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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多

●美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極需大破大立。雖然此區域人口不到世界人口一成，卻占了新冠病毒死亡總數的四分之一。在巴西、巴拉圭、智利、與阿根廷等國，疫情持續勢頭不減地延燒中。更糟的是，歸於廣大的地下市場、薄弱的公衛系統、以及財政管制政策，此區域受到比任何其他地方還要嚴重的經濟打擊，在去年下滑了百分之7——自1821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緊縮。

儘管在接下來數月會有些許經濟復甦，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得要再花上幾年才能夠在經濟方面完全恢復於疫情的影響。要是一切照著計畫走，代表說疫情受控且全球經濟復甦的話，那麼此區域今年的成長率有望達到百分之5.2。然而景象不轉好的話，成長率或許將不到百分之1，且2022年還有機率面臨經濟衰退。為了避免此窘境，此區域需要大膽且時宜的財政改革。

拉丁美洲的經濟問題早在疫情前就存在了。在其他先存的問題當中，也包括了此區域生產力已數十年來落後其他較成功國家的問題。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使得他們面臨緊要關頭。當時，區域內主要的經濟體擁有足夠的財政空間平安渡過金融危機且實行改革，以確保長期經濟成長。然而當物價上漲時，這些改革卻被置身在後。政府幫助數百萬人擺脫貧窮，而也提升了工資和補貼的支出。但與基礎設施投資不同的是，這些支出難以取消。

此區域各國政府必須避免重蹈覆轍。今日開放的債券市場、低利率、提高的物價、及上升中的匯款流動都不足以構成理由停止必要的改革。多年以來，經濟學家不斷嘮叨改革的必須，以吸引生意和投資，且使得勞動市場更具彈性。此區域仍需做出這些改變。

身為一名前政策制定者，我懂得面對既得利益集團時，要花費稀少的政治資本有多麼困難。雖然國際金融機構能夠為改革提供經濟和政治支援，然而成功改革最後還是取決於正確判斷處置問題的優先順序。對拉丁美洲而言，最大的問題出自於財政政策：政治領袖必須慎重審視向人民的課稅與經濟支援是否合宜。

財政管理並不容易，尤其當債務水平持續上升，且在已經發達的數位經濟之外，促進各部門廣泛增長的緊急需求浮現。就如各中央銀行所提供的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拉丁美洲各國需要的是財政政策方面的前瞻性指引，以及清楚的疫情退場策略。

簡單來說，此區域整體而言低效率地使用公款，且課稅過低或者以無效的方式徵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各國總稅收平均上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27，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百分之37。然而，巴西和巴貝多的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33，但多明尼加和瓜地馬拉卻各自只占了百分之13.5和13.1。由此可見，巴西所需的財政改革與瓜地馬拉所需的並不相同。

廣大的地下市場為此區域各國低稅收的原因之一。各國在此能夠藉由租稅誘因減少地下經濟現象，尤其嚴謹施行時會更加有效率。此外，收入、溫室氣體排放（其中包括石油）、數位服務、且財富等領域都需要更有效率地課稅（例如提升房地產稅）。

支出面而言，拉丁美洲各國支出要是能夠效仿國際最佳做法的話，那麼每年國內生產毛額有機會節省多至百分之4.4。這麼做除了要簽署公共基礎建設採購合約與追求更佳的預算透明度之外，也需要強化各立法預算處和設立機構，以監督政府支出的品質。財政規範也會有幫助。例如，藉由確保公共投資在經濟衰退時會受到保障，政府能夠開始擺脫短期政治支出的惡性循環。

結果將會如何？要是此區域能夠強化財政機構、克服粗劣的稅收制度和廣泛的逃稅現象、再將財政收入提升等同進步經濟體水平的話，稅收將會提升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7。各國能夠為亟需用來緩解貧窮和減少不平等的政府支出製造空間。選擇合適的基礎建設公共投資能夠帶來經濟學家所稱的「高乘數效果」，代表每投資的一塊錢會在未來製造出等同於兩塊錢的額外增長。

當然，要改善政府執行預算的額度是件不受注目的任務。這裡沒有參與剪綵儀式的機會。但少數的改革能夠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帶來更好的經濟表現以及更高的投資率——後者則是在疫情過後強化區域供應鏈的要素。

雖然這任務並不容易，但做出改革是可能的。自從牙買加在將近十年前經歷債務危機之後，他們已明顯地改善了財政表現，且有些國家已經在考量改革了。在不久後的未來，這些努力將轉化為降低的貧窮和不平等現象，以及更佳的政治穩定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各種不同政治思想的領袖都應該要欣然接受財政革命。

（翻譯：安書緯，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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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End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Malais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