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爾蓋伊
●布達佩斯市長
編按:台北將參加布達佩斯舉辦的自由城市公約論壇。
我的政治覺醒剛好與1989年共產主義在匈牙利垮台所開始的系統性改革同時發生。我被匈牙利高速的民主化所深深吸引,作為一名年輕人,我說服我的家人載我去奧地利邊境見證歷史:鐵幕的倒下,讓東德難民得以前往西方。在讀了大量出版物和參加建立民主新政黨的遊行,我對匈牙利未來無限希望感動落淚。
今天,這種情感就像是小朋友的幼稚,至少一個田園般想法的產物。民主跟人類文明未來都身陷危機,壟罩多方面的多重危機之下。
在共產主義垮台30年後,我們再次被迫面對歐洲的反民主政治勢力。他們行動經常跟派的共產主義者相似,只是他們在威權主義平台運作。他們依舊像過去共產主義者一樣抱怨「外國因素」和「國家公敵」,他們指的是任何反對他們價值和政策的人,而他們依舊不喜歡西方,經常濫用共產時期的用詞。他們的政治行為侵蝕民主規範跟機構,摧毀公眾空間和透過謊言與操縱洗腦國民。
本土民粹主義通常傾向於朝向一個方向努力:獨攬國家大權和所有的財產。在我的國家,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已經幾乎透過卑鄙的操縱民主機構和經濟貪腐掌握整個國家。2022年國會選舉(我會挑戰奧爾班),將會顯示匈牙利國家被綁架是否能夠反轉。
我相信可以。但是為了讓民粹主義對我們的民主消失負起責任搞錯了事情的原因跟影響。我們民主缺點的根源比執政黨的熱切的民族主義、社會保守主義和想要限制憲政權利的渴望更為深遠。如同在老牌西方民主興起的不自由政黨,在中東歐的民主倒退來自於系統問題,像是擴大的社會不正義與不公平。這些問題源自於1989年後私有化過程和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的管理失敗。
老牌建立完善的民主國家正經歷相似的扭曲社會結果,隨著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在戰後數十年的發展(法國人口學家Jean Fourastié 稱為輝煌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成長容許中產階級的大規模擴張,但這接著伴隨一波新自由主義的去管制化跟市場基本教義主義者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結果今天顯而易見。
正是因為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的激烈脫鉤,導致不自由民粹主義跑出來,並且在許多國家破壞民主共識。這個原因比什麼都真實。
更糟糕的是,我們世代不只被大規模政治與社會動盪所詛咒,我們也面對質疑現代社會組織假設的氣候危機。像我這樣的進步派也看到了我們經濟系統運作的結果。無限、缺乏規範的經濟成長(資本主義的內在動能)與地球上有限的資不相容。現在情況是,我們資本主義體系每年都窄取了更多資源和排放更多二氧化碳。
面對如此挑戰,我們不能容許我們屈服於失敗主義或漠不關心。進步主義最終必須相信人類進步。我們的機構和經濟政策必須接納環境變化。排擠人們出民主的不正義可以被改變。也可以恢復民主對話的管道。
作為布達佩斯市長,作為一個主要的歐洲城市我可以證明地方政府很重要。不論透過民主參與、減碳或者社會投資(儘管奧爾班政權反對但我們已經有龐大成就),地方政府更能改善人們的生活。而且透過這麼做,我們也可以創造協同效應和新的模式給國際想要保持民主和可居住地球的努力。
為此,我們在9月會舉辦布達佩斯建立可持續民主論壇,帶來廣泛的利益參與者,包括市長、歐盟官員、社運家和和知名學者。參與者將會討論解決最嚴峻政策挑戰的問題,並且提供前瞻、可預期的政策建議。
作為論壇的一部分,布達佩斯將會舉辦自由城市公約( Pact of Free Cities )高峰會來建立廣泛的全球架構,由承諾保護民主和多元主義的進步派市長和城市領導人所組成。超過20個城市領袖,從洛杉磯到巴黎,從巴塞隆納到台北,都會加入到這個東歐四大首都市長(捷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維尼亞)於2019年創立的聯盟當中。
馬丁路德金曾說過那些想要和平的人必須學著像那些想要戰爭的人一樣組織。民主也是。因為自由城市公約,布達佩斯想要協助從社會每個部份組織成一股力量來確保中東歐甚至全世界民主和可居住的未來。我們必須贏得對抗本土民粹主義的智識戰爭,必須贏得對抗環境變遷的文明戰爭,而我們必須兩線作戰。
(責任編輯:張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