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京觀察站:30年後的3種中國

范疇 2016年11月15日 07:00:00

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民族如何混血,所謂的「中國」,都是一個「以權為本」的生存結構。(湯森路透)

(明日中國系列三之三)

 

30年後,也就是2046年,那一年份的20歲青年已經可以望見長生不老,40歲的人的生命預期至少是140歲,而到時93歲的習近平,如果他的「核心」地位能夠保持到那時,在國家級別的醫療體系下,至少還有20年的餘生展望,「老年干政」的餘地和力道,乃今天90歲的江澤民無法望其項背的。

 

關鍵問題永遠是:如果今天的統治方式不改,共產黨在2046年還能否保有「一黨專政」的地位?它還在不在?

 

30年,長還是短?

 

許多人回顧過去30年,也就是 1986-2016這段期間,會說:30年沒什麼呀,一晃就過,難道地球會顛倒,南極變北極,北極變南極?

 

說這話的人肯定出生於1956年之後;從那時到現在的60年,世界雖然區域戰爭不斷,社會變遷不停,但卻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平定期。一生能夠生活在1956-2016期間而未曾遭遇因戰爭、災禍而流離逃難的人,實在是人類三千年歷史中的天之驕子。

 

顛覆歷史的事件,就像地震。8級、9級地震,都是長年被壓抑能量累積的結果,其先震預告期,不會超過一個月。

 

未來的30年,可不是過去的30年

 

把未來30年的變化,想像成過去30年的變化,實在是,嗯,有點懵懂。今天30歲的人,若把自己的30年經驗投射到幼子的未來30年的可能際遇上,那就會出大問題,很大的問題。

 

過去30年的技術變遷、政治變遷、經濟變遷、生活方式變遷,即使你感覺再劇烈,也不過是「算數級數」下的變遷,而,未來30年,人類將進入百萬年來未有的奇變 -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變化;若作比喻,猶如轉眼之間,牛車發展成波音777、電報發展成為互聯網。

 

共產黨在2046年還能否保有「一黨專政」的地位?它還在不在?(湯森路透)

 

30年前,所謂的「世代意識差距」(generation gap) 是以20年為單位,今天,世代意識以5年為單位。30年前,人類的標準壽命預期可能是70歲,30年後,應該至少是120-140歲(想想那對社會秩序、權力結構和人際倫理的衝擊)。30年前,四年投一次票的代議政治是世界的主流理想,30年後,它不可能再是主流追求。30年前,你的同事是人,30年後,你的老闆可能是機器人。

 

 

對未來30年中國的理解框架

 

因而,若要談「30年後的中國」這話題,我們絕對不能拿過去30年的經驗作為論說基礎,而應該用「捲簾法」,由30年後的世界景觀為座標,倒推至今日中國的現狀,探討中國現狀在未來30年會遭遇什麼樣的挑戰。

 

當然,現狀是會有慣性的,尤其在中國當前這樣一個集權體系下。本文的分析框架,正是這樣一個聚焦於「慣性」和「顛覆性」之間的角力,以及角力下的各種可能。

 

再來,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分科式的分析演繹,已經不適合作為未來30年的思維方式,對於全球皆然,中國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必須打通科別的屏障,改用對當前動力的趨勢,形成新的概念,來看中國的未來。

 

在進入「顛覆性」的領域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60年、30年間所形成的「慣性」;這慣性是如此的強大,使得許多人相信這慣性還會繼續統領中國30年,倒也不足為奇。多數人都是比較相信慣性的力量,惟歷史是從,這導致了「宿命論」。宿命論在今天的台灣尤其力量強大,它使得台灣人幾乎失去了「顛覆性創新」的能力,這個不幸,也是觸動我用「從未來看今天」的視角來推測中國走向的原因。

 

中國的強大慣性

 

以下所列舉的各種「中國慣性」,在過去所寫的七本書還有無數文章中,都有詳細的論述, 此處無法再詳述,僅能簡要列舉:

 

(一)權本主義的慣性:2300年前秦政以來,一直至今,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民族如何混血,所謂的「中國」,都是一個「以權為本」的生存結構;換句話說,人性中的其他基本要素如愛憎貪癡善惡,乃至儒教理想中的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像星系中的行星,圍繞著「權力」這太陽打轉,掙脫不了「權力」的引力軌道。

 

從當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計畫經濟」,一直到當下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都不過是「權本主義」的投射罷了。中共政權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治)的憎惡,本質上就是「權本主義」傳統對上了現代西方的「人本主義」傳統。 「一黨專政」,不過是過去「朝廷專政」的現代投影罷了,只是把權本主義發揮的比過去任何朝廷更徹底、從首都貫穿到最遠的偏鄉,這是歷史上各朝各代做不到的。

 

(二)「江山觀」的慣性:中國自古以來,奉承一個原則 -誰打下江山,江山就是誰的。兩千年來,這原則是如此的深入人心,連老百姓都默認(包括台灣「去中國化」了20年,即使有了一人一票,至今人民還默認國家資源就是「誰執政誰分配」,可見「江山觀」的威力)。

 

 「江山觀」導致了產權概念模糊,至今中國雖然形式上通過了「物權法」,但在飛漲的房地產下,屋主依然只有數十年的地上使用權,事實上屋主並無「產權」,產權依然是屬於國家的,而在黨國一體的現實下,其實產權就是共產黨的。農民的土地權就更不用說了,所謂改革開放30年,農民至今只有耕作權,而無所有權。

 

中國經濟,約略65%還在央企和國企的勢力範圍內,而所謂的私企,還僅佔約略35%。但是,今天所有的「私人企業」(再說一次,所有的),只要成功到了進入了黨的視線,黨隨時可以在「權本主義」的手法下,接管或接收該「私企」。包括馬雲(阿里巴巴)、任正飛(華為)、柳傳志(聯想)、王建林(萬達),在其事業大到一定規模時,都曾公開表態說過類似的話:隨時準備將事業貢獻給國家。而在「江山觀」之下,中共家族在這方面從來不手軟。

 

中國自古以來,奉承一個原則 -誰打下江山,江山就是誰的。(湯森路透)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私人企業家」瘋狂的移民脫產,或者引入外資以防身,或者境外上市的根本原因。連中共的幹部也都在做一樣的事情,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掌權在位多久。

 

由於「江山觀」深植於制度和人心,中國內部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的基石就是清楚明確的產權;沒有產權,就沒有價格,就沒有市場。現在人們所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本質上不過是「房屋XX年居住權交易」,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產權市場行為。由於這種誤讀,幾乎沒有一個西方的經濟學家看得懂中國的房地現象。

 

(三)人治的慣性 :在權本主義和江山觀之下,中國只能人治,而不可能法治 (Rule of Law)。今天中國山寨西方已過期的「法制」(Rule By Law),從警察、檢察官、法官到律師都具備,表面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但本質上還是黨治,而黨治在本質上又是人治。在人治下,從高官到小老百姓,都懂得察言觀色和見風轉舵乃生活在中國的最基本生存功夫,凡是不屑這套功夫的人,輕則被社會遺棄,重則入獄吃飯。

 

(四)民族主義的慣性:「民族主義」這四個中文字,始於19、20世紀之交,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等人從日本借用而來;在這之前,只有「道統」的概念,表現在諸如「反清復明」、「反元復宋」、「反X朝復Y朝」等說法上。在大清朝鞠躬下台後,這個「反X復Y」的公式,不但頓然失去了「X」,連「Y」也都不見了,中國成了無頭蒼蠅。那時,西方的全球化擴張大舉蔓延至東亞,在「我者與它者」的強烈對比刺激下,「民族」這兩個漢字遂開始有了意義。其後,日本國在大東亞主義框架下入侵當時疆土還不明確的中國,人民才開始有了現代的國家觀念,「民族主義」才成為國家定義的一部份;民主主義與國家,變成了神聖的共同體。

 

奠基於民族主義的「中國」,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很多個政府,但後來彙整出一個世界承認的國號「中華民國」,英文稱為「Republic of China」。1949年,中華民國當時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敗於另一競爭黨,中國共產黨,而退敗至台灣島。原來同意隸屬於中華民國、但已經實質佔領中國的共產黨,並沒有沿用中華民國這個稱號,也放棄了曾經使用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稱號,而改立新名「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同時接下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棒子。

 

如果共產黨當時接收了「中華民國」和Republic of China的國際承認的既有稱號,那麼歷史將改寫:中華民國政府還在中國大陸,而一個曾經執政但被打敗推翻的國民黨則實質統治台灣島。共產黨這一念之間的決定,造成了日後「消滅中華民國統一台灣」變成了支撐其執政合理性的民族主義下的無可退讓的核心任務,因為世界上怎能有兩個China?有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行有 Republic of China。

 

民族主義是個極好用的統治工具;「中華民國」和「Republic of China」稱號的繼續存在,其實對共產黨是有利的,它給了共產黨最堅實的執政合理性,一直到今天,共產黨還在用這民族主義理由統治內部、對外鬥爭。

 

世界潮流中的顛覆性元素

 

談過了慣性,讓我們來看看未來30年將發生在中國的顛覆性元素。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人在慣性思維下,認為台灣難逃這些中國慣性下的宿命,而成為下意識的宿命論者。但,那只是對未來30年世界變化的無知所致,一旦意識到了未來30年人類將經歷一場十萬年來未有之變局,宿命論者的看法便會不一樣了。(你看,川普不是當選了嗎?美國即將面對一場兩百年來未有之變局:-))

 

中國民眾目前容忍政府的信息管制,心理底層其實是有一個「社會契約」支撐的。(湯森路透)

 

所謂「顛覆性」並不是專指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力量,而是指整個人類誰也逃不脫、打破舊秩序的大趨勢。形勢比人強,中國的整體形勢比習近平一個人強,而世界的形勢比中國一個國家強。凡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慣性越強,顛覆性的作用就會更強。

 

未來30年中國繞不開的「顛覆性元素」

 

(A)信息的對稱,來勢迅猛:

 

當人人都能夠快速的得到同樣的信息(包括謠言),傳統的金字塔權力結構將不可持續;從中東的阿拉伯之春一直到美國眾多的「地下媒體」(非主流媒體)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在20年前都是不可想像之事。

 

信息對稱的結果就是權力的「去中心化」,這在商業上已經非常明顯(Uber 不需要車行,淘寶網不需要中心發貨倉);在政治領域,「去中心化」也是遲早阻擋不了的潮流。一黨專制的中共正在努力抵擋這個潮流,試圖在世界20%人口的中國境內打造一個封閉的政治信息網,目前看來似乎「成績斐然」,但是這情況絕對維持不了十年,甚至五年。其中道理有二:其一,前述當今世界的「世代意識」已經進入五年一世代的速度,將來可能更快;幾個世代之後的中國青年,勢必會不滿足於這個與世界信息對稱背道而馳的「信息孤島」。其二,中國民眾目前容忍政府的信息管制,心理底層其實是有一個「社會契約」支撐的:你(共產黨)讓我賺錢,我就放棄政治自由,哪天我賺不到錢了,我就要求恢復政治自由。而,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下行的L型;這個社會契約的基礎很快就會鬆動。

 

中共所仰仗的「權本主義治國」基礎,終將被信息對稱化的技術和潮流侵蝕到無以為繼的地步。信息對稱使得獨裁、集權不可能,就像信息對稱使得商業壟斷不可能。這也是中國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B)世界秩序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以「美國模式」為首,紅火了50年。現在回過頭看這50年,其主軸有二:

 

 ……以美國的權貴菁英,結合各國、各種主義下的權貴階層,共舉「全球化」的大旗,打造經濟、政治、軍事「生命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個收刮全球平民的幫派俱樂部。全球的大部份資源,不分國界、不分主義的在這群權貴菁英和他們的機構所做出的決策下流轉。在「超級階級」(Super Class, David Rothkopf)這份調查研究中,這一群權貴菁英,全球只有6000人。關鍵問題還是,世界資源包括權力金錢,在「超級階級」之間形成了封閉的流轉系統,只有小部份經過所謂的「涓流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到達平民手中。

 

……將「普世價值」的理念(民主自由法治)一魚二吃,一方面奉其為人類有史以來最佳的和平穩定機制,另方面用以維持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由於普世價值的雙面性:實現公義人權的理念,以及實務上用以緩衝平民對權貴階級的敵意,近年來有人提出「人道帝國主義」(Humanistic Imperialism)的概念,意即用人道、人權為名,打擊和收刮不服從美國世界秩序的國家,例如美國的進攻伊拉克,法國領頭的NATO轟炸利比亞。此二事件背後的骯髒政治運作,以及後來ISIS因此壯大的前因後果,在此次希拉蕊被維基解密揭露的郵件中都已公諸於世,對川普的當選頗有助益。

 

在信息對稱潮流下,世界秩序的典範肯定出現根本性的轉移。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下一個典範長什麼樣,但肯定不是許多對中國「權本主義」傳統戀戀不忘的人所奢想,「中國模式」可以取代「美國模式」。

 

從文明素質和自我檢討能力來看,新的秩序典範出自歐洲的可能性比較大。或者,新典範的基礎將出自新一代的科技企業;如果把當今世上的頂尖100家科技新創企業的領導人聚集一堂,他們之間肯定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典範具有某些最大公約數。這些最大公約數,必定包括以下:去中心化、去威權化、不分階級不分賢愚的信息對稱、人際信用(credit)及信任(Trust)的機制化、跨國、跨界的大數據知識化、基於與人腦協作的AI深化、共識機制的直接扁平化(去代議制)等等。

 

諸如此類的世界新秩序典範,都是一把把刺入中國「權本主義」心臟的利劍。基於權力金字塔運作的中國政府、社會,其「模式」絕無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典範。 相反的,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主因就是搭上了西方經貿舊秩序的便車,既然是搭車者而不是駕駛者,當舊秩序翻車時,中國也會像其他搭車者一樣甩得鼻青臉腫。

 

(C)人口及壽命帶來的顛覆性

 

二戰後,地球上出現了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單一國家:印度和中國。印度人口雖多,但結構上它是聯邦制,由29個民選邦組成,就像一艘有29個隔水貨倉的大船,即使遇上大風浪,也不至於所有貨物滾向一邊,重心失衡造成翻船。相較而言,中國是數千年來未變的「中央/地方」體制,政策一條鞭的直到鄉里。當下在一黨專政下,這個權力不分倉的「通倉體制」可以「集中資源辦大事」,然而一旦環境胚變,導致翻船的也是它,所謂的集中資源可以載舟,集中資源也容易覆舟。

 

執政的共產黨面臨的兩難已經火燒眉毛:若政治權力、國家資源分倉,那麼一黨專政就會破功,但若繼續一條鞭管理到底,一旦政令不出中南海或哪個環節出現停滯,整個國家就會系統性失靈。事實上,2016年的中國就已經處在這個兩難的局面:不全面打擊貪腐,國家機器就徹底敗壞,但一條鞭打擊貪腐一旦全面化,中層人員就進入「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賴皮狀態,國家機器就停滯。造成的結果就是,體制內人人決策向上看,一直看到中南海,一直看到十個指頭數得出來的最高領導人。

 

一個13.5億人口的國家加上一條鞭的管理,這頭人類未曾見過的巨獸,還能維持體內循環多久?一個不過二十萬人的企業,尚且要用分公司、子公司的體制才能維繫,何況一個八千八百萬黨員、四千五百萬吃皇糧的公務體系,怎可能用一條鞭來保證效能和效率?

 

對中共一黨專政的終極威脅,其實來自人口,以及如此龐大人口內的「世代意識翻轉」。(湯森路透)

 

對中共一黨專政的終極威脅,其實來自人口,以及如此龐大人口內的「世代意識翻轉」。一條鞭進行到底,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政體必須轉向新典範,這也是習近平難眠的主要痛苦之一。

 

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將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如同共產黨一再自豪的說,過去的改革開放已經令得7億人口脫貧,兩億農民進城。中國的醫療體系固然問題重重,壓力巨大,但是醫療水平逐步在提升,這也是不爭之事實。在未來30年間,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期待值,即使進步較慢,應該也至少有世界期望值的八成,也就是100-120歲之間(視出生年份),想想那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衝擊。固然,這種衝擊是世界性的問題,當下越富裕的國家,所受到的「長壽衝擊力」會更強。

 

據中國學者估計,中國的人口大約在2025年會到達巔峰的17億,然受開始縮減。17億人的壽命預期值,即使只比現在提高10%,就等於需要相當於當前壽命預期值下、養活19億人的生產力、醫療教育資源、環境條件,這絕對不是一黨專政一條鞭決策體制所能應付的狀況;而照目前醫療科技的突飛猛進下,十年之內人類可以解決癌症等致命病,也可以有效啟動防老化的體內機制,到時單單中國人口的壽命提升,就可能拖垮國家。形勢比人強,中共當前的體制,不改不可能了。

 

在「慣性」和「顛覆力」相互拉扯之下,中國走向何方?

 

以上所列舉的慣性和顛覆力,若要深挖掘,肯定還有許多可以分析,但作為一個思考框架,這些應該就足以表達「未來30年不能用過去30年的經驗來推論」這個概念了。

 

在以上的視角下,達到的一個關鍵結論就是:中國的政體不改不行了,否則,國家機器輕則停滯,重則散敗(當然,讀者也可以不同意這結論),而世界潮流留給中共一黨政體的時間不超過30年,甚至不超過10年。

 

在慣性和顛覆力拉扯的未知後果下, 30年後的中國會成什麼樣?我個人猜測,以2016年的現實境況為出發點,未來30年間,中國會有以下機種可能:

 

第一種中國 -秩序發展的中國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班子,深切意識到過去的慣性已經無法維繫國家了,而開始誠實、坦然的面對世界潮流下的各種顛覆性力道,開始尋覓舊慣性和新顛覆力之間的最佳可行平衡點,用「破壞性創新」的思維,對現行政體做出根本性改革。

 

視黨內權力鬥爭的勢力消長,用五年時間(也就是20大之前),通過修憲推行實質上的「大總統制」(名稱不重要,內涵才重要)。在現行憲法框架下,只需要做兩個動作,就可以達到這目的:其一,修改憲法前言,淡化前言中一黨專政的意涵甚至去除;其二,將2015年人大頒布的「國安法」納入憲法主體條款。(詳見本系列第一篇《2022中國選總統?》

 

13.5億人口加上960萬平方公里,其中的錯綜複雜,不是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所可解決的。(湯森路透)

 

在爭取民心的配套改革上,實施縣級以下的真實一人一票差額直選,這樣做不至於動搖中央的地位,同時買到了八成的民心。因為在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小民並沒有推翻共產黨的心理準備,他們更在乎與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選賢與能」。

 

城市內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可能不會滿足於上述的步驟,而傾向於更激進的改革,焦點將落在參政權上。因而,對於他們也必須提出一套相應的參政機制。過去,共產黨用「吸納入黨」為策略(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路),但那已經徹底失敗。今天,這群為數不少的人已經對「體制內改革」完全失望,而企求改革力量來自體制外。一個作法,便是在前述步驟進行得差不多的時候,提出「一黨主政、多黨制衡」的理念及方案,也就是有條件的開放小黨,使得憂國之士也有參政的權利和途徑。

 

強大的「權本主義」慣性,還有共產黨強大的「江山觀」並不會因為上述做法而消失。因此,從嚴治黨和打擊黨內腐敗的動作會持續下去,但日以繼夜的打腐,幹部及家族的激烈反彈也會演變為另一種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必須有利益機制化的對策:如何在制度下讓你有權、讓你有錢,而不影響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過去的權錢交易是在暗地進行,因而稱作「腐敗」,以後得把權錢交易拉到檯面上來,並且轉化為生產力。

 

因此,中國的經濟利益結構,可能由現在的「國有」、「私有」二元格局(反正那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概念遊戲),逐步轉向由大約500個大小家族(或勢力圈)寡頭壟斷的格局。中國夠大,幾百號寡頭壟斷集團之間相互競爭,也能形成某種「準市場」的合理性和效率。在權本主義和江山感的強大慣性之下,純粹的市場化是不可能的,能夠做到數百個寡頭集團之間的競爭機制,大概也就是極致了。但話說回來,今天全球的經濟,不也幾乎就是數百家集團之間的寡頭壟斷競爭嗎?

 

在這樣一個「秩序發展的中國」情境下,中國對台灣會採取什麼政策?台灣應該如何對應?這個「大哉問」,作者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 一書中有進一步的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第二種中國 -一國多港

 

上述第一種情境,許多人會簡單的把它稱為「李光耀模式」或「蔣經國模式」,但事實上,13.5億人口加上960萬平方公里,其中的錯綜複雜,不是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所可解決的。

 

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體制。

 

香港經驗,算是中國的內生經驗,也是中國社會已經相對熟悉的經驗,足以大用。這一可能性,需要專文論述,此處且先打住。

 

第三種中國 -脫序的中國

 

一言以蔽之,就是共產黨「義無反顧」的把「權本主義」、「江山觀」、「一條鞭治理」的歷史慣性進行到底,用暴力消弭所有世界潮流下的顛覆性元素,打壓國內的世代翻轉,以法西斯的作風面對來自世界的挑戰。

 

在這境況下,等不到30年,即使從嚴治黨,國家機器也會徹底失靈,經濟生產力下滑到無以維持十幾億人民的發展,越來越兜不住的民族主義只能靠軍事形象支撐,軍費開支飛漲,而同時國內維穩(包括信息控制)開銷遠超軍費。

 

萬一在這段期間,共產黨由於黨內鬥爭、國內社會壓力而走上「通過對外戰爭以鞏固執政合理性」的民族主義險棋,一個閃失,中國人民的信心就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甚至重返大清末年的思想四分五裂狀態。

 

如此,到了2046年,也就是建國百年的前三年,十幾億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歷史評價只會剩下一句話:看你們把國家搞成了什麼樣子!

 

改革政體的經濟成本

 

以上所述的三種可能,沒有一條路是平順的,也都是不便宜的。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表述,中國想從「權本人治」轉向 「人本法治」,其交易成本極其巨大。換個方式說,從金字塔權力結構到分散型權力結構,坦白說,不見得是中國的經濟能力負擔得起的。

 

然而,中國沒有其他選擇,這經濟代價是一定要付出的。問題在於,這一大筆經濟代價,是要花在第三種脫序的中國,還是花在前兩種中國的路徑上?

 

今天的決定者是習近平,但無論決定者換了是誰,要做的決定,本質還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台北京觀察站:2022 中國選總統?

延伸閱讀:台北京觀察站:5年內武力解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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