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學者呂大樂:回歸中國 香港從來不曾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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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杰2016年08月14日 18:58:00

呂大樂觀察,香港從來沒想過會成為中國「五年計畫」的一部分,更沒想過成為中國國家規劃一部分,「中國必須認真處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特殊關係」(攝影:李昆翰)

香港研究專家、現任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13日受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之邀來台,以「尷尬的香港,準備中」為題主講。他以自身超過30年的香港觀察提出,縱然明年就是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但其實從80年代以來,香港就以一種混沌不明的狀態迎來每個歷史節點的挑戰,一直處在「準備中」的尷尬狀態。

 

歷史時刻一瞬而逝

 

呂大樂提出,1979年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到北京拜訪鄧小平(成為首位以官方身分訪華的香港總督),曾經是歷史上解決香港問題的最好時刻,但當年英國提出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國僅表示「參考澳門模式」,「但『澳門模式』不太可能用在香港身上,這讓香港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進入歷史的下一步」。

 

呂大樂認為,當年理想中的「一國兩制」是建基於「香港特區要持續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但目前看來似非如此。(攝影:李昆翰)

 

具體來說,呂大樂觀察在當年「冷戰」仍未結束氛圍下,英國做為西方民主國家,面臨將殖民地移交給一個社會主義威權國家,「一國兩制」是被當作一種突破性考量(認為可保留香港資本主義)而提出的。而中國則以民族主義、實用主義出發,認為「一國兩制」有助它存續一個「有用的、持續繁榮的香港」,「這都讓『一國兩制』成為一種多方角力斡旋結果,只是一種政治妥協,不是解決方案」。

 

「不變」不能應萬變

 

對當年香港市民來說,也沒有太多人關心回歸後的想像,只關心「能否維持現狀」(「不變」就好),只要「馬(賽馬)照跑,舞照跳」,能繼續維持原有的安定繁榮就滿足,嚴重低估「去殖民化」的衝擊「沒有前瞻思維、沒有正面處理的態度,事實證明,當年這個『不變』,完全不能回應香港後續面臨的萬變」。

 

7月前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任教的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左2)陪同呂大樂(左1)現身。(攝影:李昆翰)

 

另一種「尷尬」,則體現在沒有人料想到中國進行市場化後帶來的鉅變。

 

過於靜態思維的解決態度

 

「『一國兩制』的設想太靜態了,只設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互不干擾對方就好,自然也沒把中國1997年後的市場經濟設想其中」,呂大樂直言,這種用當年思維想一次解決未來50年(1997~2047)問題的態度,完全缺乏世代意識。

 

呂大樂觀察,「一國兩制」這樣「急凍」香港的大前提,也讓中國在八O年代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同樣沒有料想香港即將面對「區域整合」問題,「包括人口流動、資金流動,香港都沒有做好『成為國家市場一部分』的準備,這樣的演變尤其表現在近年『雙非』(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但卻在香港生下嬰兒)、中國人民自由行(目前一年約有4000萬中國遊客到香港,六成當日往返)等問題,在在給香港人民日常生活相當大衝擊」。

 

呂大樂認為中國需認真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2條第2項、第4項,有關明定對中國人流及組織進入香港的控制,應確切落實。(攝影:李昆翰)

 

越不想政治化,越政治化

 

「曾經,香港以為自己是個經濟城市,沒有多大意願處理『民主化』問題,諷刺的是,香港人越不想搞政治,香港社會卻越來越政治化了」。

 

對於香港近年的反對運動,呂大樂認為也與當年政策有關,「為了避免香港民主派坐大,當年中國訂下的比例代表制,激化了當下香港反對勢力各派系主張,讓香港如今的反對勢力相當碎片化,彼此山頭各立,無法凝聚」。

 

香港的下一步?

 

面對香港9月將舉行的立法會(類似台灣立法院)與明年3月的特首選舉,呂大樂認為,香港眼前最需解決的還是「到底要改變什麼」,「香港這個特區有多『特』?無法應付新局面的《基本法》要改嗎?如何改?『一國兩制』另做其他安排?追求香港獨立?第一步怎麼做?從哪裡開始?,這都是香港年輕人、新一代的反對派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不為了反對而反對,才能踏實地在「中共」框架下找出香港新出路。

 

呂大樂總結「一國兩制」其實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同義詞,不具有「發展性」思維,一方面香港沒想過1997年後,「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想像;一方面北京也沒有想過「香港」相對於中國的特殊環境,更沒有設想到香港承受大批中國人民遷居產生的「移民社會」現象該如何自處,種種都是需要再做出的調整。(攝影:李昆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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