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專欄:假如魯迅活著—寫於陳映真先生逝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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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 2016年11月24日 07:00:00

成為統戰人質的陳映真,驗證了魯迅如果活下來了可能遭遇的最糟糕景況,比自殺的老舍、被殺的王實味更不自由。(魯迅像/仙台市博物館/維基百科)

陳映真先生去世,整個華語文化圈不分陣營不分左右,均覺大悲痛。港台文學人,親炙其人者必為其人格魅力折服,讀其小說及受《人間》啟蒙影響一生寫作風骨者,不在話下;連大陸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跨越信仰分歧表示:「如果心目中有某種理想的知識分子類型,那在中文世界一定是陳映真了。」(許知遠的悼語)。

 

但我的感受是五味雜陳,自己問了自己一句:「你愛陳映真,可是陳映真愛你嗎?」那是在讀過多篇陳映真先生在本世紀初、臥病之前所寫檄文,回想起10年前通讀全部《人間》雜誌時所景仰的先生,兩相比照之下的痛苦一問。我並非統獨兩分的站隊者,我理解他的統一情結,但始終難以理解他晚年對北京權力的擁抱。

 

在台灣,一個死硬統派,贏得多方尊重,先生恐怕是唯一一位,不能不說是文學的力量。沒有經歷過兩陳論戰等風雲的後輩們,選擇熱愛前期異見作家陳映真、寬容後期中國作協副主席陳映真,是時代的進步。擁有權威的老人對年輕人寬容是罕見的,年輕人自己應該寬容,如果年輕人不比老人寬容,社會才真正沒有希望。

 

但也有的論者認為,是陳映真的忠於信仰贏得他們的尊敬,而不是他的文學成就。這讓我想起在魯迅逝世一周年時,即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發表的《論魯迅》講話,裡面說:「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他的思想、行動和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一論斷,要是放在既愛魯迅也愛毛澤東的陳映真先生身上,想必他會感到矛盾的痛苦—因為他本質上是魯迅這樣的自省者。

 

但是時代沒有給他自省的機會,或者說他錯過了。也是毛澤東,1957年被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問及:「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他可怕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見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傾慕魯迅終生的陳映真先生,在國民黨時期做到了「關在牢裡還要寫」,在北上時期卻選擇了「識大體不做聲」。

 

不,令人痛苦的是,他不但對中國大陸的許多黑暗不做聲,還做聲譴責了質疑前者的聲音。2004年發表在苦勞網的《在香港看「七一」遊行》,對香港民眾的民主示威的諷刺和對「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的強調,香港人看得心寒,但我仍然佩服他對香港民主派的虛妄一面的洞察。至於反駁龍應台並不高明的〈請用文明說服我〉一文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則更加粗疏,許多論辯與今天大陸流行的「五毛文」無異,諸如「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這種唯經濟發展至上論調,出自一位資深左派、人道主義者口中,令我難以置信。

 

陳映真先生的極端,來自他早年對白色恐怖的反彈,也來自於對自身信仰過於執迷的盲目。去過蘇聯之後,紀德與沙特的反應是不同的,紀德選擇了說出真相,沙特選擇了識大體繼續挺法共,最終與另一個堅持真相者卡繆反目。陳映真先生也選擇了沙特曾經選擇的,他在1989之後北上,獲當政者禮遇,蒙蔽了他理應目擊大陸重重傷痕之眼,竟把鎮壓學生的政權與當年台灣鎮壓左翼的政權區別對待,這是最令人痛心的。

 

當然,我堅信陳映真先生與後來的「左統」不一樣,他絕對不是投機者。也許存在某種程度半推半就的裝糊塗—以他辦《人間》之犀利,不可能不察統戰部門的粉飾太平伎倆,但他有自己的籌畫,竟以為可以互相利用?因為先生的確有匡國之志,而不是其他號稱愛國的人的國師情結。此後先生的種種言行,我視之為一種英雄於困頓中的自我欺騙,念之沉痛不堪。

 

後來先生的中風難言,既喪失了最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機會,也斷絕了他進一步墮落的可能,雖然實際上他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悲乎先生!他這10年,驗證了魯迅如果活下來了可能遭遇的最糟糕景況,比自殺的老舍、被殺的王實味更不自由。也算是一種求仁得仁嗎?吾不能言此,吾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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