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
●英國上議院議員
●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民主再次回到決策者的頭腦當中。美國總統拜登計畫舉辦一次主題峰會,而我的郵箱裡則塞滿了一系列有關民主和人權活動的邀請。
這種對民主的再次關注並不是好消息。相反,它反映出近年來民主和尊重人權事業所遭受的侵蝕。據自由之家報告,目前全世界僅有不到20%的人口生活在它所界定的完全自由社會中,這是超過1/4個世紀以來的最低谷。許多國家正穩步走向獨裁政治。
眾所周知的原因導致自由陷入困境。在許多國家,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和各式群體的邊緣化助長了人們轉向右翼(在某些情況下左翼)獨裁主義。隨著世界竭力應對快速的技術變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許多人根本不相信民主在適應變化和前瞻性決策方面擁有任何的優勢。此次疫情——因為許多民主國家處理不當——進一步加深了這方面的疑慮。
我們這些堅信優秀政府無法改變的絕對基礎是經由民主授權、並且受到法律平等保護的全體民眾現在已經步入到困難時期。我本人就是該領域規模最大的私人慈善機構主席。如果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感受,我們就知道,我們推進民主價值觀和制度的傳統模式正在苦苦掙扎當中。
開放社會基金會(OSF)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認為全球公眾迫切需要自由,同時世界各地越來越多政府正在接受自由的規則和規範是其中的假設前提。這允許我們(與當地積極分子合作)綜合利用指出可恥行為和鼓勵等手段,來說服各國政府通過並尊重人權法律和民主程序。
無論工作關乎中東歐羅姆人、非洲同性戀者、東南亞少數民族、拉美女權亦或世界範圍內的移民和難民保護,我們所追求的都似乎是一項歷史使命。而且,總有一天,這樣的追求可以引導所有人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權利和機遇。
今天,人權大潮並未讓所有國家都水漲船高;恰恰相反,似乎所有人都面臨著沉沒的危險。近20年來,人權成果的急劇逆轉正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過去的一切。
作為一家迄今為止由其創始人——一位納粹主義倖存者及逃離祖國共產主義匈牙利的難民——索羅斯所領導的基金會,我們不會逃避困難,轉而面對不那麼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歸根結底,恰恰是當人權進步的前景看似像今天一樣困難時,索羅斯創辦了這家基金會。
因此,使命無法改變。但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策略。我們必須詢問,如何恢復公眾對民主和人權準則的支持,同時,更明確地找到開放社會之敵,以及哪些因素可以引導他們,哪怕是不情願地再次尊重他們的義務。
20世紀80年代的東歐,根本問題在於僵化、老化的共產主義政府無法繼續實現其民眾的預期。而今天的情況則更趨複雜化。誠然,自由再次受到兩極世界的威脅。拜登即將召開的民主峰會部分是為凝聚志同道合的政府,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糾集更多國家對抗中國主席習近平的專制主義。這或許意味著,民主國家有一些令人擔憂的合作夥伴,因為實用主義有可能壓倒價值觀。
密集的貿易、投資、教育和科技關係網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國家聯繫緊密,反之亦然,而蘇聯卻從未有過這樣的聯繫。兩大世界的關係相比軍事更偏重於經濟為民主國家提供了系列選項——從政府和消費者抵制到更加連貫的國際遏制和接觸戰略——目的是,迫使習政權接受國內外的良好行為準則。雙方領袖將主要從經濟角度來定義這場競賽,但人權同樣可能成為大勝——也有可能是大敗的領域。
索羅斯一直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工作稱之為「政治慈善事業」。他指的是,我們需要參與更大範圍的改革動態,同時,找到宣傳我們理念的切入點。儘管冷戰時期強國是唯一或主要的人權侵犯力量,但今天的世界則代表多層次的人權威脅。不受監管的跨國金融和企業權力加劇了不平等,加之個別國家財富的急劇變化,正在創造出一種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局面。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且越來越憤怒。
社交媒體平臺放大(並助長)了這種憤怒,兩極分化、權利濫用和謊言破壞了人們對制度的信任。短短幾年前還曾被視為民權促進力量的技術現在在許多情況下已經淪為操縱思想、封閉社會的工具。
川普4年總統任期縱容和鼓勵各國政府所採取的陰險模仿行動加速促成了一場尊重法治和人權領域的危機。各國總統竊取額外任期、官員腐敗激增以及國家間協議無視人民權利。如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歡迎人權捍衛者及其支持勢力。
但惡毒的政府和全球化及其意想不到的財政和企業後果僅僅是一半問題。許多人認為,美國和全世界對根深蒂固制度種族主義的重新關注——以及基於種族、性別、宗教和階級等因素的邊緣化往往形成相輔相成的認知——徹底暴露了人權議程的局限性。受害者們認為,人權救濟策略不過是做表面功夫,而沒有涉及根源問題。
人權工作需要變得更加政治化:更強硬、更聰明地攻擊壓迫者,並且更明確地站在受壓迫者一邊。我們需要解決人們實際所面臨的挑戰,超越狹隘的政治權利來解決經濟和社會排斥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