的變化成功地安撫或者至少是平息了中產階級居民的不滿,對騎自行車的人、行人以及推嬰兒車的年輕父母們來說,尤其是那些在2011年上街抗議的社會地位在上升的人來說,莫斯科變得友好多了。

 

尼基丁說,雖然改變這座城市的外貌不會解決俄羅斯的很多深層問題,但它鼓勵居民遵守新的更為文明的行為準則。

 

「美化是真實存在的。你不能否認它,」他說。「這改變了人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

 

By Andrew Higgins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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