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韋伯、晚發展帝國與「洪秀柱式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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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明 2016年10月23日 07:00:00

晚近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會讚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放棄對中華型帝國主義的抵禦,「擺脫作為美國對抗中國棋子的路」,而且以此來正當化「洪秀柱的抉擇」。(圖為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湯森路透)

中國最近在對外政策上最讓人矚目的事件,可能該是新加坡駐中國大使羅家良(Stanley Loh)與中國《環球時報》(Global Times)總編輯胡錫進,就南海仲裁案而發生的公開筆戰。兩人透過媒體與網路,有著數回合的激烈交鋒。

 

事件起於《環球時報》9月21日的報導:「不結盟運動首腦會新加坡妄提南海仲裁」。羅家良隨後立即以公開信指出,該報導是「不符事實和毫無依據的」。

 

羅家良還同時表明,依據不結盟運動的慣例,東南亞國家提議更改不結盟運動峰會最終文件中的東南亞段落,不該受到「任何非區域成員或外方」的干涉。他同時主張,這是「不結盟運動」的重要原則,而認為《環球時報》的評論立場,「不符合不結盟運動及各成員國的利益」。

 

「萬隆精神」與中華型帝國主義

 

這場筆戰,不但激烈程度在外交場域罕見,並且還涉及到了天朝主義文人最喜歡的主題之一:「萬隆會議」確立的「萬隆精神」

 

依據標準的天朝主義論述,1955年4月由亞洲和非洲29個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不但開創了「第三世界」的新世界觀,而且還透過「中國社會主義」與亞非、拉美的「民族社會主義」結合,形成了「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

 

值得注意的是,當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左派」在2015年舉辦以「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為題的論壇時,中國與萬隆會議表徵的「不結盟運動」之間關係,就引起了中國之外的亞非、拉美左翼不少的非議。這種非議的本質,指向了一個新的現實趨勢:中國作為「晚發展帝國」的發展傾向。

 

有學者質疑,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在當地已經造成負面影響,而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雖在絕對數量上尚不及西方國家與日本,但卻已經形成了新的「掠奪性發展」構造。甚至於,如果以「萬隆精神」來檢視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可能對第三世界國家造成深遠影響的政策,究竟其結果會是「中華型的帝國主義」,還是會「具有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能量」?這些都是在「恢復萬隆精神」的號召下,應該嚴肅檢視的課題。

 

面對這些來自中國之外的質疑,乃至中國的天朝主義「左派」文人都不得不同意,中國「忘記了自身的第三世界傳統與責任」,為了「超英趕美」,而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狂奔;他們也不得不同意,「重振萬隆精神不能只靠意識型態與情感,而需要落實在具體的互動當中」。

 

只不過,如今的中國,在「恢復萬隆精神」上的實際動態究竟如何呢?

 

《環球時報》以「崛起大國」姿態而干預「不結盟運動」會議運作的話語姿態,或許已經用最具體的方式,說明了中國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有趣的是,對這種以「崛起大國」的身位而質疑不結盟運動的霸權做法,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左派」,一致保持了沉默。

 

中國的「修昔底德時刻」

 

但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左派」文人的沉默,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新加坡對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合作態度,已經首先違背了他們眼中的「萬隆精神」。

 

畢竟,對天朝主義文人,「萬隆精神」之所以有提倡的價值,根本的緣由在於「不結盟運動」可以構成中國這個晚發展帝國「反美帝的帝國主義」的國際支柱。如果「不結盟運動」不是以「反美帝」為前提,而居然涉及到反對崛起中的中華型帝國主義,那麼,中國就不再有與「不結盟運動」結盟的「帝國的理由」。

 

在這裡,或許需要重述我在《中國的「帝國慾望」》這篇短評中分析的「中國的修昔底德時刻」:現在的中國,究竟是要走向以國際法來維持和平,還是要走向以帝國擴張來維持「和平」?

 

對南海仲裁案,中南海不得不採取全盤否定的立場,以便掩飾對外政策的失敗;但這個短視的便宜行事,也讓中國自此陷落「修昔底德時刻」的持續考驗,難以脫身。事實上,中國不但必須要求新加坡閉嘴,同時也必須要求澳洲「在南海問題上謹言慎行」。一個惡性循環從此打開,不走到這種惡性循環的邏輯終點,中國的帝國擴張衝動就沒有收束的可能。

 

說到底,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文人,不論自我定位為「左派」或「保守派」,其實對中國的帝國衝動,都抱持著支持的態度;甚至於,對中國興建「海上長城」,企圖經由在軍事上掌握南海,來動搖美國在東亞的聯盟,解構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還因此歡欣鼓舞。

 

晚近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會讚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放棄對中華型帝國主義的抵禦,「擺脫作為美國對抗中國棋子的路」,而且以此來正當化「洪秀柱的抉擇」,都必須放在這樣的脈絡,才能給予最準確的定位。

 

可是,如果從「晚發展帝國」的歷史脈絡來看,各種知識精英群體與「反帝的帝國衝動」,與「反帝的帝國心性」的「親密關係」,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事物。在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前半期,德國的知識份子,早已完整示範過晚發展國家「民族性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的演進歷程。

 

「晚發展帝國」與「政治成熟」

 

關於「晚發展帝國」的「民族性帝國主義」,在德國脈絡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恐怕就是漢字文化圈耳熟能詳的社會學者韋伯。值得指出的是,韋伯的「民族性帝國主義」思維,對天朝學人的「政治成熟」觀念,事實上也有著難以漠視的推動作用。

 

天朝學人甘陽在1990年代初期編輯韋伯文選《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時,就特別點明:「韋伯的全部問題意識都是從當時的德國大大落後於英國等歐洲發達國家這種焦慮意識出發的。『德國韋伯』的這種歷史處境及其焦慮意識,不消說乃與我們中國人至今的歷史處境和問題意識具有更多的相關性。」

 

隨後,劉小楓也附和說:「經濟改革後的中國有如俾斯麥新政後的德國,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已經日漸強盛,但國內經濟秩序出現諸多社會不公正現象,經濟學家們為自由經濟抑或經濟民主吵翻天,於是,一個韋伯式的聲音出來說:中國學人還沒有『政治成熟』,還沒有看到,中國已經成為經濟民族,如今的問題端在於如何成為政治成熟的民族。」

 

但何謂「政治成熟的民族」?

 

眾人皆知,甘陽從韋伯式的「晚發展帝國」問題意識所得到的結論是:中國應該放棄過往的「民族國家」圖式,而將自身理解為一種「文明帝國」。但一種實際上結合著「中華民族」政治想像的「文明帝國」方案,如何能同時結合民族想像與帝國想像?讓今天的人更為費解的問題是:如何可能「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下推行帝國方案」」?

 

為著探索這個問題,德國學者蒙森(Wolfgang J. Mommsen)的名著《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就值得台灣知識份子群體仔細研讀。透過蒙森的歷史分析,我們或許才可能對這種晚發展帝國下特殊的「民族性帝國主義」,對其中的複雜與曖昧,對「晚發展帝國」的知識份子為何會尤其著迷於「政治成熟」,有更為確實的掌握和更為完整的認知。

 

「民族性帝國主義」:唯有強權才堪稱民族

 

按照蒙森的解讀,韋伯式的「民族」觀念,與人種或族群的差異並無直接關聯,而首先是一種「帝國權力與民族文化的結合」。

 

更為精確地說,韋伯的「民族」概念是以「恢復德意志帝國的昔日榮耀」為價值導向而構作的政治概念,是以「民族的全球政治未來」為目標,而持續以「世界政策」(一個民族的國際強權地位)來規範一個政治體的政治行動。

 

依照韋伯的觀點,現代資本主義不但造就了動態的經濟系統和開放的社會結構,同時也醞釀著一種普遍的官僚政治,「未來的農奴制鐵籠」。而如果要逃脫後者,就只有借助「果決的帝國主義權力政策」才有可能做到。對韋伯,左右世界舞台的,終究是強權國家間的權力鬥爭;更進一步說,也因此,唯有作為世界強權的國家,才足以作為自主性文化的載體。簡言之,韋伯的「民族」概念,其實就是「帝國性的民族權力」的概念;不構成強權國家的民族,不夠資格真正稱為「民族」。

 

韋伯式的「政治成熟」觀念,必須放在這個「帝國性的民族權力」的架構下,才能獲致最恰如其分的詮釋。

 

對韋伯來說,「德國民族」的形成,乃是建立德意志帝國的結果。就這點來說,德國民族主義的未來顯現為一種歷史必然的「政治任務」:在世界強權政治中,保存並擴張一個強大的「德意志帝國」。韋伯不但鼓吹「外交政策優先論」,更希望看到所有內政事務都能以實現「世界政策」為目標。在韋伯看來,「政治成熟的民族」,無非就是以「帝國性民族」為自我認同,並且以「帝國強權地位」構作國家政策的最終價值判準,並凝結為一種長期的國家建設方案與策略。

 

進一步說,對韋伯,以實現「世界政策」的歷史任務為依歸,基於市場擴大和資本輸出而進行的「經濟帝國主義」,與基於領土擴張與軍事外交霸權而推動的「政治帝國主義」,兩者之間實際上不存在根本的區別。兩者都意味著:將仍然「無主」的那些區域置於帝國的「勢力範圍」內,從而給予帝國內的工商業利益在競爭上的優勢。「持劍經商」的「資本帝國」,對韋伯的德國,是一種歷史的必要。

 

「文明帝國」的「世界使命」

 

關於韋伯式的「民族性帝國主義」,以及這種帝國想像下的「帝國性民族」觀念,存在著諸多的歷史轉折與根據政治局勢而產生的幽微變奏。以今天的主題來說,我們只能局限於一個問題來粗略地考察:韋伯是如何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的帝國擴張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存在著什麼關係?

 

在韋伯式的「帝國性民族」觀念中,唯有能承擔「帝國使命」的民族,才有決斷「世界歷史」走向的資格。這是因為:「世界權力,歸根結底,就意味著決定未來世界文化品質的權力。」

 

不過,我們不免要追問:那麼,作為「決定世界文化品質」的「文明帝國」,德國究竟為何會在追求「世界權力」的征途上失敗了呢?

 

依據韋伯的自我理解,之所以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了「對抗德國的世界聯盟」,主要的原因在於於德國外交政策的失敗。但他從來不認為,德國可以藉由「更溫和的外交政策」來避免世界大戰。他說:「我們必須成為一個強權國家,為了對世界的未來擁有發言權,我們就不得不承擔戰爭風險。」

 

這種韋伯式的「反帝的反帝主義」,來自這樣的「世界史」命題:世界史要求著德國抗拒「盎格魯薩克遜慣例」與「俄國官僚主義」來瓜分世界;如果德意志民族不能完成這個「世界史的使命」,創建帝國就毫無意義可言,也更談不上「世界史的德國時刻」。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代表著德意志的「帝國式的崛起」。針對德國能否成為大國而進行鬥爭,在韋伯,是無從迴避的「命運」,也是至高的「榮耀」。

 

「文明帝國」下的「最體面的戰爭」

 

如果仔細閱讀蒙森從韋伯的書信、演講等通常被學術界「淨化掉」的資料所進行的分析,我們大概都會接受他的結論:韋伯縱然預感到德國對強權地位的追求會導致戰爭,依然總體上支持這樣的戰爭。

 

只不過,以事後之見而言,我們不難看出,韋伯式的「世界政策」和「民族性帝國主義」,同樣無法避免帝國方案一向的難題:如何在進行帝國擴張的時候,不至於引發其他國家的一致反對,從而陷入「自我孤立」與「作繭自縛」的「帝國困境」?

 

很顯然,這種「帝國困境」使得韋伯失去了他先知般的目光。在一次大戰期間,韋伯抱怨著:「我們怎麼能憑空想像和平?什麼時候會有和平?成千上萬的人正在流血犧牲,都是因為我們外交上那種令人難堪的無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韋伯已經明暸,就算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這場戰爭也無法讓德國躋身世界強國行列。蒙森在此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就是出於這個原因,世界大戰似乎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充其量就是德國為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虛誇傲慢的外交政策一視同仁地冒犯了所有大國而付出血腥代價。」

 

可是,對這場戰爭,當時的韋伯並未有否定的看法。他說:「無論結局如何,這場戰爭都是偉大而精彩的。」

 

韋伯依然認為他的「反帝的帝國主義」是對的:歐洲各小民族的命運,必須環繞著繞德意志帝國這個權力政治的核心而作出政治安排,而且也唯有以德意志帝國為核心的政治安排,才能保住歐洲的諸多民族文化。

 

就此而論,韋伯眼中的世界大戰,是一場「文明帝國」之間的「文明戰爭」。用當時的媒體記載的韋伯話語來說:「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去確保統治世界的既不是俄國人的野蠻、英國人的單調也不是法國人的虛誇,那就太不體面了。這就是戰爭要打下去的原因。」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著:我們是否可以說,今日在歐盟中的德國,是以韋伯未曾料想到的方式,實現了韋伯關於「德意志的民族性帝國」的政治想像?

 

重新思考「文明」的意義

 

不論這個問題的答案為何,從韋伯的案例來看,我們只能說:千萬不要小看了「晚發展帝國」的「民族性帝國主義」走向戰爭的「權力意志」。一如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之前信服這種尼采式的貴族英雄倫理的文人,也並不真的畏懼「文明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他們只會恐懼,這種戰爭無法帶來他們嚮往的「天下帝國」。

 

但這種「文明戰爭」,果真是必要的嗎?以「文明戰爭論」來支持晚發展帝國的「反帝的帝國主義」,是確實可以成立的立場嗎?

 

「文明」的意義,至少是「文明」最被普遍接受的意義,或許在於人類可以克服歷史的拘限,正視威脅帶來的恐懼,測試個人能力和集體意志的極限,不斷迎向和建立新的世界。

 

從地理大發現後全球貿易開啟了真正的「世界帝國」時代開始,到如今193個會員國組成了聯合國,加上在聯合國之外如台灣等的獨立國家,20世紀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鉅變的年代」。但兩百多個獨立國家組成的現代世界,雖然表明了「帝國時代」已是歷史陳跡,不過以人類歷史的尺度來說,彼此地位平等的民族國家構成的現代世界秩序,猶然是非常、非常年輕的事物。

 

既然如此,我們在台灣,面對古老的帝國傳統,面對鼓吹「強權即正義、帝國即和平」的天朝主義話語,就有毫不退讓的理由。讓在帝國旁的台灣保持獨立和繁盛,而不是讓「華夏帝國」再度發揚古典的「大一統天命神學」,才是人類邁向更偉大的「後帝國文明」的真實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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