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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納

●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

爭論有關總統是否獲得了與公眾利益不相符的權力是川普和拜登政府之間存在的鮮明對比之一。川普的任期伴隨著大量議論，認為總統權力太大，導致美國人的自由能夠被一個瘋子或者暴君所摧毀。批評人士敦促國會和法院在國家滑向獨裁主義之前重新奪回自己的權力。

但自從拜登上臺以來，民主黨人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限制總統權力——哪怕他們知道，接替拜登的可能是一個類似川普式的人物，或者就是川普本人。相反，投票權卻成了他們制度的重心。

民主黨人為什麼浪費了改革總統制的機遇？一種解釋是民主黨人不希望傷害自己的總統，尤其因為民主黨人可能在2022年中期選舉期間失去對國會的控制。如果民主黨人失去對眾議院或參議院的控制權，那麼實現其政策議程將需要他們動用一年前曾遭其譴責的強大的總統權力。

還有一種可能是，左翼對川普濫用權力的攻擊從來都並非真心實意。他的批評者可能認為，在挑動反對聲勢時，大喊「獨裁」比抱怨減稅效果更顯著。又或者，也許總統現有權力在法律和習俗領域如此根深蒂固，乃至任何改革總統制的努力都註定逃脫不了失敗的厄運。

但在所有上述因素之外，即使在上述趨勢引發恐慌之際，總統仍不斷累積權力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公眾——其中也包括經驗豐富的政治觀察家——希望能有一位強勢總統，這與其說是理論或意識形態問題，還不如說是一種實際需求。似乎只有強有力的總統才有能力解決國家所面臨的諸多難題。

上述教訓來自過去20年，美國所遭遇的三大危機：2001年9月11日爆發的恐怖襲擊，2008~09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以及現在新冠疫情和2020~2021年的經濟崩潰。

危機需要果斷治理。民眾想要一位果斷、能讓他們感到安心的領導人。即使是在巔峰時刻，國會也容易為瑣事而爭吵，或者陷入到那種理性但卻導致自我毀滅的討價還價境地，這種做法只會造成拖延，而對行動不利。

大蕭條和二戰等危機催生了現代的「帝國」總統制。國會通過一系列賦權行政機構的法律自願將權力移交給總統，來應對和預防任何新的危機。在隨後到來的冷戰和監管強化時代，資源和權力凝聚成一個美國建國之父們都認不得的總統辦公室。

自二戰以來，國家政府規模在沒有嚴重干擾的情況下一直在不斷擴大，所有人員、資金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收益幾乎都集中到行政部門。民主黨人想要一位強勢總統來管理經濟，而共和黨人則希望有一位強勢總統來保護國家避免外國威脅、非法移民及越來越嚴重的經濟不安全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政府政治衝擊幾乎在9月11日襲擊爆發時喪失殆盡。總統以保護美國民眾免遭恐怖襲擊和其他外國滋擾為由提出要求，而國會和法院也批准了新的監視和安全權力。

7年後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了美國經濟史上最大規模的政府干預， 而行政部門官員也再次領導了應對之舉。同時，國會也通過額外撥付數千億美元，為行政部門補充無限資源來予以助力，而後，又在那場危機結束後，拓展本已巨大的總統權力來監管金融體系。在歐巴馬執政期間，由經濟災難所造成的普遍個人不安全感協助推動了政府對醫療市場的廣泛干預。

上述模式在去年又再次被複製。疫情和經濟危機導致了更大規模的政府干預，同時還伴隨著美國有史以來對個人自由最廣泛、最普遍的限制（雖然主要由地方領導人而非一片混亂的川普政府來指揮）。

行政權力不斷擴大的唯一謎團是，川普拒絕在這三次危機最嚴重時刻運用這些權力。長期以來，一直聲稱相信川普是在尋找藉口啟動獨裁的自由派政客與共和黨人一道，向川普提供了可供其隨意使用的大量現金。他們要求他實施封鎖並援引國防生產法，從而籌措私人經濟資源藉以應對疫情。而川普基本拒絕了上述建議，儘管他的確批准了開支超過1萬億美元並由國會撥款的救助資金（並且確保在刺激支票上寫上他的名字）。

川普行動軟弱而非果斷，是因為他擔心強勢聯邦對策或將進一步損害經濟並破壞其連任前景。雖然川普在涉及疫苗預採購的曲速計畫上表現值得讚揚，但他給人的印象是跟隨國會而不是發揮領導作用——他也因此在民調中付出了代價。鑒於川普向右派展示自己是一位強勢領袖，同時也是左派所憂慮的獨裁者，目前的狀況有著太多的諷刺意味。

顯而易見，拜登決心不犯同樣的錯誤。因為認定強化總統權力對其最為有利，拜登已經啟動了數十年來最雄心勃勃的政治計畫：不僅包括一系列行政動作和影響深遠的立法提案，甚至還包含改革最高法院（共和黨在聯邦政府內部最後一個堡壘）的考慮。暴徒在被控有獨裁野心的總統指示下襲擊美國國會大廈短短幾個月後卻從未出現有關總統權力的辯論——這表明帝國總統制將會繼續下去。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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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Long Live the Imperial Presiden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