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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雪娃

•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孫女

•  199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

•  目前擔任美國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國際事務教授兼副學務長

•  研究領域為全球媒體與文化、俄羅斯研究、美國政治

從 2008 年在喬治亞的俄羅斯－喬治亞戰爭，到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併吞事件，以及今年春天才在烏克蘭東南邊境發生的建軍，俄羅斯近年的動作越來越令人擔憂。歷史，特別是史達林在二戰後所作所為的歷史，可以給西方領袖他們要緩解威脅會需要的洞見嗎？

近期數本史達林相關著作的作者似乎這麼認為。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正確理解發生的事。相反地，現代觀察家常常落入陷阱，把歷史重塑成符合盛行之意識形態的模樣。這助長了時常太聳動的敘事，這敘事不但幫不上忙，還正中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圈套。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京是個戰略天才的看法在西方很流行，人們認為他總是比別人多想幾步。不知怎地，普京預期到他西方敵手策略上的失誤，並無一例外地準備好要好好利用這些失誤。因此，他不只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者之一，也是最能毀滅世界的人之一。跟史達林很像。

這種呈現當然讓普京看來很不錯。但它貼近現實嗎？

史達林式修正主義

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的新書《Stalin’s War: 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裡面幾乎每一個句子都似乎在證實史達林不尋常的戰略很聰明。在麥克米金看來，二戰並非像許多人相信的那樣因邪惡的希特勒而開打。麥克米金指出，「德國侵略」在戰爭期間從未抵達亞洲，而且希特勒遺留的影響對形塑今日的世界不太重要。

因此，二戰並非希特勒的戰爭。反而，如同本書的標題所表明，是史達林的戰爭。畢竟，橫跨歐亞大陸的，是史達林的帝國。希望日本對其「盎格魯薩克遜」資本主義敵人造成毀滅的，是史達林。而享受了勝利帶來之戰利品的，也是史達林。二戰遺留的影響仍然存在，不只在於俄羅斯持續主張日本北方的千島群島屬於俄羅斯，也在於中國、北韓及越南的共產主義政府。

麥克米金若無其事的宣布，我們之前以為知道的二戰的所有事情都錯了。我們不知道二戰其實是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我們以前都對史達林的「周詳計畫」不知情：他計畫要用操偶大師的技術來透過「互相爭戰的資本主義派系」來讓共產主義進一步發展。我們以前也不知道他如何在這期間「操縱」英國及美國。直到現在。

顯然，因為麥克米金，我們終於能知道真正發生的事了。例如，在麥克米金來告訴我們之前，我們從來不知道英國首相邱吉爾和美國寵統羅斯福基本上是蘇聯帝國主義擴張的共犯，因為他們不允許希特勒和史達林自己爭出勝負。

事實上，作者麥克米金宣稱，邱吉爾當時其實可以輕易地在 1940 年結束戰爭，只要他當初知道自己該接受希特勒崛起的事實並簽署瓜分東歐勢力範圍的協議書，如同史達林在 1939 年八月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那樣的話，一個團結的「西方」前線－－包含納粹德國－其實可以對抗蘇聯威脅（像很多人現在會說西方該對抗普京的俄羅斯）。相反地，英國跟美國選擇史達林當合作夥伴，並害得數百萬人承受「數十年的壓迫以及新型態的恐怖」。

麥克米金說這是個「新的歷史」，說得對。但他的修正主義完全忽視當時普遍的政治情況、當地的情況，以及戰爭的基本現實，令人吃驚。也許麥克米金的下一本書該寫一部「替代版本」歷史，檢視把部分歐洲交給納粹會帶來的社會及政治後果。

麥克米金聲稱有用大量針對俄羅斯、歐洲及美國檔案的研究來支持他奇幻的主張。但要詮釋、整理自己的研究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並不難。我自己也做檔案相關工作－－我正企圖重建我曾祖父赫魯雪夫如何崛起、獲得權力－－我有第一手經驗，知道資訊可以怎麼被操弄以符合特定意識形態的模子。

麥克米金的意識形態傾向沒什麼好懷疑的。他對俄羅斯是個惡棍這件事的異常執著，正在他之前的書《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中鮮明可見，該書把一戰怪在俄羅斯頭上。顯然，如果沒有俄羅斯，一戰其實可以不要從巴爾幹半島上的「區域」衝突擴大。如果這評價不公正，讓它看起來公正就好。

麥克米金的新書花了八百多頁來參與討論，匯編了量大到令人驚嘆的歷史資訊。然而，考慮到麥克米金的框架像是希臘神話裡面的強盜普羅克拉斯提斯一樣是削足適履，這本書給人無知地傲慢的形象。這本書頗不誠懇的獻詞加強了這種感覺：「獻給受害者們。」作者麥克米金是巴德學院的教授，他似乎相信他是以某種方式將正義帶給那些在二戰期間受苦的人－－以及那些因二戰後續結果而受苦的人。

如果你想相信史達林－一個沒有預期到希特勒會在 1941 年六月廢除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一開始聽到報告說納粹德國越過了蘇聯前線也不相信的人－幾乎是全知的，這本書為你而寫。但這無法改變事實－－這裡指的事實，包括史達林的蘇聯（像普京的俄羅斯）主要是透過策略和機會主義影響世界，而非透過周詳的戰略計畫，這個大家廣泛同意的結論。

黨與和平

如果史達林不像麥克米金說的那樣，什麼都看得到、幾乎什麼都知道，他的政策引發的革命性動亂卻顯然是二戰的催化劑，在歐洲與亞洲兩地皆然。這只是倫敦大學高等研究院與劍橋大學的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在他對共產主義在戰間期形塑國際政治的巨型研究帶出的眾多見解之一。

對哈斯拉姆來說，在 1920 年代晚期及 1930 年代越來越嚴重的動亂和危險中有個決定性的元素，那就是在一個國家中建立共產主義的掙扎。這是史達林對當時情況做出的反應、一個後世影響深遠的政策，當時的情況是德國或任何其他歐洲國家在先前試圖跟隨十月革命的腳步都失敗了，獨留當時的新蘇聯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

哈斯拉姆追查史達林的計畫，從建立共產國際、將其觸手伸進每個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活動，到決定供應中國新成立的共產黨物資、因此引起和國民黨蔣中正血跡斑斑的決裂，再到讓蘇聯介入西班牙內戰。哈斯拉姆精確的描繪一個辯證法：一旦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人跟希特勒的納粹黨人在義大利和德國掌權後，蘇聯為了加強安危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導致一個同樣強度、還往往更暴力的對抗性回應。

我認為，麥克米金和哈斯拉看法相同之處，在於西方對史達林判斷錯誤到什麼程度。哈斯拉姆談到，史達林在與托洛斯基的爭鬥中是「外國政府明顯偏好的人」。他們可能對史達林輕視西方的程度達到同意，他認為西方「太無能」以致無法發動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並因此會需要來自蘇聯的「直接軍事協助」。

意外的冷戰？

史丹佛大學的卓越歷史學家內馬克（Norman M. Naimark）明白由輕視驅動的機會主義對史達林跟和他領導的黨來說起了多重要的作用。在 《Stalin and the Fate of Europe: The Postwar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一書中，他清楚寫道「少有證據顯示史達林有預想計畫在歐洲建立共享蘇聯風格系統的國家陣營。」在我因為麥克米金的書搖頭要到幾乎頸部扭傷後，內馬克的著作－討論的範圍和遠沒有大的那麼虛華、也少很多狂妄自大的主張－提供了持續作用的解藥。

內馬克提出的歷史學比較貼近現實，有更客觀地匯編、經過慎重詮釋的研究支持。內馬克沒有排除史達林的冷酷無情和狡詐的謀略，並談到他主要的目標是要確保「蘇聯的安危」。短期來看，那表示要確保德國不會「重整軍備或變得可以」對蘇聯「進行又一次的侵略」，而且「中歐裡偏東的國家不會在這樣一個戰爭中當幫手」。

內馬克寫道，史達林確實想擴張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但他沒有「發展一個社會主義大陸的路線圖」。相反地，他可能想像中歐和西歐的國家「會發展成有人民民主政府的不同個體，由左派和中間派的聯盟領導，這聯盟中也有共產黨，而共產黨會逐漸穩定各國各自的社會並重建經濟」。

換句話說，史達林不想在歐洲激起社會主義革命。比方說在英國，他似乎認為國會可以和平地往社會主義的方向進化。因此，不需要「『無產階級專制』，不需要暴力革命，不需要流血」。他對波蘭採取的方式－－基本上是允許他們選擇自己的盟友並向一個「新的民主」發展－－支持這種理解。

而且，史達林並沒有「透過協助消除左派和中央派中非共產主義政黨，焦慮地要離間美國和英國」。和美國的「世界性大衝突」從不是史達林的計畫。史達林的蘇聯在二戰後享有的權力、名譽和影響力只是讓西方變得越來越「被意識形態敵意淹沒」。內馬克認為，如果當時西方對蘇聯的恨和恐懼沒那麼絕對，蘇聯的行為其實可以較慎重。

史達林的審判

赫希（Francine Hirsch）的《Soviet Judgment at Nuremberg》 呼應內馬克對史達林的描繪，讓他更像是個即席發揮者和機會主義者而非策略大師。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歷史教授赫希對於戰後蘇聯及西方的互動提供了一個甚至更細緻－－也更具說服力－－的敘事。

別讓這標題騙了你。這不是關於二戰後位於紐倫堡之國際軍事法庭（IMT）緣起的枯燥歷史。相反地，這本書從一開始在講具影響力之蘇聯紀錄片工作者卡門（Roman Karmen）的故事就會抓住你的注意力，卡門的電影《Judgment of the Peoples》拍攝了審問過程（還有拍到我小時候認識的人）。

透過檢視以戰爭罪起訴納粹領袖的集體努力，赫希的書讓我們對「轉型正義、國際法、種族屠殺，和人權」之共同理解的基礎變得更清楚。在過程中，赫希強調了她相信在紐倫堡審判相關敘述中遺漏的東西：蘇聯的中心角色。事實上，赫希寫到，蘇聯對國際軍事法庭的成功很關鍵，蘇聯「啟動國際法的革命，這革命讓侵略戰爭成為非法，力圖保護個人不受專制國家侵害」。

不意外地，這個過程中有緊張的關係。赫希解釋，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對「正義的意義和該如何實現正義」的想法有衝突。分別從這四個國家來的法官和檢察官「對甚至是證據、證人和被告的權利這種基本的事都有不相容的看法」。

再來，「所有的同盟國都執意要利用這場審判來提出他們版本的歷史並形塑戰後的未來。」最劇烈的衝突是在蘇聯人和美國人之間，前者想講明白蘇聯「從希特勒手中拯救歐洲」，後者仍堅決認為美國是「讓歐洲自由的國家、歐洲的保護者」。在這個意義上，紐倫堡審判變成「一個早出現的冷戰前線」，在美國人與蘇聯人戰後關係「大致上還沒成形」的時刻發生。

美國贏了這局，原因尤其是其在公共關係方面的高招。相對的，蘇聯的努力悲慘的失敗了：蘇聯遠遠沒有像計畫的那樣闡述「展現蘇聯當英雄、德國背信忘義的敘事」，反而「發現他們被當作納粹政權的共謀者－－勝利應得的尊敬和被害者應得的道德高尚感都被剝奪了。」

美國強烈的法律傳統對確保納粹被告有受到公正和可信的審問過程而非受到史達林式的作秀審問很重要，這對事情是有幫助。但，如同赫希所清楚寫下的，這並不代表美國在這件事上的功勞有像他們自己所宣稱的那麼大。

如同美國國際法學會在頒給赫希的書表現優異獎時所談到的，有兩個「尷尬的事實」在紐倫堡審判的完整故事中浮現：「非自由主義的專制國家有時曾幫助國際法正向發展，而國際正義必然是個政治過程。」

從史達林到普京

如果不提執行面的話，有件事所有這些書都在理論上都講對了，那就是歷史教給我們的事可以也應該讓西方知道該怎麼應付今日的俄羅斯。該學到的一個關鍵在於西方領導人要給俄羅斯多少功勞。

甚至連麥克米金說俄羅斯領導階層在戰略上很狡詐的敘述都顯示了，要維持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對這國家來說一直以來有多困難。這顯示，西方一直都高估了俄國斯的力量和戰略上的精明。

同時，大家也一直都知道西方強烈低估俄羅斯。這不但引起對俄羅斯的敵意（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 1990 年代晚期和 2000 年代早期的擴張），也導致西方以恩賜態度對待俄國（像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4 年把俄羅斯說成一個「區域性勢力」就是在這麼做）。西方的這種行為符合了普京的說法，說西方不但不尊重俄羅斯還主動地削弱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引來衝突，可能會像內馬克所說在二戰後發生的那樣。

如果這是真的，西方領導人該更認真看待俄羅斯的利益－尤其是俄羅斯的安全利益。如果他們有更認真看到，他們可能會找到一個樂意合作的夥伴。當然，不可能真的知道這會不會發生。但內馬克對史達林戰後謀略的檢視－包括 1994 年到 1448 年在南斯拉夫和芬蘭的謀略、在 1948 年義大利大選期間的謀略，和 1948 及 1949 年柏林封鎖時的謀略－－都顯示這值得一試。在所有這些例子中，史達林的動作都反映了複雜的思考、目的的彈性，和合作的意願。

如同內馬克和赫希具說服力地提出的，冷戰可能其實是可避免的。相同的，要緩解今日普京的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能也是可能的。然而，要讓這發生，雙方必須像在紐倫堡審判時做的那樣，「努力找到共同的基礎」。

（翻譯：歐陽如昕，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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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Stalin’s War and Pea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