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川普與蔡英文通電後，發生的事情不少，林飛帆、陳為廷和林倢於12月7日投書《華盛頓郵報》，可能卻是其中最容易被人們忽略掉的。

這篇文章的標題很直接：「美國人不該再用台灣對川普與中國在政治辯論上取分」（Americans should stop using Taiwan to score political points against Trump and China）。他們不但直陳美國不該再把台灣當成對中博弈或黨派鬥爭的工具，更批判了美國自由派媒體與學人「姿態100%正確」的「雙重標準」。

川普與蔡英文通電，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宣稱美國不必受到「一個中國」政策的束縛。這些言行，在美國已經被點名為「建制派」勢力的人們的眼中，讓中國不高興了，因而絕對是「開啟戰端的危險舉止」。

但重砲轟擊不僅來自美國自由派，也來自歐洲的主流媒體。這其中，《金融時報》的社評《特朗普在台灣問題上挑釁很危險》，堪稱為代表作。

按照這篇文章的話語邏輯，我實在不知道，那麼，海牙國際仲裁庭的人，是不是該自行了斷，自殺以向中國謝罪了？

然而，我因此也會想知道，1914年8月2日，德軍入侵比利時前後，當時《金融時報》的社評，都寫了什麼東西？在比利時問題上挑釁德國很危險？

無論如何，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畫面。眾所周知，對美國自由派知識份子一向主張的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中國也並不覺得高興；美國人對西藏人民與達賴喇嘛的普遍同情，更是敲打著中南海和天朝文人的敏感神經。

但美國的自由派媒體和學人，是否因此就閉嘴了？

似乎並沒有。

美國自由派眼中的「台灣賤民」

那麼，為何美國自由派媒體，會覺得川普必須為造成大國衝突而受到譴責？會覺得台灣人該保持沉默，繼續在他們所屬意的「自由型世界秩序」下好好做個「賤民」？

反而，倒是中國媒體與網路上，在美國總統大選過程中對希拉蕊的百般嘲諷，各種匪夷所思的「川粉」，似乎都被美國自由派媒體和學人「善意地忽略」了。

按照台灣與中國的天朝文人關於「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論」的標準敘事，類似《紐約時報》與CNN這樣的美國自由派媒體，一向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和發動設施。但也許該感謝川普與蔡英文的通話，才讓我們有機會，清楚地洞悉標準化的「文化帝國主義」敘事虛妄的一面。

事實上，如果說美國的自由派媒體與學人是天朝主義的「共犯構造」之一，恐怕才更為接近實情，也才不枉費他們被定位為「建制派」的身份。

在人文與社會學科，我們的大學入門教科書中，充斥著不少關於「文化帝國主義論」的陳腔濫調，但對美國「自由派」與歐洲左翼中潛在的「天朝主義共犯構造」，非但沒有任何的理論論述來準確地解析，或者該說，甚至於是被「文化帝國主義論」系統性地遮蔽和取締的課題。

基於林飛帆等人所經歷的大學專業訓練來說，他們的投書，可說是「違背學術常識」的異常舉動。對這封依照美國自由派的思維而批判美國自由派的投書，不能不說，它的確是走在了時代的最前沿，一個論述上的無人地帶。

蔑視美國民主傳統的當代美國自由派

或許，不論是美國的自由派，還是台灣的改革派，都可以從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的忠告中獲得一些啟發。理查•羅蒂在他90年代末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留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如果一個國家想在政治籌畫方面富於想像力和創造力，那麼，每個公民都應該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國家休戚與共—因國家的歷史或現行的國家政策而產生的強烈恥辱感或熾熱自豪感。當然，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壓倒民族恥辱感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我們可以毫不遲疑說：一個將台灣看作是國際社會「賤民」的美國自由派，一個將中國對外的罷凌言行看作是「自然正義」的美國自由派，一個不會將自己的懦弱看作是恥辱的美國自由派，實際上不可能是真正繼承了獨立戰爭、廢奴運動和進步的民粹運動等的美國民主傳統的自由派。

如此說來，這樣的美國自由派，還可能是與美國人民展開真實的對話的自由派嗎？還可能是有效翻轉川普路線的自由派嗎？

就如同英國政治哲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在《民粹主義的挑戰》（The populist challenge）一文中說的：「下面的幾年，政治衝突的軸心將發生在右翼的民粹主義與左翼的民粹主義之間。」從這個意義來說，美國自由派不是被川普版本的「威權的民粹主義」所擊敗，而是被自己遺忘了美國的「進步的民粹主義」所擊敗。美國自由派，並沒有準備好應對「民粹主義的挑戰」。

美國自由派現在該做的，是回頭做好自己耽擱許久的家庭作業，是去進行另一回合的「自我靈魂探索」，從美式的「進步的民粹主義」傳統中獲得前進的道德動力與文化資源，而不是匆促地敲打台灣，藉此來向川普玩廉價的丟泥巴遊戲。

邁向「聯俄制中」的動盪時代

如果依據晚近人們對川普政權與川普路線的觀察來說，美國屬於「建制派」的自由派，將會不遺餘力阻擋川普路線。關於這點，是不需要懷疑的。

這是因為，浮現中的川普路線，涉及到美國「聯俄制中」的新國際戰略走向與規劃。中南海與天朝文人，如今才警覺到，川普可能會是個遠比希拉蕊更為棘手的美國總統。

如果川普政權確實如觀察家們所研判的，正準備執行這樣的戰略調整，在塵埃落定之前，川普在國際外交上展現出的「不確定性」，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川普要面對的，實際上不僅是華府的「建制派」，而且還有美國之外的「建制派」。

1971年，季辛吉假借途經巴基斯坦密訪北京，執行了「聯中制俄」的國家戰略調整，也促成了中南海自此津津樂道的「一中政策」政治想像。

季辛吉親中，對中國處處優容，是中國的美國好友。（習近平近日與季辛吉會面／美聯社）

45年後，我們都知道「聯中制俄」戰略在國際關係上導致的最後結果：中國已經不必再「韜光養晦」。中南海與天朝文人，不但吹奏起「帝國復興」的最強音，忙著練習展示肌肉，臉上還總是洋溢著即將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主的喜悅。

民粹主義風潮的根源：全球規模的「代表性危機」

不過，如果我們只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場「聯俄制中」的策略調整，恐怕是不夠的。這場策略調整，實際上背後涉及到了全球性的資本權力結構所呈現的問題。

45年的時間，讓中國在美國「聯中制俄」的國家戰略下，透過經濟全球化的歷程，而成為了國際經濟上的最大贏家，俄羅斯則淪為最大輸家。

美國45年的「「聯中制俄」國家戰略，讓中南海從華盛頓、東京到布魯塞爾，都有經由各種經濟連帶與經濟利益所維繫的「建制派」勢力的支持。甚至，從聯合國到WTO，到世界銀行，到國際貨幣基金，在這些被認為是「自由型的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的基石的國際組織中，「中國因素」的作用，也都越來越強大。

直言之，川普在國際路線上的調整，不僅將影響著中南海，也將影響到這些在過去40年的經濟全球化下獲益最大的「建制派」勢力。

只不過，在這45年之間，經濟全球化的歷程，在各個主要國家的人民的眼中，也從各國「建制派」勢力口中所謂的「雙贏」格局，而逐步演變為中國「單贏」的排外性經濟發展格局。

唯有已經在過去4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取得優勢地位的各國權力菁英，才有足夠的本錢買到入場卷，參與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所主導的「中國型全球化」，而不會淪為他們眼中的民粹主義「魯蛇」和輸家。

而反對這種新型的、以中國為核心的跨國性政商聯盟，正是太陽花運動之所以發生的宏觀脈絡。

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當然不僅發生在台灣。於是，我們看到了，從英國的「脫歐公投」到美國的總統大選，一幅嶄新的「民粹主義的地緣政治地圖」，正在悄然形成中。

天朝主義與「跨太平洋政商聯盟」

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話語中針對「政治伊斯蘭」或「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抨擊，容易讓人們忽略了：從長期的世界經濟構造來說，新生的「民粹主義的地緣政治學」，其實與經濟全球化歷程放大了「中國因素」對各國經濟與政治的衝擊，存在更緊密的關聯。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各國的「建制派」逐步失去話語上與道德上的正當性的趨勢，將很難就此打住。因為世界各地的人民，在多年之後，已經累積出了對各種「中華型政商聯盟」更為直觀的認知。在這種情勢下，各國的權力集團與中國互動越密切，就將越容易遭遇「代表性危機」，不再被認為是本土社群利益的「天然的政治代表」，從而給予或右翼或左翼的「民粹主義」勢力發展的空間。

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各國失去民意支持的權力集團中，都將不難找到一個當地的馬英九。而在每個地方，這種劇烈的政治轉型最後是會朝向「深化民主」抑或朝向「強人政治」的方向而發展，首先將取決於是他們是否能夠發展出如太陽花運動一般，社會基礎廣泛的反跨國政商聯盟的運動。

有趣的是，這樣的反跨國政商聯盟的運動，正是目前台灣與中國的天朝主義文人心中最大的夢囈。

這是由於，對這些天朝主義文人，中國要避免「聯俄制中」的國際格局，最後的終極武器，其實還是「中華型的政商聯盟」：經由動員美國資本家階級的「中國利益」，壓迫川普調整中國政策的作為「強制流產」；以過去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構成的「美中合作的魔咒」，來使得吳介民指出的「跨海峽政商聯盟」現象，升級為擴大版的「跨太平洋政商聯盟」，來將川普政權箝制進中南海設定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以「反伊斯蘭聯盟」來挽救天朝帝國？

天朝主義文人的策略構想，不但是向以資本為基盤的「金權政治」權力構造鞠躬致敬，而且還隱藏了世界經濟當前的重大課題。別忘了，類似《金融時報》這樣的「主流媒體」，一方面會譴責川普「挑釁中國」，但另方面，他們也緊盯著中國放慢人民幣國際化腳步、強化資本管制等的舒緩經濟危機的措施作為。

即便暫且對川普政權的民粹主義社會基礎存而不論，這種「跨太平洋政商聯盟」，在目前日本與歐洲都打算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勢下，是否的確可以如願成型呢？是否可能不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市場，特別是中國的金融高地，而運作出美國「建制派」想要的「中國利益」？

這些，都存在不小的問號。而特別針對中南海在2017年被取消「市場經濟地位」後的所可能採取的對策，有關「中國版的珍珠港事件」的臆測，也已經迅速傳散開來。

儘管如此，台灣與中國的天朝文人，現在最大的期待，還是中南海可以繼續保持目前的低調姿態。

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們認為，中南海必須忍下去。因為他們相信，川普的國安團隊，最終還是會將中東的「極端伊斯蘭勢力」當作是最大的敵人，重演小布希時代的戲碼，延續「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與「伊斯蘭東方主義」之間的「文明戰爭」。

如此，天朝帝國不但可以繼續在東亞渾水摸魚，而且還可以將對維吾爾族的族群殺戮和鎮壓，將中國配合「新絲路經濟」的帝國建設而發動的「反恐戰爭」，說成是這種「文明戰爭」的一部分，建構起「反伊斯蘭國際聯盟」。

目前為止，天朝文人心目中的最優腳本，大致如是—可以一方面繼續叫賣「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邪惡，另方面繼續對天朝帝國的「平庸之惡」視若無睹。

最終，「復興天朝帝國」的政治儒教方案與「復興伊斯蘭帝國」的政治伊斯蘭方案的類似性，就從世人眼中消失。

但中南海與天朝學人，要如何引導世局朝向這個方向發展？而「一帶一路」的「新絲路經濟」，是否可以確實如美國的「建制派」所期望的，在建構「跨太平洋政商聯盟」上，發揮重要的角色？甚至於，「一帶一路」的帝國基礎建設，當導致了伊斯蘭勢力的反撲，又會對天朝帝國自身產生什麼影響？

無論這些議題的最終結果為何，我們目前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們都注定了將會是21世紀的世界史中最大的謎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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