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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卡托

●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

新冠疫情暴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無數弱點。之前許多國家大幅削減了社會服務和公共衛生部門的預算，進而加重了疫情造成的損害。而疫情對資本主義國家造成的影響還體現在政策協調不足和執行不力的方面。因此，大規模的疫情跟蹤檢測、醫療設備的生產以及封鎖期間的教育都受到了影響。

相比之下，致力於公共部門能力建設的國家和州總體表現較好。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抗疫中的表現良好，其中越南和印度喀拉拉邦的表現更為突出。

如今，許多政府已不再充當第一投資者的角色，而是變成了被動的最後貸款人。他們只在問題出現後才加以解決。我們在2008年「大衰退」中本應該認識到：在危機期間為國民經濟紓困的成本遠高於加大公共投資的成本。

但許多政府並沒有吸取這個教訓。面對新冠疫情這一全球性的挑戰，他們顯然已經放棄扮演塑造市場的角色，並無視公共機構因外包和其他錯誤行徑被掏空的事實。公共部門的縮減似乎印證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只有企業才有企業家精神，才能創造財富。這一觀點甚至得到了那些宣導「利益相關者價值」的人的支持。

事實上，我們越是認同私營部門神秘的優越性，我們在未來面臨危機時的表現就會越糟糕。正如拜登政府和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已承諾的那樣，要想重振國家就必須重建公共部門。重建公共部門的途徑不僅包括調整政策和擴大國家的組織能力，還包括重建國家話語，即讓民眾相信政府才是價值創造的驅動力。

正如我在我的新書《使命經濟:改變資本主義的登月指南》(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所寫的那樣，人類的登月工程既需要得到行事效率高的公共部門的支援，也需要與私營部門建立以目標為導向的合作夥伴關係。由於我們在這兩方面做的欠缺，所以人類重現登月般的奇跡不太可能發生，更不用說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和《巴黎氣候協議》(Paris climate agreement)中概述的雄心壯志了。

阿波羅計畫展示了一個既定結果是如何通過多部門公私合作、以任務為導向的採購合同以及國家驅動的創新和風險承擔來推動各個層次的組織變革的。此外，此類風險專案往往會產生「溢出品」——軟體、照相手機、嬰兒配方奶粉，這些產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初的月球探測模型為當今地球上的議題解決方案提供了思路和靈感。例如，為了實現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們應該將每一項目標轉化為若干明確的任務，為更多領域和自下而上的創新奠定堅實基礎。例如，無塑膠海洋專案需要在海洋運輸、生物技術、化學品、廢物管理和設計等不同領域的投資和創新。阿波羅計畫則是在航空、營養、材料科學、電子、軟體和其他領域激發創新。

以任務為導向的策略並不是讓政府挑選贏家。採用這一策略是為了選擇變革方向（比如綠色轉型），這就需要在許多領域進行投資和創新。政府應充分利用政策工具制定專案，從各方參與者那裡找出解決方案。NASA在制定其採購合同時注重目標的實現，同時鼓勵自下而上的解決方案，也產生將超額利潤條款和固定成本。這樣一來，登月計畫就實現了風險和回報的共用。對於許多因外包而蒙受成本上升和品質下降之苦的政府來說，這是一個前車之鑒。

「地球探測」與月球探測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相同。兩者的相似之處在於，都需要由具有遠見卓識和勇往直前精神的政府來領導，且這些政府都具備胸懷大志、著眼長遠的能力。

再來看新冠疫苗的研發。去年，以集體精神和結果為導向的疫苗研發方法令人回想起了阿波羅計畫。

儘管技術突破可以提供新的工具，但這些技術突破本身不一定是解決方案。地球勘探需要關注政治、法規和人類行為上的變化。國家通過公私合作，在創紀錄的時間內研製和測試了安全有效的疫苗，事實證明，公共投資被證明很重要。但是，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在疫苗採購方面的差距立立刻顯現出來了，而且這一差距只會逐漸加劇。

當面臨像疫苗接種這樣的全球性事件時，技術創新只有在實際應用中才有用。種族隔離疫苗——而不是人民的疫苗——將引發道德危機和經濟災難。如果製藥公司能夠信守承諾，履行為利益攸關方創造價值的原則，那麼它們應該通過仍未使用的新冠技術訪問庫共用疫苗專利、資料和技術。

政府也必須切實履行這一原則，這一原則這不僅適用於公司治理。公私合作也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加以管理，不能重蹈當今數位經濟的覆轍。國家提供了技術支援，卻忽視了監管，進而使當前的數位經濟陷入困境。結果，幾家占主導地位的大型科技公司開創了一個演算法價值提取（ value extraction）的新時代，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讓少數人受益。

只靠技術永遠無法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在將登月原則應用於當前地球面臨的複雜挑戰時，政策制定者必須關注其他的社會、政治、技術和行為因素，並找到公民社會、企業和公共機構的共同願景。

因此，「地球勘探」也需要廣泛的公民參與。例如，碳中和計畫必須根據當地居民情況量身制定比如考慮其社會住房問題。通過真正採取具有包容性的關切利益攸關方的策略，一項使命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公民綱領和可持續增長的引擎，正如呼籲綠色新政、人人享有健康和彌合數字鴻溝的計畫所設想的那樣。

這些教訓對拜登政府來說十分有借鑒意義。拜登政府將充分挖掘現有「企業型國家」的潛力。美國有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等機構，並每年在藥物創新投資近400億美元。

現在我們有機會制定一個超越傳統部門和技術壁壘的產業政策，也有機會恢復符合公眾利益的任務驅動型治理。例如，一個以綠色復興為目標的現代工業戰略將要求所有部門——從人工智慧、交通運輸到農業和營養學——創新並轉向新的方向。甘迺迪總統完成了登月計畫，拜登的任務就是讓地球上的議題取得巨大成果。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From Moonshots to Earthshot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