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專欄: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中)

用LINE傳送
莫之許 2016年10月30日 07:00:00

隨著市場機制的基本確立,加入國際經濟秩序大體完畢,中共已完成了基本目標,新社會群體的興起和泛自由化話語的傳播,又對其構成了新的挑戰,在這一情況下,中共開始著手收回曾經容忍的空間,這一轉向,不僅逐步斷送了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謂的革命和改良之爭。(湯森路透)

編者按:本報專欄作者莫之許於「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上篇開頭提及,近年來中國「口炮黨」、「改良公知」之爭,以及「革命派」、「改良派」之爭,幾如方生方死的漩渦,反覆出現的論爭劇幕,雖對現實未必有所助益,卻可能反映了中國思潮版圖的消長,對應著當下社會結構的悄然變遷。本篇文章即為進一步闡述中國自2010年以來的流變和衝突,並以為梳理。

 

1989年後的廢墟上,赫然出現的,不是對於體制的棄絕,而是對於體制加以寄望的漸進改良主義,這一違背正常邏輯的「神逆轉」,源自悲劇刺激下的心理扭曲,不過,觀念一旦誕生,也就獲得了獨立於其心理根源的命運旅程。

 

「柔性」幻覺的興起

 

坦克履帶下的「柔性」幻覺,首先來自市場化重啟,1989年悲劇事件後,尤其是蘇東變局之後,當局意識到,為避免中國在外部封鎖和內部匱乏中,出現蘇聯東歐式的潰敗,必須重啟市場化進程,這促成了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市場化或者經濟改革的重啟,首先喚醒了所謂的黨內改革派,在他們看來,經濟改革的重啟,意味著1980年代改革藍圖的賦歸,不僅擺脫了1989年之後的停滯與孤立,經濟改革也可能成為進一步政治改革的先聲。「政改滯後論」一直是大陸漸進改良主義的普及版本。

 

此外,為了重啟市場化,體制既需要在內部抵禦重新集結的保守實力,又需要化解因為六四鎮壓而形成的國際壓力,前者使得「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但根本是要反左」,成為當局自覺的選擇;後者則使得當局被迫在人權問題上做出一定讓步,如流放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死刑,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等等。兩者的共同作用,促使當局對於自由化話語採取了相對容忍的態度。

 

1997年中共15大前後,以鄧力群為首的毛左派,以多篇萬言書的方式質疑市場化改革,最終,鄧力群等人的言論陣地《中流》為當局所取締,同期,《南方週末》等具有自由化傾向的市場化媒體急速擴張,各種泛自由化話語如哈耶克主義廣為傳播,以致1998年底,朱學勤在《南方週末》宣佈,「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表明,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等泛自由化言論,為當局所相對容忍,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和轉播空間。當局的這一轉變,則被看作是保留自由化走向,且可能趨向柔性的證明。

 

最後,市場化需要對應的制度現實,當局為此推動了相關法制建設,容許了私營經濟的發展,市場化也帶來了諸多新的事物和空間,如市場化媒體、NGO組織,網路言論空間,等等,在確立市場體制這一大前提之下,當局對此採取了先觀察後管控的策略,這就帶來了某種因為滯後的空間,但在當時,這也同樣被解讀為體制趨向「柔性」的證明。

 

總之,市場化的重啟、當局對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對於新事物和新空間先觀察後管控的「滯後」策略,三種因素共同促成了體制「柔性」的幻覺,而在新的歷史時期,漸進改良主義也很快迎來了其黃金時期。

 

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期

 

市場化的深入,為漸進改良主義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一方面,市場化重塑了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產生了大批新社會群體。這些群體的興起,與市場化密切相關,從而天然具有親自由化的態度,盼望具有更多權利和保護,更多公正和平等的制度改變;與此同時,既有專政權力體制並未相應變化,體制依舊掌握著與經濟相關的幾乎所有核心資源,這些群體又與體制有著相對緊密的關係,對於現行利益格局和運行秩序抱有大體肯定的保守心態。主流新興群體身上的這種兩面性,催生了一種我稱之為「求變怕亂」的態度,與漸進改良主義有著天然的親和,也因此,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新興社會群體的崛起,漸進改良主義迅速獲得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受眾,以及對應的市場化媒體、門戶網站等輿論平台。

 

另一方面,市場化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產生了相對多的新生事物和空間,如市場化媒體、網路言論空間、NGO組織、法制普及等等,依託上訴因素,普世自由化觀念得以逐步傳播擴展,法制維權活動嶄露頭角,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意願開始萌芽,與上述體制的「柔性」假設相配合,漸進改良主義認為,市場化帶來的社會改變可以得到持續積累和發育,並在與體制互動中逐步成長。一種以市場化及相應的社會發育為基礎,通過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觸及體制政治底線的情況下推動民間發育,官民互動,最終實現漸進轉型的圖景,以各種近似而有所區別的方式開始廣為流傳。

 

在世紀之交及隨後的幾年裡,體制對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產生了體制趨向「柔性」的假設,市場化深入,一方面為漸進改良主義帶來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受眾,也產生了與體制「柔性」相配合的諸多新生事物,兩者共同編織出若干漸進改良轉型圖景。漸進改良主義在世紀之交迎來了其黃金時期,並迅速成為了中國民間關於制度轉型的主要想像和寄託。中國有望通過漸進的改良途徑獲得轉型的話語廣為流傳,相對被體制遮罩而處於邊緣化的異議反對話語,漸進改良話語受眾廣泛,且受到官方相對容忍,被看作是一種更為現實和可行的選項,獲得了近乎政治正確的地位。

 

分歧的浮現

 

漸進改良主義成為了中國民間關於轉型的主要想像和寄託,政治異議反對也並未偃旗息鼓,同樣是面對市場化進程,以及相應的制度社會改變,政治異議和反對群體也做出了自己獨特的努力,除1998年中共民主黨公開組黨之外,伴隨著漸進改良主義興起的,主要有兩個方向的努力:

 

其一,是以法制維權的展開為依託,宣導政治化維權。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帶來了通過維權活動打破自1989年以來參與凍結狀況的潛力,在政治參與一時仍難打破堅冰的情形下,維權活動可以作為一種參與擴大的替代選項,並為大陸的政治轉型提供一條新的出路。出於這種考慮,維權運動這一概念被範亞峰等人創設並傳播了開來。政治化的維權運動,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構進行動員和組織,作為發起社會運動的手段,這一維度的維權運動的代表人物還包括高智晟、郭飛雄、胡佳等人,幾乎是在一開始,這一維度的維權運動就採取了更帶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動方式來進行推進。

 

其二,是通過互聯網(網路)空間,傳播異議反對話語,形成意見聯盟。世紀之交以來,劉曉波等異議知識份子,積極利用包括境外網站在內的網路空間,擴大包括異議言論在內的自由化話語的傳播,此外,利用諸多公共事件和歷史周年,通過網路簽名等行動,逐步形成意見聯盟,在體制對於泛自由化話語相對容忍的大背景下,異議人士也獲得了少許空間,這為異議群體逐步走向線下,實現進一步聯合提供了可能,獨立中文筆會的出現,即是這一努力的產物。當然,異議話語傳播、走向進一步聯合,並最終形成意見聯盟的努力,其集大成還是2008年底的《零八憲章》,這一文本,提出了非常全面的政治訴求,而首批303人、隨後2萬餘人的簽署,更標誌著1989年異議群體走向聯合的最高峰。

 

不出所料的是,上述兩個方向的努力,都遭遇到了當局迅速而嚴厲的打擊,這一事實本身,不僅凸顯出了異議反對話語與漸進改良話語的區別,同時也直接形成了對體制「柔性」假定的質疑,埋下了爭論的引線。

 

在迅速和嚴厲的打擊面前,體制「柔性」的假定顯得虛弱而可疑。此外,體制不僅並未放鬆對於異己的鎮壓,因應市場化的展開,體制更擴大了維穩的範圍和力度,換言之,在重啟市場化,並對自由化話語相對容忍的同時,對於異己的鎮壓,和對社會的管束和壓制,其實一直都在升高,前者包括1998~1999年間和此後,針對中國民主黨和法論功群體的大規模鎮壓,後者則包括訪民黑監獄,法制學習班(相當比例為法論功學員)、非法失蹤、軟禁等維穩手段的普遍採用,這些事實的廣泛存在,令體制趨向「柔性」的假定受到了更多的質疑。

 

其實,即使在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期,剛柔「天問」的爭論也總會不期然地冒出,如2006年,圍繞政治化維權是否得當的問題,以丁子霖老師的一篇「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為開端,在堅持政治化維權的群體和傾向柔性互動的群體之間,就爆發過一場論戰,而在2008年奧運會之後,可以觀察到體制的轉向,隨著市場機制的基本確立,加入國際經濟秩序大體完畢,體制已經完成了其基本目標,新社會群體的興起和泛自由化話語的傳播,又對體制構成了新的挑戰,在這一情況下,體制開始著手收回曾經容忍的空間,這一體制轉向,不僅逐步斷送了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謂的革命和改良之爭。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幫我們按個讚
回前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