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即癱瘓」，非常精闢的丘吉爾名言。五四時期，馬列主義隨俄國「十月革命」搶灘中國，開路的就是「最新最美」——共產主義乃最完美最高級的社會勝境，終極解決一切社會弊端，人類「最後的鬥爭」。

1926年，針對中共對歐美憲政的嘲笑，胡適名言：

單輪小車上的人不配自誇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輕視電車上人物質的文明。 註更多胡適：〈我們對於與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1926-6-6），《胡適文存》，亞東圖書館（上海）1935年8月第5版，頁139。

國民黨名士當年也夜郎自大。1927年8月，胡漢民小冊子《三民與CP》：

近代民權制度的代議制毛病非常之多，又如各國的憲法，也都是消極的……總理民權主義，把權和能分得非常清楚，說明權屬人民，能屬政府，無論如何萬能的政府，使用的權還是在人民之手，同時把政權和治權分開，所以把從來不能解決的民權問題解決了。這一點發明是超過現在世界上一切民權主義的。 註更多胡漢民：〈三民與CP〉，革新書店（上海）1927年8月，頁4～5。

還未取得政權，孫中山只是紙上設計，未得實踐證效，胡漢民就誇為「超過現在世界上一切民權主義」。

梁啟超的好感覺

赤潮東漸，還搭乘「一戰」後西方的信仰危機。現代文明引發空前殘酷的「一戰」，西方知識界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制度自信發生動搖，對文化本身失望，「科學萬能」、「理性至上」崩坍，「上帝已死」，價值重建，湧起一股別找藥方的思潮。1919年，美國記者賽蒙氏對遊歐的梁啟超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

梁啟超看到「一戰」後西方的破敗，自我感覺開始膨脹：

我初聽見這種話，還當他是有心奚落我。後來到處聽慣了，才知道他們許多先覺之士，著實懷抱無限憂危，總覺得他們那些物質文明，是製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

 

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

 

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註更多梁啟超：《歐遊心影錄》（1920）。《梁啟超遊記》，東方出版社（北京）2006年，頁25、15、57。

五四士林（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在西人的「謙虛」面前，自大起來，乘著東方小舢板嘲笑西方萬噸輪，認為東方文明在精神層面領先西人。辛亥黨人、五四精英還不理解民主自由的人文精髓，更不清楚實現民主自由的基礎條件，卻認為中國民主已經在望。1943年，清華前哲學教授張申府（中共最早三黨員之一）：

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註更多張申府：〈民主原則〉，《新華日報》（重慶）1943-10-8。收入《張申府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469～470。

赤說搭車

搭車「完美」，中共最初鼓吹赤說的重要論據：既然有最新最美的「共產主義」、最靈最佳的藥方，能夠避開資本主義種種惡弊，何必重走西方之路？再吃西方吃過之苦？跳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共產主義，豈非更妙？從邏輯上，既有最新，何必追求次新？

五四左翼士林希望為國家找到速強藥方，欲從紛然遝至的現代西說中揀出「最新最美」。如此這般，馬克思主義悄然走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靚麗登場，「剩餘價值」證明資本主義罪惡，「進化論」證明資本主義必然被推翻，「工業化大生產」論證工人階級的天然先進性，最後號召暴力革命——「推翻舊世界」。馬克思主義以終極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徹底性，誘俘理性層次較低的左翼小知。中共初期名士多為留日小知，歐美留學生很少摻乎，即說明文化層次對「完美」赤說抵禦力的分野。

文化內因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有了現實範例，增添「實踐」資本。不過，十月革命終為外因，中國左翼士林正在尋覓藥方，才是迎娶紅色咸水妹的關鍵內因。

五四時期，中國消化近代西方文明尚有困難，底版尚未打好，對封建主義尚未完成「否定」，便匆匆謀求否定之否定——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所隱伏的巨大危險可想而知。這不，孕育出「四不像」及破壞力之最的中國共運，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宿命。

共產赤說以「完美」自炫，加上戊戌後「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輕易撬開歷史理性閘門，迅速漫堤溢壩，對五四左翼小知形成「致命誘惑」。加上時間差，赤色共運的血腥暴力、共產公有，尚在「彼岸」，世人一時難辨赤貌。

赤說登場

1920年11月7日〈《共產黨》（月刊）發刊詞〉：

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什麼民主政治、什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我們要逃出奴隸的境遇，我們不可聽議會派底欺騙，我們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到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裏搶奪來政權；並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於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於發生。 註更多〈《共產黨》月刊短言〉，《共產黨》（上海）第一號（1920-11-7）。收入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頁228～229。

1921年6月7日，〈共產黨在中國的使命〉——

大家不要妄信經濟組織及狀況幼稚的國家仍然應採用資本制度；同一起首創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經走過的錯路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在中國經濟的使命。……所謂國會、省議會、縣議會，無一不演出種種怪狀醜態，簡直到了末路了；所謂「議字型大小」的先生們，在人民頭腦裏比糞坑還臭千百倍。……試問南北各派政黨，哪一派免了鼠竊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國底誠意及能力？ 註更多〈共產黨在中國的使命〉（1921-6-7），《共產黨》第五號。參見《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頁273。

經濟上否定自由經濟，政治上否定代議憲政，棄成例而追新赤，舍經驗而逐教條。中國共運成了一場以民生賭「主義」的冒險。終於，中國以三年大饑荒、餓死四千萬的代價，慘烈證明赤路不通；再以十年文革的黑夜，「買」來中共剎車，轉回私有制。

結語

完美即癱瘓，尤其現實政治，要求完美等於否定一切。現實不可能完美，政治也不可能完美，只能逐步走向完美，社會前進只能是日長細久的「零售」，無法一次性「批發」。追求完美的中國共運，最後得到的是少共出身的右派作家、中共文化部長王蒙（1934～ ）的晚年痛語：

 

要知道對我來說，今天中國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 註更多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北京）2006年，頁243。

 

對於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們驅趕到地獄裏，這是我積半個世紀所獲得的寶貴經驗。 註更多王蒙：《隨感與遐思》，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33。

知難行易，謬誤確實比無知更可怕。相當意義上，赤潮禍華實為左翼士林誤迷赤說、引國入災。

※作者為大興安嶺知青／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所訪問學者（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