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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毅仁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編按：英美澳三國忽略法國，甚至私下通過協議都懶得通知巴黎。

1944 年6月諾曼地登陸前兩天，戴高樂要求在盟軍解放法國後獲得管理權。憎惡戴高樂的小羅斯福不準備同意。相當欣賞戴高樂的宏偉幻想的邱吉爾站在羅斯福一邊。他告訴自由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如果他必須在戴高樂和羅斯福之間做出選擇，他永遠會選擇羅斯福。

邱吉爾的態度完全可以理解。歐洲被納粹德國佔領。自由法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象徵性的力量。而英國是三大盟國之一。然而，隨後英國為選擇依附美國（除了一兩個例外，包括 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和 1990 年代的巴爾幹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50 年代，為戰爭勝利而欣喜若狂的英國拒絕了塑造歐洲機構的所有機會，而當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在 1960 年代初期得出結論，認為英國只能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才能保持一個嚴肅的國家（serious country）時，戴高樂擋住了他的道路。1963年和1967年，戴高樂將軍兩次否決了英國加入歐共體。

戴高樂不曾忘記邱吉爾在 1944 年所說的話。他認為英國是美國統治歐洲的特洛伊木馬。在他看來，法國是歐洲的天然領導者。而且，由於德國無意爭取領導地位，而其他歐洲人早已受夠了德國力量，這一安排被廣泛接受。

1973年，英國終於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但即便如此，除了 1970 年代的希思（ Edward Heath ），英國首相仍堅持與美國保持所謂的（特別是英國人所認為的）「特殊關係」。這一關係主要是共用核機密、情報和軍事合作。英國希望特殊關係能夠讓其在帝國破滅很久之後，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全球參與者。

現在，英國再次選擇站在美國一邊，這一次是與澳洲簽訂新的防務協定以對抗中國。 它有一個不討喜的名字AUKUS。法國與澳大利亞達成的向後者提供柴油動力潛艇的長期協定被打破，換成了英美核動力潛艇。不難理解，法國勃然大怒。三個 AUKUS 國家甚至懶得通知法國他們即將達成的交易。法國召回了駐坎培拉和華盛頓大使，但沒有召回駐倫敦大使；英國被認為不夠重要。

澳洲決定美國潛艇更適合作為對中國的防禦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也可以說，加強美國的印太地區聯盟，不僅與澳洲，也包括日本和印度，是有意義的。除了脫歐後標榜的「全球英國」的自我形象外，英國在該地區沒有多少利益。法國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擁有 150 萬人口、8,000 人的軍隊，風險比英國大得多。

單AUKUS不僅僅是潛艇協定，雖然潛艇協定誘惑力很大。美國總統拜登決定通過展示軍事力量來對抗中國在東亞的不斷擴張權力。他經常表示希望美國盟友加入，即便日本和歐洲擔心損害中國的貿易利益和捲入潛在的戰爭。但通過削弱法國，美國在英國的縱容下擴大了歐洲盟友之間的歷史裂痕。似乎坐實了戴高樂在 1944 年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懷疑。

當然也可以用另一種眼光看待這一點。戰爭懷舊（wartime nostalgia）大大影響了英國對特殊關係的本能喜愛。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夕的前首相布萊爾一樣，一些英國政客可能認為英國是唯一擁有強大武裝力量、也有使用它們的政治意願的歐洲國家。英國首相強森和他之前的布萊爾一樣，似乎把自己想像成了當代邱吉爾。

不幸的是（或者並不是），與邱吉爾在 1944 年所能指揮的實力相比，英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微不足道。戰爭懷舊已將英國捲入了幾場愚蠢的美國戰爭，而其他歐洲國家明智地避免了它們。問題是，通過支持拜登的劍拔弩張來激怒中國是否合理，即使這不涉及英國的直接利益。退縮並照常與中國做生意的選擇是一種懦弱的綏靖嗎？或者，有其他可能的選擇嗎？

害怕重蹈張伯倫在 1938 年綏靖政策的覆轍，是美國和英國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捲入不必要的戰爭的原因之一。也因此，法國領導人呼籲歐盟獲得更大的「戰略自主權」。歐洲應該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爾（Josep Borrell）宣佈，歐洲將幫助限制中國的實力。歐盟將尋求與臺灣達成貿易協定，同時仍與中國保持接觸。甚至親歐洲的左傾報紙《世界報》（Le Monde）也稱其為「骨氣不足」。

只要歐盟沒有共同的外交政策和足夠的自身武裝力量，戰略自主權就只能是空談。只有英國的全面合作和德國的更大的軍事參與，才有可能會給歐洲一些自主的機會。但德國的歷史包袱和英國對特殊關係的執著相結合，阻礙了這一進程。

因此，印太地區的命運，也許還包括其他許多地區的命運，仍將取決於北京日益咄咄逼人的集權者以及白宮當家人。無論如何，不論是英國還是澳洲，更不用說法國和歐盟，在這個議題上都沒什麼發言權。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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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Specious Special Relationshi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