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汙染的世界墳地 《40號城市》揭密鐵絲網後的輻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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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莞淇2016年08月29日 08:00:00

伊朗出生的美國籍導演薩米拉格切爾(Samira Goetschel)2016年的紀錄片《City 40》。(取自官方網站)

「在禁閉城市的鐵絲網後方,唯一比秘密更加危險的是它的真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境內開始出現一種新形態的城市。這種被稱為「封閉行政區域型態」(ZATO)的城市因秘密的軍事或研究等目的打造,它們沒有能出現在地圖上的名字,其居民也不存在人口普查資料中。直至今日,還有約40個這樣的城市存在俄國。

 

 

其中一個封閉城市位於俄國西南部的車理亞賓斯克州,如今被稱為奧焦爾斯克(Озёрск),約有8萬人口。在1940年代由勞改營囚犯建造的奧焦爾斯克,先前被稱為「車理亞賓斯克-40」。由鄰近大城與郵遞區號組成的代號,是ZATO常用的命名法。

 

伊朗出生的美國籍導演薩米拉格切爾(Samira Goetschel)突破禁令,潛入「40號城市」,聆聽並紀錄部分居民冒著性命危險講述的故事。這部從內部觀看被視為全球汙染最嚴重的「世界墳場」(the graveyard of the Earth)的紀錄片《40號城市》(暫譯, City 40)獲得首波好評,將於9月1日於美國透過網路上映。

 

 

片中描述,這個被看似童話般的自然美景包圍的城市,可能是全球地表受輻射汙染最嚴重的地方。格切爾描述,奧焦爾斯克居民罹癌比例極高,孩子常一出生就有癌症,「他們因癌症一一死去,但將這看做生活的一部分。」

 

「40號城市」是俄國核武計畫的孕育之地,曾是全蘇聯生產「鈽-239」(Pu-239, 可製造核武的鈽(plutonium)的同位素)最大規模之處。如今仍處理核武原料與核廢料,廠區約僱有1萬5000名員工。

 

(取自官方網站)

 

車諾比前最嚴重的核災現場

 

城市比鄰「馬雅克」(Маяк, 「燈塔」)核反應廠區,馬雅克正是1957年發生「克什特姆核災」(Kyshtym disaster)的廠房。「克什特姆核災」的嚴重程度僅次於1986年蘇聯(今烏克蘭境內)的車諾比核災(Chernobyl disaster)與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的核能意外。但當時奧焦爾斯克仍屬保密行政區,核災以鄰近的已知城市克什特姆(Кышты́м)命名。

 

 

當時一個放置高放射性液狀核廢料的地下儲存庫爆炸,汙染了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這起事故被秘密掩蓋起來,爆炸後一周才開始疏散約1萬名受影響的人民,且沒有說明疏散原因。數十年間沒有人確切知道災難內容、規模與強度。

 

為了趕上美國的核武進度,蘇聯在二戰後趕緊開始核武計畫,並未太過關注核安全問題。40、50年代,馬雅克將幅射性廢料傾倒入周圍的河川與湖泊,最終排入北極海中。40多年間,據稱已傾倒了2億居里的量,約為4次車諾比核災的放射量。但官方始終否認這樣的指控。

 

其中一個長期接納核廢料的卡拉恰伊(Карача́й)湖,輻射濃度據稱一度超過過1億2000萬居里。這比車諾比核災輻射量高上2.5倍,在湖邊站上1小時就會吸收足以致死的輻射量。居民將此湖稱為「死亡之湖」或「鈽湖」。70年代後期,政府開始以混凝土塊填湖,降低幅射傳播量,至今已幾乎填滿。

 

(取自官方網站)

 

長期暴露在輻射中的居民

 

1940年代後期,「40號城市」的居民開始因長期暴露在輻射環境下生病、死亡。這些傷亡也像核災一樣被官方掩飾起來。

 

這些居民包括在廠房打造核武與原子彈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他們被徵召後,人口資料便被刪除,也必須斷絕與外界的聯繫。在薪資、住房、教育等多個層面,他們擁有比當時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好上許多的生活條件,包括進口的珍貴食品如香蕉、煉乳、魚子醬等,卻發現他們沒有太長的壽命可以享受這一切。

 

(取自官方網站)

 

蘇聯解體後,許多ZATO隨之消逝,留下來的封閉城市則面臨是否走向開放的選擇。目前奧焦爾斯克依然對外國人與其他俄國人關閉,須向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申請核准才可能獲得通行。奧焦爾斯克居民可以持特殊證件離城,若他們想要,也可以永遠搬離此處、不再回來,卻沒有太多人做出這樣的選擇。

 

 

鐵絲網內的輻射天堂

 

《40號城市》導演薩米拉格切爾表示,自己前往俄國的原初動機,是想在核武可能摧毀人類文明的恐懼中,研究個人帶來核武威脅的難度。但她在莫斯科認識到ZATO的存在,以及仍然被雙層帶刺鐵絲網包圍的奧焦爾斯克。

 

 

格切爾描述奧焦爾斯克是一個「有如監獄的城市」,政府為了讓人民留在這裡,為他們打造了一個天堂。除了外在環境的封鎖,官方也告知這些居民,他們是國家抵禦外來敵人的「核子盾牌」、是「世界的拯救者」。她寫道,「這樣的意識形態,讓他們不想離開這裡。」

 

一個前奧焦爾斯克的居民康斯坦丁(Konstantin)反對開放自己過去居住的城市,他表示「我們有我們的想法,我們小小但確實存在著驕傲。」他描述,在封閉城市中的安全感被居民視為優點之一,「當我是個孩子時,『城市』這個字就等同於受到保護。外來的人,包括前科犯、騙徒、乞丐等都不能進來。我六歲時與家人去到另一個城市,第一次看見一個老女人在街上行乞,對我來說那是很大的衝擊。」

 

 

但並非所有居民都抱持逆來順受的想法。電影訪問了數名敢於冒險、向偷渡進來的攝影機訴說自己故事的人民,包括為市民爭取應得的醫療照護與福利補貼的人權倡議者庫潔波娃(Nadezhda Kutepova)。她與4名子女已因可能被控間諜及叛國罪,在2015年前往巴黎尋求庇護。

 

格切爾認為,奧焦爾斯克的居民分為2種,一種已經屈服,另一種仍然追逐著可能的希望。但同時,每一個人看似都承受著「雙重監禁」,「被城市囚禁,也被自己囚禁。」

 

她也說,電影中的受訪者雖然都冒著背叛祖國的極大風險露面,但都是自願這麼做的。他們了解自己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裡,「他們大概是這麼想的,『反正我們怎樣都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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