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曼
●糧食與土地利用聯盟主席
扎比
●大自然的商業(Business for Nature)執行總監
地球上的生態系統正在逼近某些關鍵的臨界點,而物種的滅絕率則比一個世紀前高出100~1000倍。我們目前的經濟體系已經讓自然資源面臨著日益巨大的壓力。正如最近英國財政部委託撰寫的《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達斯古普塔評估》(Dasgupta Review)報告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經濟「與自然相融相織,不是兩個獨立的個體」,而當前的任務則是要在我們對「關於經濟可能性的各類當代概念」中嵌入這一認知。
許多認識到了地球所面臨危險的企業正在改變自身運營方式。但它們不可能獨自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公平的、對自然有利的、淨零排放的未來,就必須對現行金融和經濟體系規實施變革。
這類變革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那些立足長遠,通過優先考慮環境/社會風險和機遇(而非短期收益和利潤率)以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需求的企業會在收入、利潤、投資和就業崗位增長等方面超越同行。同樣,擁有強有力的環境、社會和治理政策的企業績效會更好,也會獲得更高的信用評級。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21年《全球風險報告》,我們的經濟面臨的五大風險中有四個是環境風險——其中就包括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人類導致的自然損失及其與新冠肺炎等疾病傳播之間的聯繫,還有因生態系統破壞和氣候變化引發的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每年約3000億美元成本凸顯了無節制經濟增長的風險。為了與地球重歸於好,並將自身系統轉變為一個可生存的系統,我們必須去進行超越GDP和短期利潤的思考。
自然損失和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真正風險往往並未被人們(包括投資者們)納入考量或理解。土地退化所造成的經濟成本相當於年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上,而人類導致的海洋健康程度下降預計會在2050年令全球經濟每年損失4280億美元。反之有利於自然的經濟變革則可以催生10兆美元的商業機會並創造近4億個就業崗位。
而那些欣欣向榮且支援這一變革的企業則處於真正的領導地位。可一旦某個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企業出現利潤下滑,現實的打擊就來了。投資者往往追逐短期利潤而不是將環境、社會和治理指標作為一個可靠測算標準去(與財務業績一道)衡量企業的價值。這種對商業成功的定義必須被改變。
以法國達能(Danone)這個跨國消費品企業為例。2020年,達能成為第一家採用「使命驅動型企業」(entreprise à mission)模式運作的法國上市公司,當時99%的股東同意將可持續性納入公司治理架構。雖然達能的股價低於其競爭對手且並未出現虧損,但今年該公司受到了激進派股東(包括原本就反對新模式的那1%)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他們認為該公司「長期表現不佳」。最終該公司在今年3月宣佈了董事長兼CEO范易謀(Emmanuel Faber,也是其可持續商業模式宣導者)離職的消息。
並非所有的股東都擁有同樣的價值觀,而投資者對公司在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質疑也當然是積極的。但這不應阻止那些考慮更廣泛利益相關者及其利益的目的驅動戰略宣導者去尋找一些可以強化規則並進一步改善非財務業績的方法。正如《達斯古普塔評估》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改變衡量經濟成功的尺度,引導人類走上更加可持續的道路」。
首先,我們需要將有意義且可信的環境、社會和治理資料與傳統財務報表相結合去抵制那些圍繞「洗綠行為」的指責。企業績效指標必須要包含自然、社會和人力資本的真正價值以揭示地球健康、人類和利潤的全面狀況。為此我們正在努力開發一個全球認可的企業財務和可持續性資訊披露系統。
第二,所有投資者都應該停止投資那些對氣候和生物多樣性存在高度負面影響的活動,還應呼籲其投資組合中的企業發佈符合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和最近成立的自然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規範的報告。世界上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已經要求其投資組合中的所有企業在2020年年底前做到這一點,一群資產總值達4.7兆美元的主要投資者承諾會在2050年前實現投資組合零碳化。此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最近也成立了一個氣候和環境、社會和治理工作組以負責監督各上市公司在這些領域的行為。
最後,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必須拿出大刀闊斧的政策去體現我們所渴望的可持續經濟願景。這些措施不僅可以釋放新的商業機會,還可以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環境和穩定營運環境。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即將於今年10月在中國召開之際,700多家企業正在敦促各國政府立刻採取政策以在2030年前逆轉自然損失狀況。而聯合國則在最近採納了一個里程碑式的框架,將自然資本納入了經濟報告。
即將來臨的疫情後復甦給了世界一個擁抱這類改革的機會,為此我們必須重新調整自身經濟體系,並獎勵那些超越財務回報之外的可持續長期業績表現。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