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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蘭

●外交政策研究所地緣政治主席

中國正在對新疆的穆斯林維吾爾族人進行大家所謂的種族滅絕；俄羅斯囚禁了持反對政見的納瓦尼（Alexei Navalny），這並不是意外，也絕非巧合。中國需要一個沈默安分的新疆，因為它是橫跨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中心點。而克里姆林宮需要政府機關來作為黑幫菁英累積財富的掩護，因此將納瓦尼視為重大威脅。

兩個國家都受制於緊張的專制體系，無法給任何人第二次機會。在實施他們最近的侵害行為時，兩國都暗中計算過美國和其盟友會做出怎麼反應——或是不會反應。

在21世紀的強權政治中，強而有力的人權政策有重大的影響力，因為嚴重違反國際公認的規範是專制政權的治理核心。因此，美國絕不能屏棄靠著長久以來對人權的承諾所賦予的戰略優勢。

外交政策反映了需求的層級。對美國來說，問題不在於人權在外交政策決策中應該佔主導地位或是缺席，而是人權在針對某個特定情況擬定回應時應該處在第幾順位。

完全以人權主導的外交政策無法持續，並迫使美國放棄核心的國家利益——例如和其他持有核武的勢力維持和平關係——並將高級決策者拖入一場又一場的人道主義危機中。但幾乎忽視人權的政策，則會讓美國淪為像中國和俄羅斯一樣的一元化現實政治。對人權的關注就是美國有別於其他強權大國的原因。

在美國眾多盟友快要將中國列為最大貿易夥伴之際，這樣的差異顯得尤為重要。隨著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與日俱增，美國若無法吸引其盟友的核心價值觀，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處於明顯的劣勢。的確，亞洲和歐洲雖高談闊論人權，自己卻在實施無情的現實政治，但他們意識到自己需要談論人權這點，不只說明了他們想要如何被看待，也顯示了他們想如何看待自己。

美國可以利用這些國族認同的來源，它可以成為有抱負的大國，使中小型國家願意與之結盟，但要做到這點，它就必須對人權給予一定的重視。

美國將人權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手法在二戰的大屠殺中完全顯現出來，接著在冷戰完全結束後得到了推進，當時西方民主國家戰勝了專制的蘇聯帝國。在冷戰期間，人權是結合了現實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沒錯，現實主義中佈滿了國際主義以及對人權的關注。美國在支持赫爾辛基進程以支持蘇聯集團內部持不同政見者時，便採取了強硬的現實政治。在雷根總統的時代尤其如此，當時在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領導下的國務院充滿了明智的各領域專家，以及一些關鍵部門的新保守主義者。

在冷戰以及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幸的戰爭後，美國的現實主義喪失了其國際主義的特質，並轉變成了新孤立主義。早期對促進人權的重視大幅減少，

而人權議程則被一些外交政策和新聞菁英轉變成一種狹隘的意識形態，這些人長期執著於人道議題，幾乎把國家利益排除在外。

這樣的分歧反映了美國更深層的黨派兩極分化：共和黨急遽地走向倒退的右翼民族主義，民主黨則急遽靠向進步、全球化的左翼。政治中心已然喪失，因此現實主義和人權已極少被放在一起談論。但除非美國的外交政策能夠兼顧現實主義以及對人權的關注，否則美國將會缺乏一個在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中取勝、令人信服的全球領導願景。

美國無法恢復它在二戰、冷戰期間以及截至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前所享有的政治團結。儘管如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政權需要在新孤立主義和猖獗的全球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達成妥協。對人權的關注以及如何將其運用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會是最能衡量他成功的晴雨表。

（翻譯：劉盈玓，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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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merica Must Rediscover Human-Rights Re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