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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編按：美國經濟體有獨特性，各國經濟政策還是必須依照本身的狀況調整。

美國的經濟政策對話在短短幾年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市場原教旨主義——隨便你叫什麼名字——已經被一些截然不同的東西取代了。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對債務和通脹的憂慮已經讓位於對過度刺激經濟和淡化物價穩定風險的偏好。在稅收方面，默許全球競相壓低稅率的做法已被淘汰，並以針對跨國企業制定的全球最低稅率取而代之。直到最近還有點上不了檯面的工業政策也已經報復性回歸了。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流行語曾經是放鬆管制和靈活性，而今談論的卻是優質崗位，糾正談判能力不平衡以及向工人和工會賦權。曾經被視為創新和消費者利益來源的大科技企業和平臺企業如今成了需要被監管甚至分拆的壟斷企業。原本貿易政策都是關於全球分工和提升效率，現在都是關於抗衝擊能力和保障國內供應鏈。

這些變化中的其中一些是對新冠衝擊的必要調整，或許也是美國經濟中長期的不平等加劇、經濟不安全和市場力量集中所催生的不可避免逆轉。但這理所當然要歸功於總統拜登，他為華盛頓帶來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團隊，也頂住老一輩人的批評去迅速採納了新想法。

自1980年代的雷根-柴契爾革命以來一直主導著美國和西歐大部分地區經濟政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模式是有一個知識淵源的。它先是在學術殿堂裡發展起來，再由弗裡曼（Milton Friedman）等公共知識份子推而廣之。

但這一次學術經濟學家們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後面。儘管經濟學家們對自由市場的熱情有所減退，但卻並未出現凱恩斯主義或弗裡曼保守主義這類提綱挈領式的發展。政策制定者希望經濟學家能提供一些不僅是修修補補的整體解決方案，但卻總是以失望告終。

然而經濟學家顯然受到了情緒變化的影響。比如在8月底在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舉行的中央銀行家年度特別會議上，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西北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經濟學家組成的知名學者團隊提交了一篇論文去說明通脹的短暫躍升為何可能是件好事。當工資出現剛性下行之時——其下跌並不會像上升般容易——可以通過提升經濟中需求正旺那部分的工資水準來推動結構性變化。雖然此舉可能導致整體通脹率超過中央銀行所設定的目標，但卻依然是可取的，因為它能夠調整各部門間的相對工資。

同樣，麻省理工學院的奧特爾（David Autor）最近寫道，許多雇主所抱怨的美國勞動力短缺——由於沒有足夠勞動者願意接受雇主提供的工作而導致崗位空缺——實際上是件好事。他認為問題在於美國經濟產生了太多工資低福利少的「壞」工作。如果當前的疫情讓勞動者要求更高選擇更多，那麼需要調整的應該是雇主。畢竟實現公平和高生產力兩者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多的工作，而是更高品質的工作。

學院派經濟學家寫作的一個優點是澄清了當今美國政策優先事項的偶然性本質。比如傑克遜霍爾的研究表明只有在特定條件下——部門調整是由消費者需求的轉變所驅動，工資不能下降，貨幣刺激不會因為導致需要收縮的部門的利潤率增加太多而阻礙結構性變革——暫時的通膨才是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相反，在發展中國家非正規就業的工資是相當靈活的，而現代部門的擴張又受到供給側限制的制約，在這些條件下貨幣或財政刺激措施的效果就要小得多。

然而其他國家有可能會誤解了美國的變化，致使其政策制定者罔顧本國國情去盲目複製美國的補救措施。那些缺乏財政空間、不得不用外匯借款的發展中國家尤其需要防止過度依賴宏觀經濟刺激。

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真正問題在於傳統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模式已經失去了活力。而要創造良好的生產性就業機會就必須採取不同的發展模式——強調服務、本土市場和擴大中產階級。而阻礙擴大更高生產力服務業就業機會的市場或政府失靈狀況只能通過結構性補救措施來解決。

華盛頓經濟官僚機構對經濟政策的重新考慮是值得歡迎的。但其他國家應該從中吸取的真正教訓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只能針對不同情況給出不同的政策建議。正如美國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政治偏好正在催生新的補救措施那樣，其他國家最好還是去關注自身的具體問題和限制條件。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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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s from US Economic Experiment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