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我保證大家的安全。」

2003年，中國SARS疫情是怎樣公布的？4月3日，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說：「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歡迎大家到中國來旅遊，洽談生意，我保證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中國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少將看到新聞大怒，隔天電郵告訴中央四台、鳳凰衛視，光是北京三Ｏ九醫院就有60例、至少6死。媒體裝聾作啞，他就繼續告到《華爾街日報》與《時代》周刊，疫情曝光，國際施壓。

中國記者柴靜《看見：十年中國的見與思》回憶當初，媒體勸大家別慌，但沒人知道是怎麼回事。4月17日，柴靜到〈新聞調查〉節目上班第一天，總書記胡錦濤說話了：不得隱瞞、謊報疫情。報導一解禁，製作人當天開會想採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繫不上。

央視也有疑似病例，製播區人員盡量減少，企劃也中止，為了安全，寧可重播。節目團隊幾個人去拗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放行，得知錄音桿、攝影機等機器不能消毒，都不能進隔離病房。柴靜說「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有意義嗎？」「有。」

五一前，傳說北京要封城，能走的都走了。央視同事怕節目團隊回辦公室傳染大家，所以團隊拍好的影片放在央視門口警衛室，別人取走帶子消毒了再剪輯。

柴靜住家的社區管理員代表鄰居，拜託柴靜別回家，節目團隊只能一起住旅館。旅館沒別的住客，工作人員也撤離了。柴靜家裡只有妹妹，人們搶購食物，妹妹擠在超市不知道買什麼好，扛一箱雞蛋回家。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停班停課停市，娛樂業關了。日常被連根抽掉。

「天井出事了」

報導團隊守在急救中心，4月22日搭廂型車跟隨兩輛急救車出任務。開到醫院，接了一個蒙著白布的東西。是輪椅，坐著感染的老太太，沒有隔離服、沒有口罩，從普通的客梯推出來。從頭到腳蓋著病床的床單，算隔離。

病人一個接一個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點滴瓶。柴靜數了29個人，覺得不可能，公布的沒這麼多。又數一遍，是29個。

一群醫生運送病人，居然也沒人穿隔離服，沒眼罩、手套。柴靜攔住一個像領導的人，他慌忙說了句「天井出事了」。事後得知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週後也發病。

晚上節目團隊回旅館，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煙斗，說：「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匡匡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柴靜叫妹妹替她帶小音箱來旅館。在夜晚空無一人的街上，隔著三、四公尺，叫妹妹站住：「放下，走吧。」

去病房前，姐妹倆談過父母能不能接受柴靜殉職，柴靜問：「你覺得我該去病房嗎？」妹妹說：「你可以選擇不當記者，但是你當了記者，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實際都是SARS

從4月5日開始，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有222人感染。感染者中有93位醫護，將近一半科室被污染。污染最嚴重的是急診科，「天井」就在這裡。柴靜寫道：「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29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急診科主任朱繼紅說，這29個都是SARS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天井」是把樓群之間的空地加蓋封閉成為點滴室。發燒的病人都送來吊點滴，27張床之間只隔一個拳頭的距離，只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把病毒傳到各處。

黑板上19個名字後面，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實際都是SARS，病人不知道。

沒得SARS的病人，因為別的病來這打點滴，也暴露在SARS下。

急診科62位醫護，沒有隔離服，24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問朱繼紅那幾天怎麼樣，他說：「很多天沒照鏡子，後來發現，鬍子全白了。」

３月２０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越南和香港多家醫院只有半數員工正常工作。同時警告醫護，若沒防護、接觸病患可能染SARS。

人民醫院的急診科護士牛小秀，三十多歲，坐在台階上流淚：「我每天去要，連口罩都要不來，只能用大鍋蒸了讓大家用…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錯還是誰的錯…」

加護病房臨時改成SARS病房，清潔區和污染區沒有分隔，只是地上畫條線。怎麼防護，醫生說靠精神防護。

維基百科說，22日感染爆發，北京市急救中心開十條防疫熱線，又開小湯山醫院為SARS專用。次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第一次關門停診，整體隔離。

這是對外報導，但《看見》的證詞說：停診只有天井關閉，急診仍不准停診。沒有條件接診、隔離，卻繼續收治，看了8363個發燒病人。連吊點滴都沒地方，病人只能在空地上打點滴，點滴瓶吊在樹上、吊在病人汽車照後鏡上，椅子不夠就坐小板凳。隔街是衛生部，一個衛生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感染妻兒。夫妻想盡辦法也只弄到一張病床，讓兒子住院。夫妻發燒到渾身濕透，站不住，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吊點滴。孩子好了，爸媽死了。五月底一張張空椅子還擺在那，曬得褪色。

5月27日，急診科護士王晶去世。柴靜去她家，王晶的丈夫念著妻子生前傳來的簡訊哭，沒有告訴六歲女兒。女兒臥室門口貼了「媽媽愛我，我愛媽媽」，好讓媽媽一回家就看見。

柴靜臨走，看見女兒坐在床上摺幸運星，說裝滿一瓶子媽媽就回來了。

黯淡的光線裡，女兒摺得很慢，摺完一粒，不是扔進瓶子，是小心地擱在瓶裡最上層。柴靜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女兒抬頭看柴靜一眼，她心裡「轟」一下：女兒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猶記得SARS複利式的效果，只需要一個人當本金，在人群中每分每秒都投資它增殖。(張哲偉攝)

SARS複利式的效果

為什麼會這樣？在3月15日，北大附屬人民醫院急診收治疑似患者七十幾歲的李先生，他從香港探親回家。因為政府隱匿疫情，大家不清楚SARS，醫院沒防護措施，大量感染。

3月17日他轉診到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一周內感染11位醫護，醫生、護士殉職。

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稱，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評價中國政府的有效措施。

李先生是從香港回北京，香港SARS有位超級傳播者，二月一位廣州人發燒，來到香港旅館內傳染20人，這些人傳到多倫多、溫哥華、河內、新加坡、菲律賓、英國、美國、中國。一位香港青年在旅館被他傳染，去傳染香港社區，造成三百住戶感染，光一棟公寓就超過百人感染。香港SARS導致299人死亡，為全球最多。台灣第一個染SARS死亡者，是該社區住戶的弟弟赴台探親。而台灣共有11位醫護殉職，在全球僅次於中國的13位。

四月上旬，中國中央財經大學金融系退休教授，在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看病後感染，又到北大附屬第三醫院看病，傳染醫護，和他自己的妻子、兒子夫妻、孫子、女兒夫妻、外孫。兒子傳染同事六人；傳染鄰居十幾人和電梯工人。他服務單位有十九例，兩人死亡。

一位中國北方交通大學計算機學院的男學生軍訓時感冒，發燒送醫，隔天同寢室和隔壁學生集體發燒。再一天，別樓層沒接觸過他的學生也集體發燒，原因是共用電梯，交叉感染。四日內31人發燒，13人送醫，85人受監測，一位教師確診。

這就是SARS複利式的效果，只需要一個人當本金，在人群中每分每秒都投資它增殖。政府開頭不緊張，最後就只能雙手一攤兵敗如山倒。若政府自始嚴陣以待，就能將風險減到最小。

「疫情已受控制」的假象

2003年2月，春運導致疫情擴散。然後，中國國家足球隊和世界冠軍巴西隊友誼賽，聚集逾五萬球迷。

4月6日，廣州市委書記等為演出「疫情已受控制」假象，親率兩萬多人，進行廣州市春季健身萬人長跑。

2020年1月19日，武漢市舉辦四萬多戶一起吃年夜飯的「萬家宴」，次日送市民20萬張惠民旅遊券，年初一至十五免費遊黃鶴樓等三十個武漢景點。

這些措施，都是向群眾製造錯誤的訊息：「我保證大家的安全。」

固執的樂觀才令人害怕

台灣疫情會不會擴散？可能會，也可能無事。沒人知道明天會怎樣。

很多人會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沒SARS嚴重，台灣沒北京、武漢嚴重，不要小題大作瞎緊張，不要仇中，不要製造恐慌。實際上，WHO緊急委員會主席Didier Houssin博士抱怨北京當局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而且不準確，無法判斷及建議。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多位顧問表示，在缺乏數據下，國際社會無法有效遏制這場來勢洶洶的傳染病。他們要北京回答病例感染過程，特別是患者在症狀發作前、在症狀發作後，還是康復後傳染別人？

而台灣疾管署副署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應變官莊人祥卻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依冠狀病毒特性，是發病後才有傳染力。亦即潛伏期不會傳染。

過幾天，中國國務院宣布研究結果，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潛伏期可傳染。莊人祥回應，是在發病之後才有傳染力。

面對未知時，這種固執的樂觀才令人害怕。

憑什麼上街不用戴口罩

武漢醫院超過負荷量無法收治，壅塞導致院內感染，發燒病人逃往上海、香港、法國、日本大阪求醫。如果台灣疫情爆發，是否可以網路視訊問診過濾，醫病雙方所需的設備如何預先添購？

執行聚落基本機能的醫療、警消、網路、倉儲、運輸、生鮮批發市場、快遞、商店服務員、清潔人員，護目鏡、醫用口罩、防護服、手術衣、防衝擊眼罩、防護面罩大量消耗時，台灣準備好了嗎？

對外籍人士、外配、移工的防疫指引，多種外語專線服務，對高風險家庭、貧戶、長照、獨居老人、街友的防疫支援，台灣準備好了嗎？

萬一必須封院、封城，維持日常生活、經濟運作的配套規劃，台灣準備好了嗎？

公衛醫療部門先公布應變措施，群眾就高枕無憂。今天群眾沒看到應變計畫，只看到蔡英文總統春節赴寺廟發紅包不戴口罩。總統府發言人表示廟宇屬於開放空間，總統健康良好，不用戴口罩。陳建仁副總統專業建議健康民眾到公共場所不一定要戴口罩，毋須過度恐慌，不要冒充專家。正因為群眾不是專家，不懂台灣若沒準備好，憑什麼上街不用戴口罩。

國際書展應該延期

中共維穩抓網友「散播謠言」，浪費了黃金時間，導致大感染、封城、封省。前車之鑑，台灣不能浪費黃金時間。

廣東學者鍾南山建議武漢該封城的時機，武漢沒封；後來封城太晚，各醫院哀鴻遍野，潛在感染者大量外逃。而台灣政府在中客團滯台、群眾該各自在家隔離的時候，讓群眾到處走春、聚餐，還要辦大型活動，醒醒吧。

台北國際書展，去年有52國、735個展位參加，舉辦一千多場講座，六天內有58萬人次進場，周六一天就有16萬人次。規模超過廣州萬人長跑、武漢萬家宴十倍，也超過武漢30萬人惠民旅遊。

書展坐你旁邊聽演講的，若是感染者，你就有機會感染，機會可大可小。火車、公車同車的乘客，在走道上擦肩而過的人，在你身邊平台翻書的人，你自己，都有機會是感染者。

香港多項大型活動已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取消，港星劉德華取消二月的12場演唱會。香港人沒有忘記17年前的SARS血債。

掌權者可以決定書展如期舉辦，相信只要做好體溫篩檢、發放口罩、派警衛偵查驅逐咳嗽者，一切沒事。其實就算有事，事後可能也追不到書展上頭。但沒人管得了少數疑似者，來書展熱情追星、訪書，混入人群到處流動。

讀者可以自主決定要不要逛書展，但是主辦單位、幾千名出版社工作人員、為書展僱用的大量臨時攤位人手、書店業者、作者、講者、警衛、清潔人員，卻無權脫逃。好比柴靜的處境：「你可以選擇不當員工，但是你當了員工，就沒有選擇不去的權利。」

他們承受鉅大的風險，但卻不像記者是為了追求真相、醫護警消是為了拯救人命；而是經營者為了業績而傾向低估風險。業績可以延期實現，大自然的風險卻不會為人類獨斷獨行而轉彎。這不是他們應得的。他們應得的是保護自身和家人健康的權利，保護出版專業透過他們存續的權利。

另外，大型活動傳染任何一個人，最後風險通通會落到醫護人員頭上。

文化部長責無旁貸，國際書展應該延期。

※作者盧郁佳，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