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慕情專欄:拒絕大雨的傾聽者 談亞歷塞維奇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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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慕情 2016年10月27日 07:00:00

亞歷塞維奇的天賦,在於嗅出她所身處的社會背景的錯誤結構可能循環,而這個錯誤循環,又緊緊鑲嵌至國際脈絡。(美聯社)

在這個時代,記者的寫作,還有什麼可能與意義?如果,每個人都擁有發聲的能力,而傳播渠道已藉由科技的突破而擴張?這個問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似乎從未猶疑,她用一本又一本書,回應這個「記者貶值」的時代-記者的本質看似紀錄與發聲,但這一切的前提與基礎卻是「聆聽他者」。

 

一如多數讀者,第一次接觸亞歷塞維奇的作品,是《車諾比的悲鳴》。一次前往福島採訪災後重建,將書置放在行李箱內,旅程中卻難以讀進任何一個字-亞歷塞維奇太過貼近那些走過地獄的人,她摘錄遺孀、心理學家、父親、母親、小孩、軍人、教師、醫生、記者、攝影師等社會上各種「角色」的獨白,每一個字都簡單、樸實,像一曲只用五聲音階融匯的曲調,但曲譜的吟唱卻如此困難,因為所有不幸都來自平凡裡的每一個疏漏-我們是自己苦難的兇手。

 

很難明確定義亞歷塞維奇是為生者或死者而寫。近期貓頭鷹出版社引進出版亞歷塞維奇的其他部作品《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鋅男孩》與《二手時代》,這些書中的角色全部倖存,因而得以口述,但閱讀過程裡,讀者很難不產生顫慄與恐懼,因為說話的人彷彿幽靈。

 

「他們是歷史上的沙子,他們從來沒有被問過,從來沒有被問過,他們不留痕跡地消失了,把他們的秘密帶到墳墓裡。」亞歷塞維奇坦言她下降到地獄的目的別無其他:「我去看他們,聽著他們,聽著。我去地獄找到那裡的人,尋找人的聲音。」

 

閱讀亞歷賽維奇的作品時,曾一直聯想徐四金筆下的葛奴乙,若葛奴乙是極具天賦的煉香師,亞歷賽維奇也是那樣一個具有新聞嗅覺的寫作者。

 

記者會說,「跑新聞,要有新聞鼻。」亞歷賽維奇寫下的文字雖然不是新聞體例,但她作品核心思想所要做的,和新聞想要達致的目的卻多有重疊。這麼說,並非要區分文學與新聞兩者:新聞才能使人改變,而文學不能。不是,而是新聞具有強烈的、與時間賽跑的介入性格。亞歷賽維奇所注視的,都是在變動的,與時間賽跑的事物-及至現在為止,俄國仍在介入敘利亞戰爭,擁有核電技術的國家也在國際上繼續競賽。儘管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發生至少兩起還未平復的大規模核災。

 

結構問題的追尋

 

亞歷塞維奇的天賦,在於嗅出她所身處的社會背景的錯誤結構可能循環,而這個錯誤循環,又緊緊鑲嵌至國際脈絡。在閱讀過程裡,總會想到「歷史是死的嗎?」這個問題。對記者來說,答案該是否定的-傳播的最本源即是口述,藉此記憶、溝通,歷史才得以產生。試想亞歷塞維奇該是由此創造她獨特的敘事形式。視角的切入,發聲的人群,從我與我周圍的他者出發,而非俯瞰、要求仰望的視角。她的書寫總是複調敘事,為了強調歷史的複雜性與可變動性,她要讀者加入,那是一個記者的渴望。

 

儘管如此,她選擇的介入方式卻不是理性論述,而是依循著俄羅斯歷來的傳統。亞歷塞維奇在一次訪問裡提及:「俄羅斯這個民族相信人應遵循理念而活,人們傾向奉字詞為圭彙、奉書籍為指引。書本的功能是教導你如何活著、創造你堅信的理念。特別是在蘇聯時代,當他們要重塑一個人,文學將作為一個主要的支持工具。」

 

但文學是什麼?敏銳的讀者會意識到亞歷塞維奇的細緻批判,文學不是字詞的表面,不只是被置入殿堂、分類妥當的「文學典範」,她在一次訪問時指出,自己反省過往蘇聯的傳統文學,是否不只在客觀上沒有對人的生活起到大的作用與影響,同時人們期望在文學裡讀到對現世的啟示的這件事也是挫敗的。因而在這個變動的時代,她思考的是,人如何把自己與他者的生活連結起來?如何可能對生命和死亡有所回應?而答案那麼簡單,寫作者無須發明任何東西,生活本身已經足夠豐富。

 

不同於過往台灣讀者相對熟悉的報導文學作品,如中國作家春桃書寫的《中國農民調查》、楊繼繩寫的《墓碑》,白曉紅的《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甚至是何偉的中國三部曲系列,亞歷塞維奇所維持的書寫基調,是更冷、更疏遠,把「我」藏得更後面的,異常困難的書寫方式。

 

傾聽話語的核心

 

這種書寫的基調,與其說偏向文學,不如說是一種新聞訓練,這非指因為她的呈現方式類似於新聞寫作的原文摘錄,而是亞歷賽維奇展現出謙卑傾聽的姿態。這樣的書寫,勢必建立在「聽懂對方話語的核心」之上,才會讓一個寫作者,願意捨去修辭、結構與盡可能壓低個人性格,因為窺探、盜取別人的苦痛,卻過度詮釋,是猥褻和褻瀆。

 

這種書寫的困難還包括取材必須豐富。必須有足夠多的素材,才能凝鍊出一句話,甚至一個詞。這顯示寫作者必須耗費比一般寫作者更多的時間跟精力去傾聽。其次是,要能淬煉出每一個段落,再把這些文字放到讀者面前,亞歷賽維奇必須隨著他的受訪者活過一次。閱讀她所紀錄的每一個受苦的人,讀者不會質疑苦難的真實性。那些聲音如此微弱,如此安靜,這是亞歷塞維奇的刻意為之,她不相信「大雨」,故事最重要的部分總是幽微,亞歷塞維奇試圖用寫作者的想像力與堅強心志,去遠離哭泣的文化,讓訴說本身得以成為力量,而不是重複的發洩。

 

正是這樣的困難書寫,讓亞歷賽維奇打磨出高度的文學性。亞歷塞維奇的作品一直反覆呈現「說」與「聽」兩個清楚元素,而這正是傳播與文學為什麼會發生,以及文學為什麼可以存在的理由。其次,是亞歷賽維奇反覆向讀者展示「我為何寫作」的核心。

 

文學這個字詞總和救贖扣連。但我不會這麼看待亞歷賽維奇。她的書寫,更貼近了解與等待。像約翰.伯格所說:「講故事的人的任務便是了解這些渴望,並將它們轉變成自己的步伐。如果他這麼做的話,無論何地,只要在人生的殘酷逼迫得人們聚集起來試圖改變它的地方,故事便能夠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爾後,在故事的沉默空間裡,過去和未來會聯合起來,控訴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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