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週年專文之六(海外)】六四事件被重新定性為「動亂」的背後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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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逢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舉辦形式各異的紀念活動。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的演說中公然表示:「30年前中國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抗議者的血腥鎮壓是正確的決定,六四之後中國變得更加穩定」。外界都知道,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評價,最初是「動亂」,後來演變成「暴亂」,在2012年左右又降為「風波」,如今再度成為「動亂」,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描述這一事件性質的詞彙變化後面,隱藏的是北京一篇政治大文章,至少可以從三方面來解讀:

 

中美關係惡化 北京高調VS華盛頓

 

中國如此高調為六四屠殺辯護,顯然是針對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特加斯在例行記者招待會上的發言。在那次會上,美國之音記者提到中國政府在六四30周年臨近之際封鎖相關新聞並打壓試圖紀念六四的活動人士,發言人稱30年前的六四事件是「大屠殺」(full-on massacre),並表示美國政府今年仍將就六四事件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系統性地踐踏人權。

 

北京高調VS華盛頓的原因是中美關係迅速惡化。從2018年開始,長達四十年的中美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變的主體不是中國,而是美國。中國對美國從來是通過經濟合作,用求、借、偷(智慧財產權)的方式得到美國的先進技術發展壯大自身,在國內則一直以反美、防顏色革命作為意識形態教育宣傳的基調。但美國卻一直幻想能夠和平演變中國,自季辛吉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奉行「接觸、合作、影響、改變」這一「八字方針」,自克林頓時期以來,歷經三位總統,美中關係一直在「經濟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間遊移不定,有時還在前面冠上「重要的」字樣。

 

在擁抱熊貓派的主導下,美國一直自欺欺人地認為中國將在經濟繁榮的助推下實現民主,與此同時將在互聯網的普及下實現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但中共在擁抱經濟改革的同時堅決排斥民主與人權等價值觀,讓共產黨與資本主義這對天敵奇怪地結合起來,開放與壓制並進,實現了驚人的轉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早在歐巴馬時期,中國就自認為中美實力均勢已經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會上明確提出,凡中國未參與制訂的國際規則,中國可以不遵守。意即中國從此將主導國際遊戲規則的制訂。川普總統入主白宮之後,接受了保守派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的看法:「美國、經合組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今後只應該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

 

而中國顯然不是,鑒於中國長期盜竊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不僅導致美國每年損失5000多億美元,更嚴重的是削弱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川普總統在2017年2月發佈的《國家安全報告》中,將中美關係改變成「戰略競爭關係」,中美關係在2018年發生急劇變化,貿易協定談判長達一年零二個月,最終以中國掀翻牌桌為中美貿易戰「第一季」落幕。這些,我在《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一文中有詳細分析。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在描述六四這一事件性質的詞彙變化後面,隱藏的是北京一篇政治大文章。(湯森路透)

 

拳頭揮向美國與臺灣

 

2012年,中共將六四屠殺降調定性為政治風波,是一種退讓的姿態,這姿態曾讓民間充滿了期待,認為中共當局有可能為六四平反,與民更始。這次由魏鳳和出面再度祭出鎮壓暴亂有理論,中共30年前屠殺學生是「正確決定」,與其說是對歷史事件再定性,不如說是表明態度:在中國境內,凡敢聚眾反抗政府者,格殺勿論。中國國防部長這麼說,當然代表中共政府的立場與態度。

 

不僅如此,魏鳳和在發言中還攻擊美國。他說,美方在大會上發言中談到了對地區事務的構想,中方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他還表示美方在臺灣、南海問題上的言行是「錯誤」的,中共「堅決反對」。魏鳳和還威脅說,如果有人膽敢把臺灣分裂出去,中共「軍隊別無選擇,必將不惜一戰,必將不惜一切代價,……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等好戰言論。

 

對此,臺灣陸委會立即做出回應,在其網站上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的威脅言論,強烈譴責中共是危害與挑釁和平穩定的禍源。

 

在中美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美國批評「六四大屠殺」(以前是比較溫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乾脆不再讓外交部發言人出面打口水仗,而是讓國防部長以軍人身份出面回應,在國際會議上發表非常強硬的威脅言論,暗含的意思是中國不懼與美國一戰。

 

中共沒有被西方改變 而是西方被中國改變滲透

 

魏鳳和以國防部長身份在國際會議上的發言,毫無疑問來自官方授意。這番發言表明中國已經完全放棄與國際接軌、改變自身適應國際主流的方針,人權、民主這類話語對其不再有任何約束力。

 

中國是世界歷史上四波民主化的例外——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最初被定性為第四波民主化,因為結局太惡劣,西方左翼為保護民主革命的好名聲,放棄這一定性,但事實上應該被歸於第四波民主化。社會學家Asef Bayat對這現象有個說法:1989後世界上只剩下有「運動(Movement)」,卻沒有「改變(Change)」的革命,這話指的就是這種情況。中國留給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教訓是:美英等按照自己的形態改變世界的想法應該放棄了。

 

中國積貧積弱時,可以韜光養晦,表示要與國際接軌並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但實際上卻無孔不入,利用一切機會沾便宜發展壯大自身,維持政權,並向西方社會廣泛滲透,並尋找代理人(臺灣就是一個被深度紅色滲透的生動例證)。一旦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利用歐盟等國需要中國市場,資源國家需要中國強大的購買力,就自認有能力為世界建立遊戲規則了。

 

西方國家為六四事件如何定性,自然服從於該國的外交政策。但中國人與臺灣人從中國防長魏鳳和的公開講話中,應該明白中國已經再度跌入黑暗時代,這種黑暗不僅會吞噬中國人,還危及時刻處在大陸威脅下的臺灣。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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