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除了余英時先生之外，還是有一些有大學問的人的，但他們通常愛惜羽毛。儘管他們內心當然是有自己的立場的，但輕易不會對現實政治公開發表意見。我們這個時代，除了余英時先生之外，公開政治立場的人就更多了，但在他們中間，真正有學問的人不多，像余英時先生那樣有大學問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我們這個時代，既有大學問又從來不憚於公開表達政治立場，哪怕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的，孤陋寡聞如我，只知道一個人，那就是剛剛仙逝的余英時先生。

因此，對我來說，余英時先生是一種精神指標，也代表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規範。這個指標和規範就是：帶著使命做學問，作一個價值的守護者。

記得余先生完成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不久，我去拜訪他。也許是終於完成了這本讓他牽掛了很久的巨著的緣故吧，他心情非常好，談性甚濃，滔滔不絕地講了四個小時。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太多的內容我也不記得了，但有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他寫朱熹，其實是想講知識分子與時代，與社會，與政治的關係（大意）。之後我再去翻看余先生的一些著作文章，就有了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因為心中有了這個閱讀的線索，果然發現更能理解余先生的研究的社會關懷在哪裡了。

以我的愚見，余先生之所以關心知識分子與時代這個題目，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的士大夫的身上，傳承和體現著一個社會應當有的價值，或者說「道」。而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價值，沒有了真正的「道」，也就沒有了靈魂，就是一個崩壞的世界。余先生內心深處是熱愛中國的，但是中國對於他來說，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個民族，更不是政府，而是一種價值。在他看來，士大夫的職責，就是守護這種價值。而守護的方式，就是他的社會關懷，就是他的介入社會和政治，就是他與政治的關係要如何處理。從王國維到陳寅恪到余英時，一個殉道，一個拒絕合作，一個堅定反共，方式不同，目的一致，那就是守護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體現為精神和價值的「中國」。

 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余英時先生榮獲美國國會克魯格人文學術終生成就獎之後不久，曾經與流亡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胡平，蘇紹智，陳奎德等有一個內部的座談。在那次談話中，余先生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上述理念，他說：「有一點我跟你們大家都共同的，我們選擇我們的價值，選擇價值以後我們就真正相信這個價值，保衛這個價值。這可以說是『反共』，但反的，是摧毀人的價值的一套體制……一九八九年全世界人心都向著天安門的民主運動，但今天海外華人絕大多數都為中共喝采了，因為中共用權力的一小部分交換了市場經濟，有錢可賺，人心就跟著變了。可是我想，總要有少數人，能夠把人的價值維持住。」（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余英时先生与中国部分流亡知识分子座谈录（北明））

余先生這番話，說得淺顯但內涵極深。接受一種價值並不難，但始終相信這種價值，並願意用入世的方式去「保衛這個價值」並不容易。余先生在學界特立獨行的公開反共立場，他對「不結束一黨專制就不回中國」的誓言的堅持，就是他身體力行地「保衛這個價值」的實踐，在這裡，他真正傳承了王陽明以來的中國士大夫「知行合一」的傳統。「總要有少數人，能夠把人的價值維持住。」這，就是余英時先生的歷史使命。

明乎此，就更可以理解余先生那句名言了：「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帶著濃厚的使命感，這個使命，就是做一個中國的守護人。余先生就是帶著這個使命去做學問的。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