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華梵斷交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王善卿 2016年12月29日 00:02:00

先前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公開接見中國官派主教,梵諦岡與中國10月底曾在羅馬舉行會談,雙方皆有意進一步發展關係。(湯森路透)

自中國重啟與聖座的談判以來,中梵建交之捕風捉影時受國際媒體的矚目;穿梭在北京與羅馬之間的眾國際掮客,其算計也同樣詭譎難測,一廂情願的中人說客或樂見教廷陷入政治泥淖以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雖然目前中梵對談只涉及福傳事務,但是,即便中梵正式建交,綜觀得失,對民進黨政府來說,實乃利多於弊。

 

民主化以來,本國政府對教廷的外交政策與立場雖不曾因政黨輪替而有所不同,但是做法則因不同階段的國際局勢而做彈性因應。由於教廷從未放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對話管道及正常關係,加上中國堅持以「兩個條件」(與台灣斷交及不干預中國教會)為中梵恢復對話的前提,因此,一直處於此外交天秤弱勢方的中華民國,無奈地成為中梵角力的籌碼。然而,這場耗時數十年的拔河,一直屈居下風的我國,最近卻因著重大的國際政局轉變以及台灣社會風氣的劇變,而有了翻轉棋盤的可能。這或許是北京與羅馬始料未及的。

 

反墮胎、反同、廢死:教會立場與社會價值的衝突

 

與普世教會的友誼維繫,雖然無涉金錢,但是,凡事都有代價,華梵邦誼,我國所須付出的「代價」便是須接受天主教會在倫理、道德或精神生活上的指引(或說干預)。因為教廷使節的任務之一是,「在國家行政首長之前,與主教們協力維護有關教會及宗座使命之事務」。由於此「對價關係」的特殊性,早期國府的態度相當保留謹慎,這由1946年,外交部長王世杰呈國府主席蔣中正簽中可見,王世杰指出:「我如過份承認教廷之地位,積時既久,教廷在中國之代表,及其所屬教會或不免形成一種干涉力量,引起社會之反感,於天主教及中國,均有不利。」根據二戰期間外交部的檔案,若非國共內戰,國民政府對於華梵關係並不熱衷。而周恩來更是早早就發動了所謂的「三自」運動。顯然國共兩方對於與羅馬教廷建立邦誼的代價及其「危險性」(本地的固有文化與傳統將被改變)都相當了解。

 

就大方向來說,台灣與教廷雖共享普世價值並致力於建立一種以和平人道民主為基礎的夥伴關係,但本國畢竟不是擁有基督宗教根源傳統的國家,雖然自道明會來台宣教起,教士修女在台灣偏鄉貢獻良多,深受國人感戴,但在宗教自由、政治民主及人權保障等大原則之外,教會價值與台灣社會傳統及主流觀點仍時有衝突,如天主教學校輒因過激的反墮胎宣導方式而成為社會新聞,或在同志議題上,主教團因與社會欠缺對話,導致爭議不斷。

 

除墮胎及同婚等公共議題外,教會的廢死立場與台灣主流民意亦無共識。年初方升任總主教並調駐土耳其任大使的前教廷駐華代辦陸思道蒙席(Paul Russell)便曾在歡送會中表達他離開台灣前的遺憾:其中便有提高台灣人權、廢除死刑;以及替在台灣的移駐勞工爭取一周一日的休假以便他們參加宗教活動。

 

對北京來說,與教會關係正常化實弊大於利,中共之所以甘冒此一「後患無窮」的風險來談建交,唯一的目的自然是打擊台灣,由於台灣長期以來視梵蒂岡為最重要的邦交國,教廷則心繫受迫害的中國地下教會,因此北京得以藉由控制談判的進程以左右兩方。然而,正因教廷的非世俗屬性,影響邦誼的「變因」也就非傳統的國際現實與利益算計。中國對談判時間表的操控再嚴謹,仍有意外。而這個打亂棋盤的「變因」,就是台灣目前戰火方熾的同性婚權之戰。

 

平婚法案之爭,儼然已演變成台灣解嚴以來最大規模的「內戰」,教會派與所謂的進步派之間不只有相當尖銳的對立,且重創基督宗教的形象。可預見地,在平權法初審過關之後展開的朝野協商,將使狀況更惡化。對於習慣多元價值的年輕世代來說,如果維持華梵邦交所須付出的代價,是接受教會價值觀對公共生活之介涉,他們大概無意付出這樣的「代價」來維持本國的主權。因此,華梵斷交的可能性衝擊在此時的台灣,不但與二戰冷戰時無法相提並論,更甚者,因婚平案衍生的對立,反而可能助長自由派捍衛世俗價值的決心,並讓法蘭西第一共和的政教鬥爭史的溫和版在台北再度押韻上演。

 

在護家盟等豬隊友的牽連之下,天主教會很快就會面臨兩波來自年輕世代或自詡進步派自由派的嚴峻反擊,其一是周恩來當年強調的「抵抗外國宗教侵略與思想宰制」,其二是法國大革命時強調的「政教分離」。台灣國內的社會局勢演變至此,不但耶穌基督快被趕出台灣,國民黨立委許毓仁更提出「藉同志議題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外交策略,這對於進步世代而言,絕對比仰賴華梵邦交來維持主權象徵更有吸引力,現實務實的非基督宗教信仰的台灣人大都對世界歷史缺乏了解,因此對教廷國實無感者為多。因此,駐華大使館的搬遷,大概只有外交部在乎吧。

 

終結「中華民國」的機會

 

了解台灣意識形態之爭的人都知道,綠營欲除「中華民國」而後快的人不在少數。不管中梵是否建交,華梵斷交無疑都將是壓死「中華民國」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旦連「最重要的友邦」都不再承認「中華民國」,獨派、正名派、本土派必然不會容許蔡政府再死抱此殘骸,這一來,聖座顯然間接為正名派清除了「中華民國」這障礙,開了台獨大門。這是否為北京政府所願,不得而知,但是若能趁此機會丟掉「中華民國」的「殼」,相信台獨派及正名派非常歡迎。故而,華梵斷交不但傷不到蔡英文,反倒可能為台灣已然高漲的台獨意識火上加油。

 

嚴格說來,華梵邦交仍是「一個中國」的產物。1952年,由於教廷使館須遷往台北,因此教廷將台灣加入中國的聖統體制,並將台北升為總主教區,成為中國教會的第21個教區。這是因為教廷所主張的兩個中國,完全不被國共方接受,兩岸堅持零和,教廷只得選擇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因此,聖座目前在台北的使館自1952年起就一直是暫時性的「駐中大使館」( 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由於這邦誼的基礎建立在「一個中國」之上,因此,華梵關係實如前駐梵大使王豫元所言,未來只有「搬遷」,並無「斷交」。

 

持平而論,現代教廷已不再介入國家主權紛爭,因此,民進黨政府既然自己決心拒絕「一個中國」原則,則中梵關係只要正常化,「使館今晚即可搬至北京」之語誠為客觀、屬實之言。畢竟,台北當局既然決心要拋棄「中國」的合法代表權,則「駐中大使館」理當搬遷。至於台梵邦誼,根本從未開始,未曾建交,又何來「斷交」?

 

一旦這個搬遷發生,等於也宣告了國共內戰以來,僵持半世紀之久的「一個中國」代表權爭奪戰結束。這樣的結局,獨派大概也是歡迎的。畢竟台灣的獨派對外交部的頭號不滿就是「中華民國」,最處心積慮想消滅的也是「中華民國」,若此搬遷能夠順便將「中華民國」帶走,想來獨派是極願意付此代價的。如前所述,在當前的台灣社會氛圍下,華梵斷交的殺傷力已被打著基督名號行惡質操作的眾團體所引起的社會反彈大幅削弱,而隨之必然產生的正名壓力將會馬上轉向總統府,讓一中一台的問題提早浮上檯面。一旦台北當局在這場耗時半世紀的「一個中國」拔河賽中突然放手,恐怕打壞的會是北京精心佈好的棋局,而不是且戰且走充滿變數的台灣未來。

 

中梵建交,不但此後兩方都要受到國際法的制約,再者,教廷與國家政權纏鬥的能力與經驗,舉世無國可比。一旦讓天主教會進入中國,共產黨政權再想「維持現狀」就不大可能。(湯森路透)

 

請神容易送神難

 

無可諱言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中梵談判的進展可說主動權全操之於北京。自1950年五月,周恩來策畫了向各外國教會 (包括基督新教教會)發動攻擊的「三自運動」起,從該年12月3日的〈廣元宣言〉、隔年的南昌教友〈愛國宣言〉(2月10日)、〈聯合宣言〉(3月31日),至1951年的《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相繼登載的攻擊教廷論點,除可見甫成立的新中國政權對外來宗教之警戒與防備外,也可看出主導「三自運動」的周恩來對天主教本質及教會組織之強項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的確,留法的革命青年周恩來,不可能不了解法國天主教會與共和政府之間長達百年的慘烈鬥爭史,也不可能看不出共產黨與天主教會兩造在「組織」與「管理」上的高度相似。因此,與其說「三自運動」是對抗帝國主義,不如說是周恩來為避免養虎為患而先下手為強。

 

在教會方面,雖然在信仰原則中,地方教會沒有大小強弱之別,但是,卻有所謂的「重要」之序,衡量標準多半是以處境艱難、迫害程度高低為原則。而北京願意與教廷重啟對話的目的,自然不是為了中國教友的信仰福祉。否則,斷無這兩年來浙江省以「三改一拆」為由,大規模拆十字架的行動。相較於台灣的其他邦交國,北京面對無法金援利誘的聖座,只能藉由在教會事務上的讓步來拉攏梵諦岡以逼壓台灣。因此,中梵談判得以在今年大有進展,並於一月成立工作小組。而在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之後,中梵對話更可說相當順利神速。

 

對於近乎完全無力與中國抗衡的台灣而言,教廷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甚至建交,對台灣與世界都有莫大的好處。因為中梵建交,不但此後兩方都要受到國際法的制約,再者,教廷與國家政權纏鬥的能力與經驗,舉世無國可比。一旦讓天主教會進入中國,共產黨政權再想「維持現狀」就不大可能。因為聖座既為一宗教實體,其被國際社會接受的精神性主權以及其特殊利益,便是維護教會使命。因此其必然積極促使邦交國以國內法或政教協定來確認教會之法律地位,以保障教友宗教信仰生活之不受侵犯、教會機構之權益不受損害、教義傳播及成長環境友善。從教宗使節的任務來看,除了提名主教候選人和報告「有關地區教會的狀況,和一切關於教會生活及人靈利益」外,還有「努力推動有關民族間的和平、進步與合作之事」、「在國家行政首長之前,與主教們協力維護有關教會及宗座使命之事務」,「行使宗座委任的特別權並完成其他命令」等。換言之,只要建交,教廷就不可能不試圖影響邦交國的民族宗教事務、教會生活及人靈利益,而這正是當年王世杰所防備並意圖對教廷使館升級一事採取保留態度的關鍵原因。

 

自然,習近平不可能無所警覺中梵建交的風險宛如引「狼」入室,畢竟, 90年代東歐共產國家之所以倒台,工會及天主教會居功厥偉。也因此,今年4月,習近平於「中央宗教工作會議」中,又再度強調宗教工作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要走「中國化路線」。所謂的「中國化」概念,並非天主教會主張的「本地化」,而是繼承法國第一共和的教士法精神,教會由政府管轄,排除羅馬教廷勢力的干預。習近平的「中國化路線」不但繼承周恩來「三自」準則的精神,也遙遙呼應法國大革命的宗教鬥爭。雖然習近平竭盡所能地建好防護網,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中梵關係正常化,恐怕會是中共噩夢的開始。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根據外交部檔案,華梵建交,從一開始的動機就是為了「國際能見度」,因此,本國若能找到其他提升「國際能見度」的方式,實無須依賴華梵邦誼。此外,二戰後,教廷所致力追求的首要目標已非信眾數或教會拓展,而是更普世的關懷,如捍衛人性尊嚴、重視生命、反對暴力與戰爭,維護和平與社會正義、關懷貧窮與社會發展、促進種族間之互相尊重等等。沒有人能壟斷價值,因此,不管是否與教廷成為使命夥伴,只要台灣願意,還是能夠以自己的小力量在世界盡一己之力,成為真正有些微影響力的政治實體。

 

此前陳建仁副總統於赴羅馬參加聖德瑞莎修女封聖大典時,便提出「同歸一牧、同屬一棧」的願景,這可說是天主教徒對普世教會所提出的請願。聖座向來自認是宗教實體而非世俗國家,因此,我國實當拋棄蔣介石時代以來對教廷的政治想像及利用意圖,尊重教廷的自我定位,讓教會歸教會,凱薩歸凱薩,不要讓教會的聖潔受到兩岸政治競逐的綁架。此外,台灣並非天主教國家,因此,我方當主動出擊,重新定義適合本國民情、符合2300萬台灣人期待的台梵教約,以避免教會價值與本地社會產生衝突,造成撕裂 (如此次的同婚爭議)。

 

現任教廷國務卿巴羅林總主教曾指出,「教廷外交政策的工作及目標是建立促進對話的橋樑,並利用磋商做為化解衝突、宣揚友愛、對抗貧窮和建立和平的手段。」平心而論,這麼艱鉅的任務,實非小國台灣所能扛起,因此,在兩岸關係陷入急凍的現在,台灣教會已無法再扮演兩岸關係的橋樑教會,反而是聖座有機會成為中台對話、協商的橋樑。因此,我國實無必要繼續陷於與北京當局搶聖座外交關係的角力當中,並隨中梵建交之時間表起舞。事實上,唯有讓聖座進入中國並執行其福傳使命與人道關懷,讓兩岸能朝同歸一牧、同屬一棧的方向前進,才有可能創造出台灣、教廷及中國教會三贏的美好局面。

 

※作者為 紐約(天主教))聖若望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領域: 羅馬公教史、奧體 (Corpus Mysticum) 政治神學系政體、聖座外交、美國天主教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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