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更改時區到+9的議題在媒體上持續發燒，成為討論的熱門話題。提案的過程體現了國發會公共參與網路平台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的動能，讓人欣喜。反對者提出諸如，「有氣象學者認為，當初劃分時區是出於科學的根據，目前實施的時區比較符合人體的生理時鐘 … 這個制度比較適合高緯度地區，一半面積位在熱帶的台灣並不適用。」等說法，本文嘗試由追尋當初全球時區創立的一段歷史，來說明時區這樣一項技術物所具有的本然政治性。

藉由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指出，技術物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依照Langdon Winner的看法，這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說明，其一，技術的安排細節可以經由刻意的設計，而使得技術細節、科學知識、工業創新與企業經營深刻的結合在一起。這超越設計上的單一「要與不要」的問題，一系列的技術安排選擇，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社會秩序，而影響之後多個世代的生活。

具體案例如在手機上加裝GPS與NFC裝置，或許當初並沒有設想到這兩項設備可以有當今無窮的應用（如Android Pay等等），但手機本身業已成為生活在台灣所不可或缺的一項技術物。

其二，技術物，特別是大型社會技術系統，常被認為「需要」或是「要求」特定的人類組織關係，這些人類組織關係又被認為是操作這些技術系統所衍生的「操作務實需求」。具體案例如核電廠。核電廠的操作需要一套命令服從與階級的人類組織關係，當這樣的一套關係形成之後，任何對於此套關係的挑戰，通常會被認為是「痴人說夢」或是「不切實際」。

推動時區表標準化的先鋒

回到對時區的討論。以英國全島的時區標準化歷史為例，在英國有全國火車體系之前（英國是貨運火車與載客火車的發明國，從Liverpool利物浦到Manchester曼徹斯特是全球第一條載客火車路線），維多利亞時代的私人鐵路公司成為推動時區表標準化的先鋒，訴求全國一致的火車時刻班表。

在火車系統大量建置之前，一個城鎮與下個城鎮的時區是不同的，隨著旅行速度由郵政馬車的10mph到火車的50mph，從倫敦越往西行，時間變得要越倒退！更有趣的是，當時在航海上，早已經適用Greenwich Mean Time（GMT），出現了英國內有不同時區，海事與路上商務時區也不同的有趣現象。

在1830s年代到1840s年代，火車系統建立的初期，一套「火車時」的時間標準出現了，「火車時」在火車，由火車上的郵政人員的懷錶作為基準。車站內則有時鐘，有兩組時針，分別顯示倫敦與當地時間。當時還出現了，「火車良伴」這種由私人作家所設計的火車時刻（對照表），以方便旅客在「不同時區內」旅行。

不光是火車，隨著鐵路建立的電報系統與火車信號系統的建置，也才使得時間的「全國同步化作業」成為可能。這樣紛亂的時區，一直要到Henry Booth在下議院1841年的提案，特別強調時區一致性對於英國人民的團結、商業的便利性與國家（United Kingdom）認同（特別是對於蘇格蘭與威爾斯等Nation）的認同，才將「火車時」「提案」運用到全國上。

然而，到了1851年，一些大城市如Exeter，依舊針對是否適用「火車時」有爭議。逐漸的，倚賴電報傳送的校正火車時，逐漸成為英國本土公眾生活的必須。到了1870年，越洋電報海纜建立，由里斯本、直布羅陀、馬爾他、阿拉伯半島，再到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孟買。

GMT終於成為聯合王國的標準時

不斷延伸的電報與火車網絡，顯示著英帝國對於殖民地的越來越有效控制。最終，在1880年，提案的40年後，英國下議院終於通過 the Definition of Time Act（時間標準法），GMT終於成為聯合王國的標準時。1884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國際協調會，最終選擇以英國的格林威治成為Prime Meridian本初子午線所在地，英國的國家時刻成為全球的基準，對於有些國家來說，這無異於英國帝國主義的再度延伸。

喜歡也好，厭惡也罷，技術物與技術系統的建立與不斷延伸，在過程中總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不僅只是「務實的需求」或是「符合科學定義」。時區的界定更不是「一下就完成、大家都接受」那樣簡單。回到台灣的脈絡，由於臺灣發展與現代化的背景，台灣人民並沒有如同英國社會一般的機會，去選擇自己所屬於的時區，有一個機會去思考，為何如此的標準化時間（GMT+8）要普遍的運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本文希望指出，技術系統的變遷，總是伴隨著社會制度與觀念的轉變，甚至是一個社會討論的過程。一個社會技術系統的改變，總是伴隨著其他相應技術系統的變化，例如國際航班系統的變更，固然有其成本，但也不要忘記，「時間系統」總是政治性的，一如當初英國時間標準法提案人所想像的一個「統一的聯合王國與團結的人民」一般，而法定的時間標準出現也不過不到150年的光景。

更改時區的提案凸顯的是一個民主討論的機會，訴求「不要更改」一樣具有政治性，而並非只是「為了方便、切實而已」，那樣簡單。+9之後，對於越來越注重工作與休閒平衡的台灣社會來說，經過民主的討論，應當可以審慎而樂觀。
 

※作者為英國Lancaster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