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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拜登總統任期內的其中一項決定性事務就是如何跟中國打交道。他繼承的中美關係當前正處於50年來的最低點，雖然有些人將此歸咎於其前任川普，但川普縱使難辭其咎，卻只是在火上澆了點油而已，真正點燃並燒旺火焰的其實是中國領導人。

在過去十年裡中國領導人放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溫和政策，同時在許多方面變得更為強硬；在南中國海建造人工島礁並將其軍事化，侵入日本和臺灣附近水域，沿著兩國喜馬拉雅山脈邊界對印度發動入侵，並對敢於批評它的澳大利亞進行經濟脅迫。

在貿易方面，中國通過補貼國有企業、強迫外國企業將智慧財產權轉讓給國內合作方來扭曲競爭環境。而川普通過向盟友以及中國徵收關稅的應對方式儘管相當不得力，但他對華為等企業發佈禁令的舉措——這些公司建設5G網路的方案對美國構成了安全威脅——則得到了兩黨的大力支持。

但與此同時美國和中國仍然相互依存——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超越雙邊關係的各項生態事務上——因此美國不可能在不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與中國完全經濟脫鉤。

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幾乎不存在經濟或其他方面的相互依存關係，相比之下美中貿易額每年達到近5000億美元，雙方之間還存在著廣泛的教育和旅遊業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學會了利用市場的力量來進行專制控制（蘇聯人則對此一無所知），而且中國比美國擁有更多的全球交易夥伴。

鑒於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快速增長，一些悲觀主義者認為已經不再可能左右中國人的行為，但如果從聯盟的角度考慮則並非如此。發達民主國家——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財富總和遠遠超過中國，這就凸顯了日美同盟對東亞和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繁榮的重要性。冷戰結束時雙方很多人都認為聯盟已經是過去的遺物，但事實上聯盟對未來也至關重要。

美國政府曾經希望中國能成為國際秩序中的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但習近平卻帶領他的國家走向了更加對立的一面的。一代人之前美國在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同時幾乎沒有要求對等待遇，相反中國卻扭曲了整個競爭環境。

美國的批評者經常指責柯林頓和老布希總統過於天真，妄圖以接觸政策去將納入中國自身體系，但歷史並非如此簡單。柯林頓的中國政策確實提供了接觸，但也通過重申與日本的安全關係作為應對中國地緣政治崛起的關鍵來對沖這一賭注。東亞有三個大國，如果美國能與日本（同時也是世界第三大國家經濟體）保持一致，那麼這兩個國家就可以塑造中國力量增長的整體環境。

此外，如果中國試圖將美國趕出第一島鏈（這是將後者驅逐出該地區的軍事戰略的一部分），構成該島鏈最重要部分的日本仍然願意為駐紮在那裡的5萬名美軍提供慷慨的東道國支援。而如今坎博（Kurt Campbell）這位柯林頓政策的老練明智執行者已經成為了拜登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關鍵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協調人。

與日本的聯盟在美國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自2000年以來，前副國務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我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戰略關係的兩黨報告。在我們於2020年12月7日由無黨派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佈的第五份報告中，我們認為日本和其他許多亞洲國家一樣不希望被中國牽著鼻子走。該國現在正在聯盟中發揮主導作用：制定地區議程，宣導自由貿易協定和多邊合作，實施新的戰略以塑造地區秩序。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率先對日本戰後憲法第九條進行了重新解釋以加強日本在《聯合國憲章》下的防衛能力；在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後，他將該區域貿易協定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名義保存了下來；還主導了與印度和澳大利亞關於印太地區穩定的四方磋商。

幸運的是，在首相菅義偉的領導下這種地區領導力很可能會得以延續——曾擔任安倍內閣官房長官的他很可能會沿襲後者的政策。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和民主價值觀將繼續構成與美國結盟的基石，而日本的民意調查則表現出歷史新高的對美信任度。不出所料，拜登就任後給外國領導人的第一個電話就是打給菅義偉並向他保證美國將繼續致力於與日本的戰略夥伴關係。

日美同盟在兩國內部仍然很受歡迎，而兩國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方。它們可以一起制衡中國的勢力並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流行病等領域以及努力構建基於規則的國際經濟秩序方面與中國展開合作。基於這些原因，在拜登政府制定應對中國持續崛起的戰略時，與日本的聯盟仍將是重中之重。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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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Biden’s Asian Triangl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