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中國的「帝國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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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明2016年07月29日 06:55:00

南海是中南海通向「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終南捷徑。(美聯社)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7月14日接受中文媒體訪問,就南海仲裁案完整地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看法。他明確指出,「主權問題是中國的底線」,「中國雖大,但老祖宗留下來的基業一寸都不能丟。」同時,他也強調要「堅持通過談判磋商和平解決爭議」。

 

許多人對楊潔篪的發言感到不解。在「一點都不能少」的前提下,如何可能經由外交途徑達致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如果不是中南海對「和平協商」有著異於常人的超凡理解,否則中南海的立場難道不是自相矛盾?

 

但這個疑問忽略了一件事情:就中南海「復興華夏」的帝國事業來說,南海議題的最根本意義,是它對中國呈現了一個必須決斷的抉擇:中國此後的對外關係模式,是要走向以國際法來維持和平,還是要走向以帝國擴張來維持「和平」?

 

中南海的選擇很明確,即便面對一場外交災難,即便這場災難的規模已被認為足以與19世紀清帝國的外交作為相比擬,甚至就算中國被國際輿論認為「無法無天」,從而在國際關係上陷入「不光榮的孤立」,中南海還是依然堅持「帝國模式」。中南海在國家策略上別無懸念,唯有全力為重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秩序」去衝刺,然後以結果來證明:南海仲裁確實是「廢紙一張」。

 

中華型帝國和平

 

有些人觀察中南海在仲裁庭宣布仲裁結論後的對外行為,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南海還是很務實的。之所以有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覺得,南海迄今並未出現軍事衝突,而中國還保持著願意與東南亞諸國和平協商的姿態。

 

不過,這種合乎常識的理解圖像,對中南海運作對外關係的基本策略性質,卻可能多少蘊含著誤解或失焦。對中南海而言,要緊的是去證明「中華型的帝國和平」(Pax Sinica)是「有效的真理」,而中國比美國更有能力和意志來主宰東亞,並「維持汎亞的和平秩序」。這點,勢必會是中南海下個十年的「必修課」。

 

任何的帝國事業,不論說辭如何美妙,最終都必須依靠刀劍來撐持,但「政治上成熟」的帝國主義權力集團,從來不會僅是頭腦發燒的「愛國好戰份子」或「小粉紅賽伯格」。任何特定的軍事衝突,如果無助於實現「重建華夏朝貢秩序」的中長期目標,對中南海顯然也不會是好戰術。

 

在南海仲裁宣布結果前夕,中南海就派出了特使,前往華盛頓進行溝通。仲裁庭宣布結果的當天,習近平更是直接發布指令:不經過習親自下令,誰敢發一槍一炮,就一律軍法處置。

 

對深入中國動態的觀察家,這些舉動都在預期之中。因為中國正處於軍事改革的階段,在軍事領導體系正動盪不安的時候,與美國發生區域性戰爭,絕對是浮躁的妄舉。如同孟子說的:「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重建「朝貢秩序」

 

中國在南海議題上看似自我矛盾的立場,假使依據中華型帝國主權的想像來看,其實一點都不值得驚奇。中國不過是以「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去表現了帝國政治一貫的「強者正義論」:「強者為所可以為,弱者為所必須為。」或者,用中國網路廣為散播的帝國民粹主義話語來說,「南海仲裁,who cares?」

 

海牙的仲裁庭只是指出中國無法依據「9段線」而主張海洋法上的海洋權利,但中國卻只能將此理解為「主權問題」。在國際海洋法的專家看來,中國的修辭術純然是誤導。但對中南海,這種誤導性的說法,卻是帝國想像下最自然的邏輯結論。從中華民國政府劃定「11段線」開始,就已經無意中設定下了今日的腳本。

 

就中華型的帝國主權觀來說,「9段線」必然要含攝了對南海幾乎所有的領土與海洋權利,但在這個帝國性主權的前提下,中國其實也允許其他國家,在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和排除美國勢力的前提下,「恩准」參與南海資源的開發與運用。

 

當然,按照「朝貢秩序」的遊戲規則,中國的底線是絕對不允許東協國家以集體的、多邊的形式與中國協商南海議題,而只能透過一對一的雙邊協商,這種最有利於中南海彰顯帝國威儀的方式來進行。正是基於這種「帝國的理由」,中南海甘願花費六億美金的「無償援助」,好驅使柬埔寨全力破壞東協外長會議,不讓東協以聯合公報的形式,來對南海仲裁結果表達集體立場。

 

這即是華夏傳統「朝貢秩序」的現代海洋版本。基於這種「朝貢秩序下的海洋觀」,中國官員才能違反一般人的認知,主張「9段線」是一種「邀請」,邀請東南亞國家參與中國主導的「新亞洲安全觀建設」。

 

 

南海是中南海通向「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終南捷徑

 

至於「新亞洲安全觀建設」,雖然在政治修辭上宣示「亞洲安全與亞洲以外國家無關」,「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但核心的實質內容,卻一如日本法西斯提倡的「汎亞和平主義」,只是希望逆轉中國的「帝國過度擴張危機」所導致的「不光榮的孤立」,去阻止亞洲周邊國家彼此結盟,形成阻遏中國帝國擴張的地緣政治均衡。

 

也在這個脈絡下,7月25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絲(Susan Rice),會再度重申中美兩個強權大國之間,必須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項莊舞劍,所指為何?一切其實清楚明白:美國必須接受中國「恩賜」的 G2 關係構想,必須尊重東亞乃是中國的「勢力範圍」,退出西太平洋;如果美國不願意,中國將會繼續以「實際行動」,逼迫美國接受華夏版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賴絲雖然也代表美國政府重申了美國的主要利益,在於國際衝突的和平解決(也就是,美國「對南海主權聲索不採取立場」),在於維繫「以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也就是,國際海洋法下的航行自由乃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但中國官員只是冷淡地答覆:美國必須認真對待中國對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關切」,還有,不要在韓國部署薩德防衞導彈系統

 

可是,中南海究竟會如何處理南海的航行自由議題?習近平說過,中國會保障各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但「反對任何國家以航行自由為名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中國既然不接受海牙仲裁庭的仲裁結果,「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就必然與國際海洋法下的航行自由干戈不合,就也必然與美國的「核心利益」發生衝突。

 

在局勢尚未明朗前,中美兩個強權大國,依然只能處於「戰爭邊緣、鬥而不破」的狀態。中南海在戰略佈局上,照舊是不戰也不和,不降也不走,等待明年美國新總統就任後,再趁機對美國巡弋南海的軍艦或軍機找找麻煩,然後問華府:要不要接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了?

 

華夏版的「西西里遠征」

 

中國意圖將南海變成中國「內海」的舉動,已經讓一些論者注意到,中南海以「護祖產」的訴求來呼籲世界華人團結,其實與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採用羅馬帝國的稱呼,將地中海喚作「我們的海」(Mare Nostrum),可說是相似的地緣政治想像。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亞洲大陸歷史上各王朝帝國之間的差別,就如同法西斯意大利與古羅馬帝國之間的差別一般巨大,但兩者卻都以恢復「帝國的榮耀」為號召,來證成一個晚發展帝國的「帝國天命」。

 

但如果深入考察這種帝國想像和帝國主義的歷史類比,其實我們會發覺,當今中國對南海的帝國擴張與帝國慾望,在西方歷史上最早的類似案例,恐怕至少要追溯到古代雅典帝國在西元前416年發動的「西西里遠征」計劃。

 

這個帝國擴張的計劃,在古希臘政治史學家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既被描述為雅典帝國主義的巔峰之作,但同時也是雅典帝國主義衰微的開端。

 

在這本西方世界的經典名著中,雅典貴族修昔底德,基於對雅典帝國主義的考察,一方面呈現了雅典帝國擴張引發伯羅奔尼撒戰爭—希臘世界的「世界大戰」—的緣由和過程,另方面也隱晦地寫下了他對雅典帝國主義的敗亡所做的判斷。

 

推翻「韜光養晦」政策

 

遙遠的西西里原不在雅典人的帝國擴張版圖內。但經過當時雅典的貴族政客阿爾喀比亞德(Alcibiades)極力鼓吹,在沒有明確的具體利益和具體目的的情形下,雅典公民同意了遠征西西里,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大膽的帝國擴張計劃。

 

對修昔底德,這是雅典帝國政治的重大轉捩點。阿爾喀比亞德居然推翻了之前雅典政治領袖伯里克里斯(Pericles)所製定的國家策略。按照伯里克里斯,雅典應該採取「策略性的自我節制」;不要直接面對斯巴達人,並在戰爭期間克制擴張帝國的企圖。伯里克里斯為著治理雅典城邦,精心營造了一種「有節制的帝國慾望」,一種激起但又馴服帝國慾望的平衡操作,一種雅典版的「韜光養晦」。

 

阿爾喀比亞德是如何說服雅典人民作出這個重大轉變的?他說,雅典只要征服了西西里,就很可能成為全希臘的主人;而為了保證西西里遠征計劃的成功,應該組織巨大的武裝力量。依據修昔底德的敘述,從那一刻起,雅典人對帝國征服的事業產生了愛欲性的感情,某種征服的激情。雅典人愛上了這個帝國想像與帝國事業。

 

可是,規模空前的西西里遠征計劃,最終失敗了;雅典資源耗竭、內部騷亂,讓敵對的斯巴達找到了反擊機會。西元前404年,西西里遠征後12年,日後著名的雅典哲學家柏拉圖才23歲,卻目睹了雅典向斯巴達屈膝投降的歷史場景。

 

傲慢的帝國心性

 

這個場景,該是柏拉圖終生無法忘懷的。到了晚年著作《理想國》(Politeia;原意應為「城邦」,但中國的天朝主義學人,特意翻譯成「王制」),柏拉圖還依然從哲學上反思著雅典帝國主義的問題。

 

《理想國》中傅拉西麻查斯說的,正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雅典特使在斯巴達為雅典帝國主義做出的辯護詞:雅典帝國主義並非史無前例,因為「弱者服從強者」是永恆的法則;雅典帝國主義乃是人性與國際政治的「普遍衝動」的產物,而強大的城邦或國家,總是會基於同樣的「帝國衝動」,而做出與雅典一樣的事情。

 

用修昔底德記載下的雅典帝國話語來說:「對於一個僭主或一個擁有帝國的城邦而言,但凡有利的就沒什麼不合情理的。」帝國與帝國主義,乃是強權大國「自然正當」的權利。

 

對阿爾喀比亞德,西西里遠征正是最典型的雅典帝國事業。首先,審慎使得帝國權力必須推翻所有的潛在對手;其次,雅典人的生活方式,需要不斷持續帝國擴張的事業,停滯狀態不僅不正常,不論對內或對外都是危險的。對這兩個「帝國的理由」,大約兩百五十年後的漢武帝,也是會點頭稱許的。

 

不過,在修昔底德的眼中,雅典帝國主義「大膽」且「傲慢」的心性特質,恰好是在西西里遠征計劃中達到頂點。因為一種愛欲激情的爆發,雅典人將對帝國的慾望投射向了充滿誘惑而又遙遠的西西里。征服西西里的激情,是某種「雅典式的帝國心性」的勝利,也構成理解雅典帝國主義的核心元素。

 

中國的「修昔底德時刻」

 

「雅典式的帝國心性」,意味著一種新的以「普世人性」為根據的自我理解圖像。在此,帝國擴張的行為,被認為乃是以「恐懼、榮譽和利益(利潤)」為構成元素的「帝國衝動」的產物。

 

儘管如此,在一開始,雅典人的帝國說詞,不是沒有內在矛盾或張力的。一方面,帝國擴張實際上是對正義原則毫不留情的顛覆,另方面,雅典人還是暗示了,帝國依然需要臣服於某種普世的神性正義原則:雅典人說他們的帝國行為不該受到譴責,因為他們以為,雅典式的帝國統治,依據現實的條件與狀況而言,是「更加正義」的。

 

然而,到了西西里遠征計劃,雅典人對帝國榮耀的愛欲,已經全盤否定了神性的正義與城邦之間的神聖律法—希臘世界中以傳統的虔誠德性和誓言儀式為支撐的「國際法」。經過帝國戰爭洗禮的修昔底德,已從自己的體驗領悟到,「神聖律法」其實無關諸神存在與否,也不涉及有神論或無神論的論斷,而實質上指涉了適用於一切人類,同時也適用於城邦之間的關係的絕對的法律或道德法則。

 

要走向以國際法來維持和平,還是要走向以帝國擴張來維持「和平」?這依然是中國正陷落其中、脫身不得的「修昔底德時刻」。天朝學人喜歡引述「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技術性語彙,來作為要求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理據。然而,修昔底德著實並不知道為晚發展帝國證成帝國擴張的正當性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只曉得雅典公民淪為「帝國慾望」的奴隸的「修昔底德時刻」。

 

從修昔底德到柏拉圖,雅典最優秀的知識人都不得不沉思:如此這般的「修昔底德時刻」,究竟啟示了那些疑難?當人類以「傲慢」跨越了神聖律法對人類行動所設定的界限,又要如何重新尋回正義?而我們知道,直到今天,在兩千多年後,在地球的另個角落,我們猶然面對著相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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