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the Cold War）」始於二次大戰後，與其說是一場「戰爭（a war）」，實則屬於「理念之爭（conflict of ideas）」。

當時隨著美國所領導的「自由資本主義集團（liberal capitalism）」、以及蘇聯所領導的「社會共產主義集團（social communism）」間衝突逐漸升高，在國際結構中迅速形成了「兩極體系（bipolar system）」，也影響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假設、論述（至今）。

其間，歷經了1962年美蘇「古巴飛彈危機（Cuban Missiles Crisis）」、1969年中蘇共分裂的「珍寶島事件（Damansky Island Conflict）」、1979年美國與中國兩國各自打破所屬集團界線建交等轉折，講求理念之爭的冷戰對峙氣氛已逐漸消逝，直到1989年柏林圍牆（the Berlin Wall）的倒塌，更成為了冷戰結束的觸媒。

冷戰開始

20世紀前半葉所發生的兩場世界大戰（World Wars）是人類歷史中最為血腥與暴力的衝突，其中參與的國家數目、投入並消耗的有形與無形物資、人員死傷數目、乃至於交戰的地理範圍等等，在人類歷史中均屬罕見。

有論者認為，第二次大戰實為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相關懸而未決議題的延續與完結，更有論者認為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相關懸而未決的議題（例如種族分離主義）甚至到冷戰結束後都仍未獲致有效解決。

研究學者們對於冷戰起始的時間存有不同看法。

對冷戰歷史素有研究的美國學者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認為，自美國駐蘇聯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1946年從莫斯科發出著名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使「圍堵（containment）」概念成為冷戰時期美國戰略的中心思想後，美蘇雙方的冷戰隨即展開。

此外，亦有論者認為冷戰始於當時美蘇雙方爭取對「中歐國家影響力」並因之導致德國分裂開始。

冷戰時期的美國以「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作為二次戰後的外交指導方針，「杜魯門主義」得名於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1947年3月12日在國會中所發表的國情咨文演說，杜魯門明確的闡述美國將領導自由世界並協助它國重建的理念，後來成功重建並穩定戰後西歐國家經濟並阻止社會主義東進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即據此發展而來。

此外，雖然同屬於二次大戰中獲勝的同盟國（Grand Alliance）陣營，但是當時的美蘇法英等國各自擁有的政治意識型態以及對於戰後世界的看法則是大異其趣，甚至是「相互衝突的」（at war）。

綜上所述，即使無法對於冷戰開始時間達成共識，但是，對於美蘇間因意識型態歧異並逐漸產生相互對抗導致冷戰引爆的共識是存在的。

對抗開始、集團內分裂

二次戰後，相較於其他國家，美蘇兩國的國力達到顛峰，美國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阻止蘇聯對歐洲的西進侵略，蘇聯也聯合中東歐的共產國家成立了《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 Organization）與之抗衡，兩大集團壁壘分明。

兩大集團內附庸國的資源總和，使得美蘇在國際政治議題上準備長期對抗與競爭的態勢明顯（不僅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間的摩擦與抗衡），復以彼此意識型態的差異在國際經濟議題上亦愈顯深刻（例如蘇聯拒絕加入IMF），至此，「緊密兩極」體系（tight bipolar system）確立。

這種兩極體系迥異於1815年後存在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體系，也不同於一次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體系。

相較於前兩個國際體系，在兩極體系中存在著兩個主要國家及其所帶領的集團，兩個集團的領導國都想比對手集團擁有更多的力量，增加集團內的國家成員數量，所以禁止集團內國家與對手集團國家接觸甚至是合作；更重要的是，兩個集團都想要推廣自身目標成為全球性目標，所以會設法讓對手集團服從自身的設定目標。

但自從核子競賽出現後，核子武器的「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特性反而讓美蘇兩國開始謹慎看待地競爭與衝突，深怕一時的衝動而將世界帶往毀滅。

1969年發生於中蘇邊界的的珍寶島事件，讓蘇聯與中國公開齟齬，這條共產集團中的裂縫讓美國有了可乘之機。

在此同時，由中國等國家所發起的「不結盟政策」以及兩大集團中各自的分裂，也讓緊密兩極體系走向「鬆散兩極」體系（loose bipolar system）。

這段期間，美蘇兩國分別歷經了柏林危機、韓戰、古巴飛彈危機、太空競賽、越戰。

集團成員互相建交

1979年美國與中共建交，此時，分屬兩個集團的國家打破集團界線尋求合作；集團領導國逐漸發現兩者間存有共同的目標（例如限武、裁武以及挽救各自被軍備對抗所影響的經濟衰退）；集團的領導國家對於集團內成員的影響利益開始下降，國際組織在處理當時國際衝突與爭議的角色扮演亦愈顯吃重。

其實，在冷戰期間的兩極體系中，還存在著不屬於兩大集團的第三世界（大多為亞非國家），而在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雖也成了美蘇等國政治角力的場所，但在兩國集團敵對意識逐漸模糊，同時影響力逐漸下降之時，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或區域組織（北約、歐洲煤鋼組織等）也開始成為冷戰時期國際結構中的要角。

例如，蘇聯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永久常任理事國之一，由於冷戰的緣故，蘇聯對於美國的提案總以否決權杯葛，在聯合國剛成立的前4年，蘇聯在安理會中共計動用了43次否決權。

同時，冷戰期間「兩極對抗」的大架構也限縮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走向、發展的視野；意即，「非此即彼」（either/or）的簡單二分法形塑了冷戰時期的秩序，直到冷戰結束。

此外，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國一切以政治軍事議題為主的對抗環境中，「經濟議題」或「文化思辯」鮮少成為當時政策制訂者或是研究學者所論述的主題，或者僅為「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的附屬議題而已。

也就是在這樣的外在環境中，孕育出了著名的：決策模式（Decision-Making Models）、系統分析論（System Analyst）與賽局理論（Game Theory）等強調兩極靜態分析的應用理論、模型。

就國際理論發展來說，冷戰期間提出的國際關係理論共同點便是：理論家們所觀察的冷戰世界是一個「相對靜態、政治軍事至上、講求實力」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亦即，一個國際間無政府且「在未來不會改變」的國際局勢。

簡言之，冷戰期間的國際秩序特性為：沒有大戰發生（no hot war）、對獨裁者的不信任以及民主全球化的推展浪潮。

期間所發生的核子威嚇、情報戰、應運而生的國際機構及國際條約，維持著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換句話說，由美蘇兩強進行對抗氛圍塑造了冷戰時期秩序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意外結束

如同冷戰起始一般，由於沒有一個正式的官方文告或是戰後協議，論者對於冷戰的結束時間也存在著多種說法，但冷戰的驟然結束讓世人均感意外，則是大致的想法。

有論者認為在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1991年12月25日簽署行政命令承認蘇聯瓦解、發表告別演說當天，就是冷戰宣告結束之時。

亦有論者指出，從東歐各國領導人自由選擇政府體制並脫離蘇聯控制到德國統一的期間，即為冷戰的終結的過程，更有論者認為，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下即代表了冷戰的落幕。

無論冷戰的終結落在哪個事件或是時間點上，大致上冷戰結束的時期約莫是在戈巴契夫願意讓東歐附庸國自行選舉領導人並脫離蘇聯開始，歷經了德國統一以及蘇聯瓦解，美蘇對抗了近50年的冷戰才告終。

20世紀80年代初期，時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鑑於美國國力在越戰撤兵後逐漸呈現影響力相對衰退的情況，除了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姿態並稱其為「邪惡帝國」（The Evil Empire）之外，還大膽地提出「星戰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希冀重新建立並鞏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領導地位，同時提振當時美國國內因水門案（Watergate）與1980年營救伊朗人質失利而飽受攻擊的白宮聲望。

可是，雷根此舉卻激怒了蘇聯，破壞美蘇於60與70年代間略微和緩的緊張對峙氣氛。

相對於美國強勢的外交作為與軍事部署，在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任內保守的作為下，當時與美國對抗的蘇聯帝國經濟狀況出現大幅衰退，蘇聯共產黨政治局（Politburo）不得不在1985年重新任命具改革意願的戈巴契夫為總書記，盼其能帶領蘇聯脫胎換骨。

對於美國以星戰計畫來激化蘇聯軍事對抗的意圖，戈巴契夫心知肚明，但他卻選擇了將重心置於處理蘇聯的聯邦內事務。

因為在他心中，適度的政治改革將為人心注入希望，連帶的也為經濟帶來活力，1988年，除了在聯合國大會中宣佈蘇聯將減少在東歐撤軍的人數，戈巴契夫在蘇聯共產黨第19次大會中，不顧其他黨代表的反對，強力地做出「承認蘇維埃聯邦內存在相異政治制度」的決議，更允許這些地區自由選出領導人、自行選擇政治與經濟制度。

不料，也是這個決定意外地將冷戰帶向終結。

咸認是這個決議導致了當時蘇聯在東歐的附庸國如匈牙利、波蘭、東德等國家的政治制度鬆綁，不但讓分隔柏林與德國領土的柏林圍牆（Berlin Wall）在1989年得以拆除，更促成了兩德於1990年的統一。

隨後，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等國也紛紛脫離蘇聯，對這一連串巨變感到驚訝的戈巴契夫始終無法說服、面對蘇聯共黨同志對他「改革」（Perestroika）的挑戰與不滿；在1991年6月，蘇聯的俄羅斯邦也自行選出了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對於戈巴契夫來說則是處於更大的權力挑戰。

7月，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前往莫斯科簽署《第一階段裁武條約》（START I），此時，東歐已脫離蘇聯，德國也已統一，美蘇兩國還共同合作支持聯合國制裁伊拉克的決議；但根據當時老布希的說法，他在與戈巴契夫見面時，驚覺眼前這位深陷蘇聯共黨鬥爭的戈巴契夫眼神「已不再銳利、奔放」。

老布希在返美途中暫停於烏克蘭國會發表演說，內容中讚美了戈巴契夫對蘇聯與世界和平的貢獻，不過這場演說不但被美國輿論譏為老布希面對共產集團「懦弱的基輔演說」（chicken Kiev speech），更被視為「美國政府對於蘇聯可能消失的矛盾心理」展現。

1個月後，在戈巴契夫前往克里米亞度假時，莫斯科發生政變，他在蘇聯共黨中的職務無預警全遭解除，靠著葉爾欽的斡旋，政變得以結束，戈巴契夫於同年12月簽署文告並發表辭職演說，宣佈蘇聯正式解體，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維持了40多年的國際政治兩極體系也隨著走入歷史。

確實，從冷戰開始，美國已經習慣於蘇聯的存在，所有的政治軍事甚或經濟文化議題都有個前題存在：與蘇聯對抗，不論是意識型態亦或戰場中的代理人戰爭，這種二元對抗的氛圍確為冷戰時期中國際秩序的鮮明特徵。

儘管冷戰結束可歸因於蘇聯的經濟狀況被軍備競賽拖垮，或是共產意識型態不符合人性，抑或美蘇兩國的國內政治決定外交行為，以及戈巴契夫上任後的改革政策。不過，認為戈巴契夫對改革所抱持的開放心態造成冷戰結束，是較多論者支持的看法。

在他們看來，如果冷戰註定終究會結束，那麼戈巴契夫僅是加速冷戰結束的速度而已，同時，為了避免重蹈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改革的激進路線，戈巴契夫在重新改善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前，選擇了先進行集團內的改革，才會意外造成冷戰結束。

冷戰結束的根源出自於當時國際兩極體系中蘇聯因國內局勢丕變，導致一個「極」的消失，也呼應了戈巴契夫曾對老布希所提，冷戰根本是個錯誤的戰略設計，「一般人可能比政治家更知之甚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