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二二八，蔣中正的歷史責任就必然會是焦點。隨著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蔣家的名號重回政壇，蔣中正和蔣經國之於民主化三十五年後的台灣，還有什麼樣的影響力，也引來不少國際關注。中正紀念堂作為蔣中正的「遺產」之一，應該如何轉型，在台灣轉型正義的進程上，始終都是原地踏步的一大難題。

蔣中正銅像是一整個統治集團的權力符碼

民進黨在2016年再次執政後，歷任文化部部長分別提出不同的策略去面對這個難題。鄭麗君採取公民審議的方式，舉辦了願景工作坊；另外，也從制度面提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的修法草案。李永得任內，三個建築、景觀、都市設計的專業學會，發起競圖活動，嘗試透過空間專業的提案，促進社會對話。史哲剛上台，目前還不清楚未來的方向，但似乎打算另闢蹊徑。

民主審議是崇高的理想，但在中正紀念堂這個艱鉅的難題上，社會欠缺共識基礎，審議的過程無法聚焦，各自表態之餘，反而可能促成意見兩極化的現象。後來，鄭麗君本人還因此挨了一巴掌。眾所周知，這個議題不只涉及蔣中正的評價，更蘊含了複雜的歷史記憶和政治認同問題。蔣中正的銅像在這個巨大的崇祀空間中，象徵的不只是他個人，也超越了中國國民黨的意象，而是一整個統治集團的權力符碼。中正紀念堂所紀念的，可以說是兩蔣、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緊緊綰合在一起的那段時空，雖死猶生，永恆存在。而當初在設計中正紀念堂的時候，便有意將此地打造成一個絕對權力集中的神聖空間，因此運用了諸多傳統帝王宮殿的建築符號。如果說全台各地的忠烈祠奉祀了保衛中華民國有功的將士，那麼中正紀念堂大概就等於全台忠烈祠的總堂，奉蔣中正為最高領導。堂體裡面奉祀的不是一尊蔣中正的銅像而已，而是和中華民國的國仇家恨連結在一起的各路英靈，隨著蔣中正一起被全國人民瞻仰、崇拜。

不過，這套統治權力的英雄敘事和集體記憶是威權統治者刻意打造出來的，也是反事實的。晚近歷史研究指出，蔣中正治台期間打壓軍隊或國民黨內不同派系，不遺餘力。別的不說，孫立人案就是政治鬥爭下的產物。而近來白色恐怖的檔案研究也發現，海軍內部發生的許多政治案件多半出於派系傾軋，並非處處都有所謂的「匪諜」。所謂蔣中正保護外省人的說法，與事實相違，蔣中正政權只縱容效忠他的外省人，而全力迫害反對他的外省人。可是，反對蔣中正的人並非就是不愛國的叛徒，很多頭腦清楚的知識份子在當時是以救亡圖存的心態在批評蔣中正的獨裁統治。把蔣中正當成中華民國的代表，甚至是全國忠魂英靈的集中象徵，不僅抹除了國家內部的差異與多元，更是不斷肯認獨裁統治的正當性。解嚴之後，國民黨長期執政，延續了蔣經國的「革新保台」路線，並將之轉化為選舉口號，年年放送，導致蔣氏父子保台的論述深植民心，避談這套論述的虛實。到底保的是蔣氏政權，還是形存實亡的中華民國？蔣中正的「全國軍民同胞」，究竟是被宰制的無名眾生，還是「主權在民」的公民？所謂「保台」，又是多少政治迫害、戕害人權的藉口？

反對蔣中正並非是不愛國的叛徒

這些問題可以一談再談，每年二二八前夕都拿出來講個幾天，然後中正紀念堂依然矗立在台北市中心。日前在建築、空間專業學會發起、文化部補助的競圖活動中，我們看到不同世代和不同政治立場的參與者，提出了各種構想。其中不乏上述「革新保台」論述的繼承者，也有人向野百合運動致敬，或是將該場址回歸自然，隨時間流逝而成為都市中的荒野。

在學生組決選的簡報過程中，有二十幾歲的學生認為「蔣中正對於台灣民主化也有貢獻」。這恐怕和許多人對「天然獨」世代的想像大為不同，越年輕的世代，未必對於黨國體制的統治有更深入的認識和反省。甚至有不少學生組的提案都表明不碰觸蔣中正歷史地位的問題，宣稱以中立、冷靜、提倡和解的角度去處理場址的設計。反而是在社會組的部分，可以看到對於蔣銅像和堂體的處理方式，有更大膽和多元的創見。

面對社會上分歧的想法，有些設計者也希望帶入時間的元素，分階段處理堂體和蔣銅像，最終在五十年後完成整個轉型過程。不過，蔣中正統治台灣不到二十六年，而民主化迄今業已超過三十五年，還要再花五十年來處理威權紀念的象徵，是不是顯示了台灣社會對於這個議題過於謹慎，或純然無感？

中正紀念堂轉型要處理的不僅是蔣銅像和堂體的部分，還包括整體超過四十五公頃的園區（含兩廳院），甚至是周邊的首都核心圈規劃。有提案者將國家圖書館納入重新設計的範疇，整體規劃為首都閱讀園區。也有將中正紀念堂放入綠帶的考量中，和大安森林公園、植物園連成都市綠廊。甚至更大膽的設計，將立法院遷入中正紀念堂，將總統府移至台北賓館，把首都核心的軸線做了翻轉。這些規劃有些和轉型正義有關，有些則是單純從都市規劃和空間設計的角度來展望一個更富有生活感的休閒場所。

沒有真相，和解變得太廉價

無論是小資中產的樂活空間，或是具有反省意味的威權歷史博物館，這些想法都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對於處理中正紀念堂的不同態度。大多數人採取迴避的想法，覺得歷史功過不是一般人可以評斷，也過於沈重，時日已久，就讓人們逐漸淡忘，日後在園區活動的兒童看到蔣銅像也未必知道那是誰、代表什麼涵意。不過，迴避就能夠解決問題？徹底抹除那塊園區承載的歷史，是不是就能創造和解共生？進一步要追問的是，為什麼記憶對台灣社會而言是如此的沈重，讓人想要逃避？在沒有了解真相之前，就反覆強調和解是最終價值，會不會讓和解變得太廉價？

在評選的過程中，一位來自澳洲的建築系教授問我，目前政府對於戒嚴時期的統治，有何宣示或定義？我說，從法律上來說，促轉條例已經在條文中將這段期間（到1992年）定性為威權統治時期。此外，大法官在第793號解釋中也將當時的政府體制界定為黨國體制，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因此，無論立法或司法，都認為這段期間的統治者違背了民主憲政的要求。不過，就算法律和憲法解釋都已經採取如此明確的立場，一般民眾未必都能接受。例如，許多台北市民顯然就不認為威權者的後代應該被排除在政治場域之外。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或司法解釋能夠做到的，恐怕還只是形式上的宣示，社會認知的轉變恐怕得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運動才能逐漸擴散出去。但是，隨著二二八的意義逐漸淡化、變成刻板印象，蔣中正的形象卻翻轉成「民主推動者」，這樣的公民運動還有可能嗎？

過去經常有人提到南非前大法官理查・葛斯東的一句話：「轉型正義的敵人是時間。」因此，急著推動各種制度和法案，藉以實現轉型正義。但隨著蔡政府八年任期即將屆滿，促轉會成立又結束，在黨產條例、促轉條例和政治檔案條例之外，又通過了更多的法律和成立了新的基金會，或許我們可以想想，轉型正義的敵人真的是時間嗎？還是人們根深蒂固的集體意識？當社會上針對中正紀念堂還沒有任何一錘定音的結論前（事實上也不可能有），我們要如何面對威權統治者留下來的困難遺產？或許跟移除威權地景相比，真正困難的是民主文化如何建立，而這才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目的。

※作者為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清大科法所合聘教授、島國前進基金會董事長，「中正紀念堂新願景概念競圖」決選評審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