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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

●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鮮有英國選民、甚至更鮮有英國政治機構，預料到最近舉行的歐洲足球錦標賽（理所當然地由最有經驗的球隊奪冠）能將民眾注意力如此明確地集中到某些基本的政治問題上。但就像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一樣，此次歐錦賽再次迫使英國人——以及我們在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的英國同胞——思考民族主義的含義，並且認清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之間的重要區別。

民族主義近年來在媒體上並不吃香，尤其是在相對比較自由的媒體。匈牙利總理奧爾班、法國的勒龐、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美國前總統川普等政界人士常被指責破壞自由和寬容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並對向專制體制傾斜持鼓勵態度。

在已經放棄馬克思主義但仍堅定奉行列寧主義的中國，政府鼓動民族主義來取代本應由共產主義來反映的道德價值觀。中國的「戰狼」外交官攻擊不贊同中國共產黨有關該國過去和現在描述的任何國家，並把曾與西方社會做鬥爭的任何人——包括那些20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的參與者——奉為英雄。

民族主義本質上並沒有錯。它承認近幾個世紀以來政府的基本單位是民族國家，其邊界不僅包含自然地理因素，還包括對共同身份，包括集體歷史成敗觀的認同。民族國家的公民往往準備在緊急時刻為國而戰，並且會將國旗插在他們所攀登山峰的峰頂。他們或許認可國際組織與合作的必要性，但對多邊機構卻往往不如對國家機構那樣忠誠。

但民族主義思想無疑會變得僵化，如果它開始（除戰爭外）針對某種所謂想像出來的外部威脅或內部種族、族裔、語言或宗教少數團體來定義其自身。對多數宗教的信奉往往比不上對其他任何宗教思想的仇視。當英國政治家鮑威爾（Enoch Powell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強勢談論英國民族主義時，他幾乎沒有引來任何注意。而一旦他認定民族價值觀正面臨來自不同膚色和背景的移民的所謂威脅——他動情地宣稱，這些外人很快就會在英國本土民眾面前「擁有支配地位」——人們立即為了支持他而上街遊行。

在英國，這種對生活在所謂民族團體當中外來者的敵意在某種意義上似乎非常奇怪：作家狄福（Daniel Defoe）很久以前就將我們描述為「雜種混血民族」，這是多次遭受部落入侵所造成的基因和文化結果。近代，大英帝國歷史所造成的後果之一是，我們曾殖民過的外國土地上的某些人來到英國並生活在我們當中。他們來到我們這裡，是因為我們先到了他們那裡。

愛國主義承認這樣的複雜性。我們不會對複雜關係視而不見，也不會因此掩蓋我們對自身和我們究竟是什麼人的探索。同樣，它不會敵視寬容和理性，而是歡迎並接納作為開放自由社會優勢的差異和多樣性。

近期，由歐錦賽英格蘭男足主帥索斯蓋特（Gareth Southgate）而非某位英國政治領袖給出了對這種心態的最佳描述。在賽前所寫的一封公開信中（此次歐錦賽的最終結果是英格蘭在一場激動人心的決賽中輸給義大利），他以愛國者的身份讚頌了這支多種族球隊代表女王和國家時所感受到的自豪感和特殊地位。他指出，球員的名人效應使他們有責任「就平等、包容和種族不公等問題與公眾展開互動，同時利用其影響力來協助推動公開辯論、提高認識和加強教育。」

他們在若干問題上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尤其當涉及新冠疫情對貧困和兒童福利的影響，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對因膚色而遭受虐待的球員而言構成特殊挑戰的種族公平。為盡可能有力而合理地說明這一點，英格蘭運動員在賽事即將開始前「單膝跪地」。英格蘭球迷中少數種族主義分子因此而發出噓聲，他們在英格蘭比賽對手演奏國歌時同樣也會這麼做。

球員們理應得到英國政治領袖的明確支援。但內政大臣巴特爾（Priti Patel）在接受電視採訪時卻表示，英國球迷只是在行使選擇權，表明他們對「姿態政治」的看法而已。許多人將巴特爾的評論視作令人不快的「狗哨」——這就好比對執政保守黨可能需要得到其政治支援的種族主義群體眨眼和做手勢。而首相強森（他本人以前在進行種族主義誹謗方面也毫不遜色）則拒絕對她提出批評。

對強森，幾名保守黨議員和英國的國際聲譽來講不幸的是，當三位黑人英國球員在點球大賽中射失點球，導致英格蘭輸給義大利，並因此遭受那種他們“曾借單膝跪地”吸引民眾注意並試圖阻止的社交媒體種族歧視時，上述問題終於徹底爆發。

顯而易見，多數選民支持索斯蓋特的愛國主義觀點，而不是保守黨政府那種隱含著令人不快的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的下意識的英國民族主義思想。事實上，英國國內可能有不少人都暗自希望，英格蘭隊主帥能夠接替強森的工作。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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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Little England’s Own Goal》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