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曾擔任情治單位線民的過往因為檔案解密而曝光，除了黃國書的形象跟政治前途遭到重創之外，還引發一連串後續效應，如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指名已故的民進黨前主席江鵬堅是調查局臥底人員，引起民進黨大老謝長廷等人的反駁，在政壇引發強烈震撼。

與之同時，媒體報導，行政院促轉會在「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揭露國安局仍然對於政治案件的檔案解密持抗拒態度，不僅將相關檔案列為機密，延長期限至2041年1月1日，更有甚者，國安局將檔案整頁塗黑才提供給促轉會，並振振有詞的在回函表示：「中共對我攻堅滲透手段日益加劇，慣採拼圖式情搜手法，且終身追訴我情報工作人員，而貴會總結報告屬公開資料，若引用相關檔案內容因公開而造成我情報人員身分或國際情報合作關係曝光，恐使我工作人員及眷屬人身安全遭受威脅，並嚴重減損我合作友方與對象之工作意見，足使我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

國安局的態度使得促轉會批評國安局將「現行情報工作」與「威權統治時期的情報工作」混為一談。事實上，國安局的抗拒態度正是今日情報界在面對「轉型正義」的普遍態度。

如果相較於政界曾擔任「線民」者在政治監控的角色，以及在今日所引發的政壇震盪，吾人更必須指出情報機構才是「轉型正義」的「房間裡的大象」，例如情報機構必須面對的責任、如何在情報機構進行「除垢化」以及情報機構內部對此的反應，始終是政界及台灣社會避諱談論的議題。

情報機構對於「轉型正義」的抗拒始終存在

從近年來情報機構回應促轉會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國安局、調查局等情報機構，多以抗拒的態度，在檔案移交、解密上百般拖延，甚至以「保密」為由拒絕提供。

例如在2019年，國安局將林宅血案等政治檔案，全部列為「永久保密」拒絕提供外，調查局也將原本要移轉給檔案局的相關檔案，全部核定再保密三十年。在當時被外界批評使用「奧步」規避檔案解密的責任。

正因為調查局的作法跟態度，被當時被媒體報導指名「調查局成轉型正義最大掣肘機關」，儘管調查局在官網上澄清並非如此，但是從調查局內部動作始終不斷，透過媒體放話辯稱當年都是「為國盡忠、盡心辦事」更暗示「調查員不再對反情報工作有熱忱」，直到日前仍然有媒體報導調查局基層調查官因為促轉會公開部分檔案而「跳腳」，揚言「以後工作都不用做了」，調查局是否真的如它所聲稱的「配合良好，媒體指稱本局用『奧步』顯與事實不符。」相信讀者自有公論。

而國安局的態度也不遑多讓，除了前述以「保護情報工作人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為刻意抗拒交出檔案辯護之外，時任國安局長的邱國正在2020年3月接受立委林昶佐、王定宇質詢時，被立委王定宇問到國安局移交的檔案「會不會再出現「整頁檔案黑嚕嚕一片貼起來，只剩頁碼『3』有露出來」的離譜狀況？」邱國正則解釋「這是誤會」，但是對照本文開頭引述日前促轉會指摘國安局將檔案「整頁塗黑才提供給促轉會」，顯示出王定宇的質疑並非「誤會」，而是預見到國安局可能規避促轉會壓力的作法。

筆者曾在網路媒體為文〈從「抓耙子」爭議看情報機構轉型正義問題〉、〈如何看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續談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指出情報界面對「轉型正義」的反彈與抗拒始終未曾軟化，迄今依然如此。

缺乏自省的集體心態，讓情報機構難以坦然面對其所作所為

情報界面對「轉型正義」的反彈與抗拒，在於相關情報機構內部長年的黨國遺緒未曾檢討反省，以及當年承辦相關政治案件的情報官員在機構內部所栽培的後輩在人情上、心態上、內部氛圍影響之下不願意面對這些前輩、老長官在當年政治案件的責任。

正是在這些因素影響之下，情報機構內部的相關人員，無論是退休或現職者，都沒有意識到或拒絕面對當年情報機構作為對於當年政治案件當事人的影響。

以調查局為例，如《鏡週刊》報導中所指出的：

「促轉會的公開報告顯示，幾乎所有調查局人員在接受訪談時都表示，監控是為了『國家安全』，他們多自認只是情報系統的一小部分，強調公務員職責就是『依法行政』，他們也認為自己有公正執行業務，並無羅織罪名，且相信上級能因掌握更全面的資訊，具有更好的決策能力，做出更妥適決策。」

根據《風傳媒》的報導，在促轉會訪談時，調查局相關人員甚至多未意識到其所作所為對於當事者的影響：

「多數情治人員不認為有影響到人民生活，『我們只是了解，沒有要對他有傷害』、『全世界國家都一樣，沒有不做的』。......這些想法，對比被監控者感受到的監控與傷害有極大差距。」

這種「我只是聽命行事」、「全世界國家都一樣」的集體心態桎梏了調查局內部的自我反省，更讓其無法坦然面對在戒嚴時期的所作所為，吾人可以想見的是，這種集體心態在其他更封閉的情報機構只會更嚴重，甚至毫無顧忌的矢口否認。如當年承辦林宅血案的國安局官員，在促轉會調查報告已經證明國安局未介入的說法不實，卻仍然可以透過時任國安局長的邱國正之口反駁「所謂有介入是胡說八道。」正是一個顯例。

在這種集體氛圍影響之下，國安局、調查局等情報機構，以及相關退休情報官員從未就當年的所作所為公開表示歉意或反省，反而成為抗拒「轉型正義」的阻力。

情報機構的責任問題可以讓時間解決嗎？

面對這些情報機構在「轉型正義」的責任跟處理，歷任主政者及執政當局的處理態度始終是謹小慎微，甚至存有「為己所用」的想法，反而讓情報機構得以跟政界討價還價，避免成為被追究責任跟改革的對象，從國安局等這些情報機構在相關檔案的解密上以「保護情報工作人員」為由多番抗拒，今日的主政者卻始終未置一詞就可以看出端倪。

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之下，或許有人認為可以讓時間解決問題，那就是擱置問題，期待隨時間過去讓這些情報機構的人員新陳代謝，等到跟過往戒嚴時期沒有關連的新世代逐漸成為這些情報機構的主流，到時候再談情報機構的內部「轉型正義」問題。

但是這個想法低估了這些情報機構內部黨國遺緒的頑強生命力，以及過往台灣社會對於情報相關知識的不足，特別是對於台灣自身情報機構內部文化的陌生，讓不少年輕世代即使進入情報機構，都難免為機構內部氛圍所影響，甚至成為機構內部黨國遺緒抗拒「轉型正義」自覺或不自覺的支持者；從網路上流傳的某個匿名的「鐵桿獨派的情報人員」反對檔案解密到前述新聞的「基層調查官」因為促轉會公開部分檔案而「跳腳」，就可以看出問題所在。

況且，任由情報界跟台灣社會主流的鴻溝逐漸擴大，不僅是延誤情報界跟今日台灣社會的和解，難以轉變為真正服膺民主價值的情報機構，也只是讓深受內部黨國遺緒影響的情報界跟軍方一樣成為中國統戰甚至策反的目標，筆者曾在拙文〈面對房間裡的大象 正視情報界的國家認同問題〉指出中國看準情報界跟台灣社會主流的隔閡，針對許多抱持大中國思想、黨國懷舊情緒且反感今日台灣民主社會的退休、資深情報官員進行懷柔，造成的國安隱憂其實不下於軍方退將的親中言行。

如何解決情報界對於「轉型正義」的抗拒

既然擱置爭議並非解決「轉型正義」面對情報界的良策，那麼該如何解決情報界對於「轉型正義」的抗拒？筆者不厭其煩的再次提出下列提議作為拋磚引玉：

一、普及跟深化台灣民間對於情報事務的討論和認知，打破情報界舊有勢力對於情報事務的壟斷。為將來深化情報界「轉型正義」和後續的情報事務改革建立基礎。

二、文人出任相關情報機關首長常態化及擴大情報機構的文職化、多元化，將外界的新思維帶入情報界，逐步的鬆動舊有的黨國遺緒。

三、將相關情報機構涉及「轉型正義」的檔案解密定期檢討，並且引入更多民間專家在賦予保密責任前提下參與檔案解密的審查過程，。

學者曾建元主張政府檔案中的監控類檔案只要滿三十年，原則上應予解密公開，他強調「這不是為了檢視昨日的是非，也是為了確保今天的情報工作不做假。」是值得主政者考慮的作法。

四、在相關情報機構的新進人員養成、訓練上引進人權教育、「轉型正義」的相關思辨，為未來情報機構的內部革新鋪路。

五、鼓勵包括「轉型正義」研究者在內的民間各界人士和退休、現職資深和新進情報人員進行對話，就「轉型正義」、情報事務等議題在不涉及機敏資訊的前提之下做坦率的意見交流，讓不同世代的現職、退休情報人員和「轉型正義」研究者在內的民間人士之間促進理解，進而找出情報界和台灣社會消弭隔閡以及尋求和解的可能。

上述的提議必須有政界、台灣社會甚至情報界的有識者的參與，從不同位置上推動，逐步的凝聚出改革的動力，並非一蹴可幾，但是必須盡快就這些方向進行討論跟倡議。

結語

今日的台灣情報界非常幸運，免於許多民主轉型國家的情報機構直接承受「轉型正義」壓力的命運，更不曾遭到如南韓國家情報院那樣，被直接追究威權時期的責任，遭到改組、改名的處境；成為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的台灣「分期付款式的民主」下未被真正觸動的許多國家機器之一。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讓今日的台灣情報界舊有的黨國遺緒跟今日台灣社會主流的脫節及分歧日益擴大，「轉型正義」只是把這一點突顯出來。

如何重建台灣社會對於情報界的信任？如何讓情報事務(特別是敏感的「政治監控」)得到更有效的外部監督、規範？如何讓情報界得以重新開始，真正成為台灣民主守護者？是今日主政者、台灣各界乃至於情報界必須直視的課題。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