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見證「帝國復歸」-習洪會中的帝國神學

用LINE傳送
曾昭明 2016年11月05日 07:00:00

禁絕「自由媒體」,取締「言論自由」,顯然也是中南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元素。(湯森路透)

古代帝國是如何輪迴重生的?

 

對這個問題,住在「崛起大國」旁邊的我們,可能都有屬於我們每個人的直觀理解。

 

不必辛苦翻查歷史,原本被認為已進入歷史博物館的帝國心性、帝國話語與帝國行徑,就在我們眼前活生生上演著。毫無疑問,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帝國誕生儀式」的見證人;但問題是:既然處在一個「帝國復興」的時代,我們是否都同是帝國性暴力的反抗者?

 

「國民黨窮途末路,自取其辱。」大概已是台灣民眾對「習馬會」之後的「習洪會」的主流共識。但只看電視的人,或許就容易忽視了,在這次的習洪會中,國民黨對中南海限制《上報》、《自由時報》、《鏡週刊》等台灣媒體的採訪自由徹底保持沉默,恐怕才是迄今為止這次「習洪會」中最嚴重的事情。

 

習近平在接見國民黨訪問團時說:「兩岸關係發展、台灣同胞前途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岸同胞都是民族復興的參與者、推動者、獲益者。」在台灣的我們,現在當然明白了:禁絕「自由媒體」,取締「言論自由」,顯然也是中南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元素。

 

當「跨海峽政商集團」認為中國正處於「帝國崛起」的「世界史的中國時刻」,要期待將台灣媒體帶往北京的國民黨向中南海抗議,確實多少強人所難。有趣的是,我們要直到現在才確實暸解了:原來他們所謂的「兩岸和平」,與取締「自由媒體」是彼此共生、相互依存的;甚且,無論中南海的「帝國崛起」腳本為何,從馬英九到洪秀柱,國民黨的領導者都非常樂意作為一個高度配合的「夥伴」與「共犯」。

 

以我所知,如果依照台灣國安團隊過往的作業水準和專業判斷,是絕難認可在這個時間點去訪問中國的。既然中共十九大的議程早已豁然開朗,選在這個時刻「進京謁聖」,除非是要特地帶上慶賀「習核心」正式確立的「貢禮」,否則,是想去做什麼呢?就此而言,「習洪會」可能就會比「習馬會」,散發出更為濃重的「朝貢政治」意味。

 

當然,今日以台灣為敵的國民黨,不會有心思顧及這些專業判斷。或許像一些人說的,如今的國民黨只想看看,中共願意如何金援它在台灣的「小天朝主義夥伴」;又或許,像另一些商界人士評估的,重要的不是國民黨能向中共乞討到什麼,而是至少國民黨能從與習近平的會晤,取得繼續壟斷「台商服務」的「特許權利」,從而為國民黨創造或維繫來自中國台商的政治獻金。

 

病急求醫,就算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將自此走向它邏輯上的和歷史上的終點,也在所不惜。

 

「中華民族」作為帝國想像

 

在習近平的政治修辭術中,「帝國的榮耀」是與「帝國之下人民的幸福」畫上等號的,是可以互換的觀念。對這種帝國修辭術所描繪的「人民」,最終極的幸福似乎就是沉浸在帝國無盡無邊的神性光輝中,永恆地為帝國的榮耀唱出讚歌,為帝國的勝利而手舞足蹈兩千年——或者,乃至一萬年?

 

可惜的是,這種「帝國性的榮耀神學」,顯然不會對高度世俗化的台灣青年有吸引力。這也是為何類似趙剛等的台灣天朝主義文人,會不斷咒罵「太陽花世代」耽溺於「小確幸」的滿足,殊不知「天下帝國」的榮耀才是人間唯一值得追求的高尚志業。

 

這種帝國事業,是如此崇高,是如此聖潔,乃至為此而發動「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如果是實現「帝國榮耀」所必要的,就必然是正當的。對台灣的戰爭,當然也是如此,沒有絲毫例外,也不能例外。

 

對台灣與中國的天朝文人,質疑帝國發動戰爭的權利與正義性,是絕對大逆不道的,因為按照華夏古典的帝國傳統,光大帝國的榮耀就是帝國主權的「天命」,就是帝國主權的「自然權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國式主權,不許更有帝國之外的桃花源。

 

倒過來說,不能實現「天下帝國」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王權統治集團,在儒教的「帝國史學」中,就只能是不具備正當性的「僭主政權」。認真地說,華夏的帝國傳統,只懂得「帝國式的和平」;而帝國儒教下的「世界秩序觀」,也總是一種以「天下帝國」為核心而運作的「中華式朝貢秩序」。

 

某個意義下,我們該可以明確指出:這種華夏古典的帝國傳統,正是習近平等天朝權力集團,何以會覺得還可以繼續對台灣青年發出「歷史召喚」的背景脈絡。基於這種古典的帝國傳統,關於對「台灣」與「美帝」發動「聖戰」,中南海擁有至高無上的「帝國的理由」。

 

在兩岸的政商權力集團和天朝文人為著「天下帝國的復歸」而雀躍歡喜的時候,儘管「中華秩序」在東亞處於「碰壁狀態」,主權獨立的台灣,在各種天朝媒體的眼中,卻依然顯得像是一個被詛咒的國度,一個不該繼續存在人間的邪惡事物。

 

「政治伊斯蘭」與「世界帝國」

 

說到底,「統治世界的聖戰」,並非華夏帝國傳統的特屬專利。例如 ISIS這種當代「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思維,也同樣希求重建一種能夠榮耀「真主主權」的政教合一世界帝國。

 

按照這種伊斯蘭國粹派話語,面對腐蝕社會與人心的「西方現代性」文明,「超克現代」的唯一道路,就是「復歸原初、本真的伊斯蘭」,恢復「神聖秩序」的權威性和整全性,重申「伊斯蘭秩序」是永恆不變的真理。

 

伊斯蘭國家必須依循這種神學真理而實施「沙里亞」(shari‘a,伊斯蘭教法)。在政教合一的「真主主權」下,真主是政府和法律權威的最終源泉,也是最高的立法者;現代的「人民主權」和世俗立法,在至善的伊斯蘭國家中,沒有立足之地。

 

這種「政治伊斯蘭」思維,潛在地依然具備著「帝國神學」的性質。真主是獨一無二的;因而,帝國性的「真主主權」,也是人間塵世唯一正當的律法統治形態。憑藉真主的話語,伊斯蘭帝國就能以和諧有序的方式統治和治理這個族群分立的世界。這是因為:對真主信仰的本質,首先就在於「確認真主統治的最高權威」;伊斯蘭宗教,不能不是某種「判決的權力」,也不能不表徵著「人人臣服於神聖主權的權力之下,從而免於人類的主權」。

 

「政治伊斯蘭」,就這樣完成了伊斯蘭版本的「超克現代」話語。

 

對他們,現代啟蒙主義是微不足道的末流邪道,而伊斯蘭世界自有其所認識的「去除宗教夢寐狀態」,自有他們所追求的「真實的宗教啟蒙」。雖然伊斯蘭世界之外的世俗化現代人,對這種「神顯的世界帝國」的政治想像會感到非常陌生,但對「政治伊斯蘭」的信徒,真正不可思議的卻是居然會信服「卑賤的人的政權」的現代啟蒙主義思維。

 

可是,遠在作為帝國宗教的伊斯蘭教派崛起前,華夏漢帝國的儒生,早已發明了自身的帝國神學,董仲舒版本的所謂「大一統的天命神學」。

 

類似劉小楓與蔣慶這樣的當代天朝國粹派學人,還特意將這種漢帝國的古典政治神學「正名」為「政治儒家」。就這種「政治儒教」與「政治伊斯蘭」在語義上的對應關係而言,就這種「政治儒教」同樣的「超克現代」的權力意志而言,這似乎不全然是錯謬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對「政治伊斯蘭」或「政治儒教」,所謂「公民社會」與「自由媒體」,作為現代社會的「基礎社會設施」,都一樣是必須取締的事物。對他們,「公民社會」與「自由媒體」,都不過是受到「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污染」的毒瘤,而對毒瘤,除了進行外科手術式的「割除作業」,你別無選擇。

 

「政治儒教」的帝國神學

 

不過,「政治儒教」下顯白的帝國神學,畢竟不同於「政治伊斯蘭」隱晦的帝國神學。

 

簡約地說,從漢帝國以降的「帝國儒教」,本質上就是一種關於「帝國的偉大」的「榮耀神學」,是一種關於帝國權力的宇宙論神學或者形而上學。換言之,「帝國儒教」是一種對帝國權力的「精神性」(靈魂)的描述與建置,一種基於特定的宇宙論或形上學而建構的特定治理裝置。

 

不論是漢學或者宋學,都一致強調「天下帝國」的政治想像,強調帝國權力的「天人合一」特質,同時,也主張這就是帝國的道德權威所由確立的神學理由或形而上理由。在儒教形式的政教合一神學裡,「尊尊親親」的「階序秩序」具有不能輕忽的宗教特性:經由儒教的「禮樂政教」而形成的儀式性事件和神聖道德權威,構成了「絕地天通」的情境下,人還能得以維持天人之間的溝通與和諧的象徵機制和終極保證。

 

如此運作的儒教「天下帝國」,如何能形成某種「共同體」?據說,這是因為人們必然會在表達「天人合一」狀態的象徵溝通中達致「大一統」。「天人合一」的「天命神學」符號象徵,構成了帝國終極的社會凝結核心。被儒官賦予「天命」的帝國主權,也因此成為了維持人間秩序的道德象徵,具備了幽微的神學屬性。

 

不過,相較於曾歷經「神學式啟蒙」的基督教或伊斯蘭,從漢帝國以來的儒教帝國神學,從未徹底去除其關聯著早期農業社會體驗的陰陽五行宇宙論。

 

從這種角度來說,與余英時的論斷相反,華夏儒教就算曾經發生過「軸心突破」的事件,頂多也是不完整的「軸心突破」,或者說,未完成的「軸心突破」——也就是,華夏儒教從來沒有真正完成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所謂的「軸心突破」。特別是吸收佛教神學而形成的宋學,雖然讓帝國儒教看似具備了「世界宗教」的形貌,但嚴格地說,儒教是否因此就變成了真正的「後神學啟蒙的世界宗教」?恐怕還非常值得商榷。

 

暫時,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地說:類似漢帝國儒教這種「前神學啟蒙」的、早熟的「帝國神學」,雖然被天朝學人看作是與羅馬帝國的帝國神學相同的事物,但如果從神學系譜的比較上而言,最類似的事物,也許該是古代埃及帝國的帝國神學——而嚴格地說,這種宇宙論形式的「帝國神學」,正是諸如基督教這種「後神學啟蒙」的世界宗教在靈性追求上的對立物。

 

即便如此,依然必須說:以神學的角度來看,漢帝國以降的帝國儒教雖然似乎顯得非常幼穉,但卻已足夠讓作為「帝國宗教」的儒教,在東亞成為支持帝國權力的精神性裝置。

 

事實上,從梁啟超在20世紀初發明看似世俗性的「中國民族」觀念伊始,「中華民族」觀念就不是如同民族主義問題的大師班納迪克‧安德森所暗示的,是純然世俗性的產物。「梁啟超方案」下的「中華民族」觀念,從一開始就是將前述的帝國儒教中的神學式帝國想像,與現代的世俗性民族想像勾連起來,才得以構作出來。

 

「大中華民族主義」是「帝國性民族主義」還是「民族性帝國主義」?

 

在台灣,學人們眾所周知,如果從班納迪克‧安德森自己對現代民族主義演進的歷史分析來說,這種糅合帝國想像與民族想像的特殊歷史範疇,被他稱為「官方民族主義」。但人們在使用「官方民族主義」這個術語時,卻時常忽略了:班納迪克·安德森的這個術語乃是基於對「晚發展帝國」的案例研究才發展出來的。例如,19世紀後半期奧匈帝國的保守統治集團,為應對當時新興的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的挑戰,以「保存帝國本體」為最高的政治考量,才會去炮製出這種特別的「帝國式民族」話語的。

 

許多人經常會望文生義,以為「官方民族主義」這個語彙是指涉任何由國家機構為主導的民族主義建構歷程,並且似乎還因此證明: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特別選用「國族主義」這個帶有貶抑性的語彙作為nationalism的漢字代碼,是正確的做法。

 

台灣本土派與民主派的學人,當然可以就此來爭論:如果要拿中國與台灣的「民族主義」的國家主導性質來比較,當然今日中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或「泛中華民族主義」,才是正格的「官方民族主義」。

 

只是,我有些懷疑:這樣的觀點,確實是台灣知識界最恰當的回應方式?

 

如果仔細爬梳班乃狄克·安德森的研究,我們或許會發現:將這種出現在「古典帝國」試圖轉型為「現代國家」的特定歷史脈絡的特殊歷史現象和歷史範疇,不加區別地予以抽象化和普遍化,恐怕是誤會了這個歷史性概念真正的批判性意涵。

 

事實上,以今日我們的台灣處境所激發的問題意識而言,我們或許需要沿著班乃狄克·安德森的足跡,進一步去追問一個他沒有機會正式提出的問題:對這種「以中國為原理」,糅合古典的帝國想像與現代的民族想像的「梁啟超方案」,如果要準確地界定其性質,究竟該稱為「帝國性民族主義」(imperial nationalism)比較好,還是「民族性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才對?

 

無論如何,從習近平的話語中,我們都不難清楚接收到其中的潛台詞:除非接受中國對台灣的帝國式主權,否則台灣就不會享有「和平」,也不配享有「和平」。「帝國即和平」,而在帝國的城門外,就唯有不接受帝國的「禮樂教化」,因而隨時可以誅殺的「夷狄」;而誅殺「夷狄」,是沒有任何「正義問題」的——這點,依據漢王朝的帝國儒教的看法,還是孔聖人親自保證過的。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喜歡這篇文章,請幫我們按個讚

熱門影音


標籤: 洪習會 中國

喜歡這篇文章,請幫我們按個讚

已經點過讚了,繼續閱讀更多精彩報導!
回頂端
關閉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