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專欄: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上)

莫之許 2016年10月16日 07:00:00

中國歷經多年經濟變革,使得不少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中產階級、市民社會、法治秩序等等有利於轉型的因素成長的可能,進而希望在現有體制下,以一種非對抗、零碎、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轉型。大約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遂成為當代中國民間對於轉型的主要寄託和想像。(路透)

曾金燕女士的《韓寒們和莫之許們的虛假希望》一文,重新點燃了大陸網絡話語場的「口炮黨」「改良公知」之間的爭論,也看作是事關未來轉型路徑的「革命」與「改良」之爭。如同大陸話語場的其他熱點一樣,這一爭論也如方生方死的漩渦,轉瞬即逝,於實際的進程未必有多少助益。不過,反復出現的論爭劇幕,卻可能反映了思潮版圖的消長,對應著社會結構的悄然變遷,倒是可以梳理一番。

 

在許多人看來,「革命」話語的抬頭,主要是最近幾年來高壓路線的產物,但這並不成立。確實,針對新公民運動、網絡言論、NGO組織、維權律師的迭次打壓,重創了一度昂揚的公民社會建設圖景,從南周事件到《炎黃春秋》的被強佔,更消滅了溫和改良話語的既有空間,在一些人眼裡,漸進改良主義既然走到了盡頭,「革命」話語遂應運而生。

 

但是,眾所周知,口炮黨與改良公知的這一場爭論,發端於2010年溫家寶「七次政改講話」期間,於2011年打壓所謂「中國茉莉花」事件後走向激烈,並於2013年4月底的「肉夾莫」事件中徹底攤開,顯然,雙方的爭議並非最近幾年打壓的產物,相反,在現行高壓路線自2013年中展開之後,所謂「口炮黨」與「改良公知」的爭論近乎偃旗息鼓,上述改良不通、革命抬頭的解釋,更像是改良公知一方從自身經驗總結、面壁虛構的產物。

 

由此上溯,「革命」與「改良」話語之爭,更是其來有自。伴隨著中國民間反對思潮的興起,即告出現。在西單民主牆期間、在1980年代的民運群體當中,一再爆發相似的爭論。面對一個全面壓制基本權利的專政極權政體,反對者欲舉而去之,並根本變革制度,這樣的轉型想像,並非難以理解。而自從魏京生先生提出」民主化作為「第五個現代化」以來,當局對於這種「另起爐灶」的制度變革主張,也從來都是加以嚴厲的鎮壓。

 

天安門事件暴露體制的暴力本質

 

不過,類似的話語爭論走出民運或異議小圈子,為更大群體認識所直面、所思考、所選擇,成為一種持續的思潮,還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1989年天安門事件,暴露了體制的暴力本質,以及拒絕一切改變的用心。同時,殘酷的流血悲劇,又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衝擊,在當時,一個將中共比作劫機犯的比喻悄然流傳,不擊斃劫機犯,永遠都是人質,可如果擊斃了,又難免玉石俱焚,這樣矛盾的心理,體現在王力雄先生的名著《黃禍》之中,也促使大陸知識分子發出了所謂的天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晚年曾經不止一次問學者朱學勤:「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一場革命來推翻,玉石俱焚,生靈塗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後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籲,爭取漸進改革的餘地。」朱學勤回答:此為「天問」。

 

天問終須人來答,分歧於焉展開。在一些人看來,六四鎮壓確鑿無疑地宣布了體制的剛性,同時也宣告了根本轉型、制度變革的正當性。從1992年胡石根先生等人秘密組織自由民主黨、劉文勝先生等人秘密組織社會民主黨、到1998年全國各地中國民主黨人的公開組黨、2006年高智晟律師等人推動的政治化維權、再到2008年劉曉波先生等人發起的《零八憲章》,都貫穿著政治反對、制度變革這一根本主題,作為民運和異議的核心價值。

 

而在另一方面,六四鎮壓的悲劇結局所帶來的心理衝擊,也使得一些人做出了相反的反思,將悲劇解決歸咎於所謂激進的主張和對抗,從而走向了反思激進、告別革命。

 

告別革命

 

1995年,李澤厚、劉再复在《告別革命》的序言中說:「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在書中,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並宣布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別革命》一書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

 

同時,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開端,經過1997年中共15大承認民營經濟、積極申請加入WTO,並推動相關法制建設,大陸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中產階級、市民社會、法治秩序等等有利於轉型的因素成長的可能,炮製出「法治先行論」、「公民社會發育論」、「黨內民主論」,「遞進民主論」,「中產階級壯大」等等轉型圖景,希望在現有體制下,以一種非對抗、零碎、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轉型。「寧可千日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在上述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約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成為了當代中國民間對轉型的主要寄託和想像。

 

不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相去不久,中共也並未在政治上做出任何改良,針對民運群體、政治異議的打壓依舊一波接一波,在此情況下,並非所有人都擁抱了漸進改良主義,在當時,反對「告別革命」的聲音一直不絕如縷,儘管限於當時的政治高壓,相比之下近乎微弱,如1999年,筆者曾發表「革命之不可輕言告別」一文,對「告別革命」的呼聲加以反駁:「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終揮之不去,根本在於絕對的權力的不良運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瀾。那麼,呼喊告別革命,就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訴求。」

 

就這樣,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出發,不同的反思角度,以及對現實進程的不同認知,早就在大陸的思潮版圖中埋下了分歧和衝突的種子,事實上,自有網絡以來,幾乎每一個時政論壇上,都曾爆發過與口炮公知之爭類似的話語衝突,這表明,以異議反對為同情的激進轉型話語,與主張改良和漸進、發育、互動路線的泛自由派公知話語,早就存在長期直接的觀念分歧,並非最近高壓路線的產物。

 

漸進改良主義出現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口炮黨和改良公知,都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後裔,口炮黨做為民運和異議的同情者,從六四鎮壓出發,認清體制剛性、支持制度變革,對於漸進路線,從價值上和可行性上都持懷疑態度。相反,改良公知受1989悲劇的刺激,走向了反思激進,告別革命,更以1992年之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為基礎,認定體制仍有柔性,最終選擇了漸進改良主義。

 

雙方分歧一目了然,針鋒相對,且由來已久,只是在前社交媒體時代,親民運和異議的類口炮主張被嚴密屏蔽,雙方沒有直接衝突的平台,也沒有可供類口炮主張訴求的受眾。社交媒體時代,尤其是新浪微博的流量紅利期,既極大地放大了改良公知的話語影響力,口炮與改良雙方早已存在、且在新的現實進程下正在急劇擴大的分歧,也在這一平台上不期而然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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