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叨叨摧歲月

白浪滾滾留沙痕

 

                                                黃肇松

「白玉堂前一樹梅，為誰零落為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年年迎春詠花，在迎春的詩詞中，北宋著名政治家兼文學家王安石這首集句詩《梅花》，清冽孤清，卻又情意深切，讓人回味無窮。當然，王安石是在當年變法失敗後，領略人情冷暖，以這首詩感恩友人的慰藉。進到他的心境，進出新聞界50年的我，目睹台灣成千上萬的新聞工作者，不分晝夜絞盡腦汁採訪、報導、分析、論述，但是辛苦常不為人知，還經常受到批評究責，真有「為誰零落為誰開」的心酸，所幸還有最相惜的春風，吹拂著梅花，我也相信有不少有識之士，感謝記者在字裹行間維謢護他們的知的權利。

在經濟學家薛琦為迎接2020金鼠年新春而召集的晚宴上，我先與會眾分享了王安石的《梅花》共同迎春，來客多半是新聞學者和媒體工作者，一年一度的聚會，機會難得，談話主题很自然的繞著總統大選及媒體表現種切。坐在我對面的资深評論家《上報》董事長王健壯熱烈發抒讜論，散席之前對我説：「待會我們到東峯街小店再小酌一下，鴻仁已先到那邊等候。」

盛情難卻。返家招呼罹慢性病多年的妻子吃藥、安寢之後，抵達小館子，健壯和《上報》社長胡鴻仁應已談了一陣子。老友們晤聚毋需客套，甫坐定，健壯就説：「要請你在《上報》寫你的自傳，給你一㸃時間安排，最好在農曆過年前後就開始，定期刊出，風雨無阻。」

找不到寫自傳的心境和理由

寫自傳，茲事體大，劈頭來這一傢伙，著實嚇人。驚魂未定，我以三個理由推辭。其一、長期照顧病妻，自己也晉入初老，且仍在大學兼課，實難兼顧。其二、自傳者，傳世之記載，我不敢確定自己有什麼重大事蹟可記載傳世的。其三、總而言之，此時此刻，我還找不到寫自傳的心境和理由。

健壯立刻回應：「照料家事，非常重要，但鴻仁説，你已找妥外籍幫手，可幫忙照顧大嫂，問題可解。有關寫傳的資格，是我們來判斷，不是你能決定，當局者迷嘛。至於發表自傳的理由，你在新聞界半世紀，你不寫，誰寫？而論及寫自傳的時機，你夫子自道已步入初老，我看精氣神還行，此時不寫，更待何時？」

除了論㸃獨到、文筆犀利的專欄擁有不少粉絲之外，健壯的能辯、善辯、樂辯，聞名媒體界和知識圈，我自嘆弗如，而寫傳的心境、資格和理由，也不是適於深入探究的論辯主题，應予「戒糾」，倒是他提到我出入美、台媒體圈50年，不留個某種形式的「傳」，似有「失職」之嫌，頗打動我心，具說服力。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寫歷史初稿的媒體工作者，把漫長的新聞生涯中的所見、所聞、所得、所失，擇要作成紀錄，即使是雪泥鴻爪、沙上留痕，應仍具有其歷史參考價值和背景解析意義。

媒體50年，你不寫，誰寫？

就像詩仙李白的名句「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首句）意指萬物短暫棲身於有如一座旅店的遼闊大地，之後便走向永恆的放逐；而面對無邊無際的時光，世代流轉更迭的人眾，也不過是步履匆匆的過客。如果沒有人用文字等工具把變遷的大地和人們在其上的活動，忠實的留下紀錄，所有的一切終將湮沒在歷史的煙䴤中。從集結歷史大視野的個體現時微觀角度觀察，浮生若夢，記載幾何，人人鼓足勇氣向寫傳挑戰，確實是人生逆旅不應推卸的責任。健壯的嚴詞㸃撥，不失為醍醐灌頂的啓發。

當然，從最髙層次的國史的研修，到中層次的地方志的撰述，涉及論述臧否之間的平衡公正的考量，許多國家設有類似國史館的組織主持其事，地方亦有文獻委員會支持、協助地方志的作成，其作法都是集結學者專家的智慧和力量衆志成城，個人傳記的撰寫則是獨力為之，過程是相當辛苦的，也是孤獨寂寞的。而構築傳記工程所需的種種元素，包括各類資料、圖片、表格、統計及編年史料的耙疏，工程浩大，甚費心力，所幸，胡鴻仁社長慨允《上報》可予支援，讓我鬆了一口氣，顿時提振不少勇氣。

健壯推算我入行新聞界50年，其實我真正進入新聞實務界，始自1982年在紐約参加《美洲中國時報》的創刋工作，迄今從事媒體實務及新聞教學38年，在那之前的12年，是我在政治大學畢業後，於1970年參加公務人員髙考，獲新聞行政科優等錄取，被分發到行政院新聞局，從事為國内外媒體記者服務的工作，箅是後期我的新聞實務工作的養成階段，仍然是我大半生新聞生涯重要的一部分。

34歲入行媒體是否晚了些

三十出頭入行媒體實務界，是否晚了些？可能有仁智之見。當時我已經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前駐美大使舘）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台灣家鄉父兄親友，都希望我在外交、新聞行政系统作下去，起碼做個簡任官，光宗耀祖，但我回歸新聞實務工作的意願很堅定，多方請益，不改其志。其間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1982年3月在纽约市曼哈頓中央車站（Grand Central）上方的君悦飯店，與美國新聞同業卡威爾君（Jacques Caldwell)的餐敍。

當時，卡威爾擔任總部設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史克利普斯霍華德報團（Scripps Howard Newspapers Group)總經理。該報團斯時在美國擁有大小報纸30多家，還經營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很有影響力。卡氏於1979年夏間訪台，我負責邀訪事宜並協助安排在台灣的行程。他對台灣人民的善良熱情印象深刻，與我漸成朋友，我兒子黄柏春1980年出生後乘坐的嬰兒車，就是他送的。卡氏每月月底到紐約主持報團業務會議，得空會找我聚晤。我在這次餐敍中告訴他，我將離開新聞處，去報纸工作。

黄肇松經常在報纸上批事論人，而報紙寫他較多的一次，卻是10年前《聯合報》對他的專訪。(圖片由作者提供）

卡威爾有些意外，喃喃道：「你在新聞處作得很好啊」，然後問：「英文報嗎？」我回答，中文報，台灣《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來紐約創刋的。他沈黙了片刻，像在想些什麼。我乘機問道：「我今年34歲了，改行做報紙工作，是否太老了。」他很快回答：「不會。30出頭正是創造力最豐富的年紀，何況你前後的工作有很大的連貫性，基本上，不是大轉行。Now, you observing from the outside（現在，你從外頭作觀察），in the future, you working from the inside (將来，你在裹頭参加工作。）」

卡威爾還擧他自己的職場轉換經驗為例，他20年前從企業轉業到媒體，𨍭眼都已經50多歲了，仍能不斷創新，「創新是媒体的生命」。

如果我是你，我會重作考慮

停頓片刻，卡氏又問：「你台灣報紙的老板今年幾歲了？」這回換我感到意外，何以有此一問，但仍回答：「72歲」。他盯著我看了約有一分鐘，有點難以置信的説：“Mr. Huang，if Iwere you，I would seriously reconsider it .”（如果我是你，我會很嚴肅的重作考慮。）

我理解他的「疑慮」。在美國，各類型媒體負責人與其他企業負責人一樣，基本上65歲就退休養老去了，卡威爾認為我追隨一位70出頭的長者去辦報，應考慮其「風險」。我更體悟他的考量，乃是為我「設想」的善意。我作以下的回答，技巧性𨍭換話題：「余先生生活作息規律，運動量多，身體很健朗；而且就我接觸交談的印象，他的創意似乎隨著年歲所累積的經驗而增加。」卡威爾顯已收到我傳給他的「訊息」，欣然説道：「那就好，祝你們成功。」

就這樣，帶著友人「善意的疑慮」，我開始我的報紙生涯。歲月如歌也如流，我現在的年歲，就是余紀忠先生當年到美國創辦《美洲中國時報》的歳數。除了這份報紙，余董事長在72歲之後，又創辦了一些新的報刋雜誌，甚至還創辦了台灣第一份網路報—中時電子報。回首歲月的軌跡，余先生一以貫之的報人生涯與我的報纸工作重疊的有21年，他在2003年4月以93歲髙壽辭世，五年後我從《中國時報》退休，轉往其他媒体工作。其間的漫長歷程和之前累積满長的「養成階段」—為賦新詞强説愁的青少年的探索；把新閜系作為「輔系」的大學階段；磨練協調力、組織力、觀察力和耐性耐力的新聞行政公職生涯，都將是白浪滾滾留沙痕的或大或小、或重或輕、或長或短的自傳素材。

到這年歲，該怎麼寫就怎麼寫

然而，如果從早期與文字結緣的少年時代說起，到現在還在寫社論的初老，歷時一甲子，足跡遍五大洲，如何選材、如何耙疏、如何部署、又如何撰述，自當慎重規劃。首先向自傳的「催生者」王健壯、胡鴻仁兩位老友請益。王董事長仍一如旣往維持快人快語的風格：「怎麼選材和書寫，都由你決定。」稍後，好像不太放心，又叮上一句；「到了這個年紀，該怎麼寫，就怎麼寫唄。」言簡意駭，自當納行。

胡鴻仁社長仍維持一貫的溫穩深思的風格：「你的美國報人老友卡威爾不是説創新是新聞的生命嗎，就以你認為有那些創新之擧貫穿全書吧，最好能結合今昔，寫出新義。」他希望我的傳記旣能勾起我們這個世代的一些共同記憶，又能給當代的新聞工作者一些參考和啓發。我們都同意，這樣的傳記寫作，才能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聯結意義彰顯出來，也才能突出歷史初稿的價值。

兩位報界老夥伴對我的自傳期許很髙，究竟能不能做到？或者能做到幾分？提供何種面貌的「歷史初稿」？或是中途難以為繼，愧對老友和讀友，一如前人所云「自忖不材終放棄，江潭瓠落寄吟身。」（清朝黃景仁《送容甫歸里其二》詩句）？旣已出發，只能盡其在我，責任自負。我邀鴻仁檢視：20世紀後期，在國際新秩序震盪發展之際，在余纪忠先生支持下，在鸿仁及同仁協助下，我在《中國時報》推推動的「全球重要領袖系列専訪」，是不是富有創意的新聞規劃？對當時台灣的主流報紙是不是有「推波助瀾」的引導作用？是不是迄今對媒體仍有一定程度影響？是否應該作為傳記主軸之一？

具創意的國際領袖系列專訪

胡社長答覆都是肯定的，並認為至少是我的傳記的重要精華。同時，他再度強調，傳記中對當年訪問國際領袖作回顧的同時，不可忘記論及現況，並作今昔比較，則不僅可串連同世代人的共同記憶，也可作為當今新聞傳播學府有關國際傳播的參考教材，及媒體處理國際新聞實務的參考。以1992年在馬尼拉訪問當時菲律賓總統羅慕斯為例，他坦承讓包括大學畢業生的菲國男女青年長期到國外當工人或女傭，為國家賺外匯，是主政者「心中的最痛」，當時讓在場的我們動容，過了近30年，這心中最痛的一塊，於今如何，應予檢視，讓當年的專訪賦有穿透時空的新義。

其後的十餘年，二十多次的國際重要領袖專訪，屢屢出重要領袖所説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級「金句」，迄今還有什麼啟發性，亦値再探。譬如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1993年辜、汪新加坡會談之前，首度接受我和記者徐宗懋專訪時，欣然的說：「如果兩岸要求我當『公親』，必定不偏不倚。」但是，1997年再訪，李光耀卻黯然的说：「針對兩岸，我已經退出了！」其間不過相隔四年，沒有內幕，卻有原由，在自傳中，我會詳述。另一次重量級專訪，舉世聞名的南非鬥士曼德拉（Dr.Nelson Mandel)1993年南非總統競選期間，於來台訪問前夕接受我、徐宗懋及另位記者曹郁芬專訪時說：「忙著思考南非的未來，我沒有時間回顧過往的苦難。」晚年堅持包容主義的曼德拉，如果在天上看到南非貪凟風行的現況，不知作何感想？愧對曼德拉的南非領導人又如何自處？我在自傳中會以專章探討。

黃肇松當年在報社推動的「國際领袖系列事訪」，頗受注意。圖為1997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接受專訪，訪問完成，黄肇松馬上要搭機返台。李光耀可能有㸃過意不去，主動送一本自傳新著，還簽了名。（圖片由作者提供）

訪楊尚昆主席與習近平書記

當然、在上世紀90年代國際新秩序形成的衝撞中，不能忽視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尤其蔣經國總統在1988年1月辭世前半年，在病塌上連發三箭—解除報禁、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两岸關係解凍，為满足民衆知的權利，台灣的主流報纸更不能忽視其發展。然而，解凍之初，媒體跨海採訪的限制仍多，報端常見美、日政客熱中為两岸「傳話」的報導。

基於兩岸問題宜由媒體作直接採訪報導，避免「二手傳播」可能導致事實真相的落差，《中國時報》在1990年9月北京亞運舉行期間，根據新聞專業原則，接洽安排訪問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因先前早已決定我將前往北京主持報系亞運採訪事宜，所以對楊尚昆的訪問，也由我擔任採訪團領隊，成員包括副總編輯黃輝珍及大陸新聞中心主任俞雨霖、副主任張所鵬等。楊尚昆答問時指出「同胞不會打自己的同胞」，「希望兩岸有直接溝通的渠道加強交流」，在1994年「千島湖事件」發生之前，應該是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基調，兩岸關係平穩發展。連美國前總統老布希都稱之為「一次重要的採訪」的専訪楊尚昆的經過和影響，當然會在我的自傳中詳述。

來自台灣的報紙專訪大陸國家主席，之前從未有過，之後也沒有第二例。然而，1991年7月我偕同《中國時報》記者走訪福建期間，曾訪問當時擔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他詳細的介紹了褔州發展情況，以及福州與台灣關係的源遠流長；而在當時中國大陸邁向經濟改革的另一波髙潮之際，習近平強調台商赴褔州投資是未來經貿工作的一個重㸃。回顧採訪印象，習書記描刻的似乎不只是一個省會城市的發展願景；而近距離的觀察，他的穏健也似乎超過他的年紀。習近平當年不到40歲。

報纸創新難擋網路致命性衝擊

「國際領袖系列專訪」是我當年主導《中國時報》內容創新的重要規劃，但只是報紙創新的一部份，在余紀忠董事長和後繼的余建新董事長的支持和督促之下，包括版面編、採元素及經營方針、營運策略的全面創新，我或者主導編務部分，或者對營運部門提供建議，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督促自己身體力行，尤重编經的全面合作。《中國時報》在20世纪後期，經美國權威的「報紙銷數稽核局」（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簡稱ABC)  嚴格審核，銷量超過百萬份，最髙達130萬份，影響力巨大，我與有榮焉。

以這樣的銷路和影響力，於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的進入完全民主的時代，自然是動見觀瞻，我們以第四權監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運作；廣大群眾也在監視我們：是否據實報導？是否公正評論？是否嚴格把關？是否切中時弊？總之，是否善盡媒體的社會責任？在這個我個人認為是台灣百年一遇的大時代，我們忠實反映民意的作法是什麼？成效如何？得失如何？在自傳中，我都會詳為解析。

最後，容我借用李白的樂府《將進酒》的頭四句：「君不見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髙堂明鏡悲白髪，朝如青絲暮成雪？」來形容報紙的處境。在上世紀末，就在我們爲報紙公共性的打造，絞盡腦汁全力以赴的時候，科技帶來像從天上滾滾而降的網路，攬鏡不勝哀悲的，就是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報紙是如何因應的？我們並没有「不戰而降」呀！我在1994年就参加了中時電子報的創設，是紙媒成立電子報的前驅者，迄今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仍難謂成功，原因何在，亦請容以後解說。

《 作者素描：黄肇松 的唯一：新聞 》

黃肇松「矢志新聞工作」，是從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學府風光版開始；省立苗栗中學初中部期間任《青年戰士報》校園記者；髙中時任《中央日報》苗栗特約記者，並任《苗中青年》總編輯及《香港工商日報》市聲版特約作家，是黄肇松少年時期對新聞採、寫、編的探索。
       

考入政治大學東語系讀語文，常常出現在政大新聞舘，把新聞系當「輔系」，後考入政大新聞研究所的「正途」，為其後的新聞工作紮基。
     

黃肇松的「廣義的新聞工作」，從通過髙考，進入行政院新聞局開始。為國內外的媒體記者提供資訊服務，歷任科員、編審、科長及駐紐約新聞處一等秘書。
     

1982年轉入中國時報集團在紐約創刋的《美洲中國時報》工作，歷任主筆、編譯主任、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後任《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前後在紐約從事新聞相關工作11年。
     

1987年返台，開始他在台灣大開大闔的新聞實務工作。先後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中時報系總管理處執行副總經理、總經理，常務董事兼《時報周刋》董事長。2008年從時報退休，任職27年。其後，先後被聘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其間曾獲世新大學聘為專任客座教授，執教六年。
     

從嚮往新聞到讀新聞、做新聞、教新聞，一以貫之，新聞，是黄肇松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