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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阿米

●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 曾任以色列外長（2000.11 – 2001.03）

●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當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支持中國加入WTO，他建議這樣可以「在內部」產生龐大的改變。透過加入WTO，中國不只同意進口更多美國商品，中國「還同意進口民主最被珍惜的價值、經濟自由」，而且柯林頓主張，「中國越自由化經濟，越能釋放人民的潛力。」

現實結果顯得更加複雜。

自由貿易會導致無情通往民主的主張並不是起源於柯林頓。前一任總統老布希在同樣的假設下運作：世界上沒有國家找到方法可以進口全世界的商品跟服務，卻把外國思想擋在邊界之外。

中國2001年加入WTO 20年後，中國經濟達到預期的里程碑。但是離民主卻絲毫沒有前進半步，而美國領導人不只對經濟與政治自由之間的假設關係失去信心，現在還擔心西方民主會受到中國威脅侵蝕。

當前國務卿蓬佩奧2020年警告自由世界應該「改變中國，否則中國就會改變我們」。同樣的，在夏天G7會議結束後，美國總統拜登定義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是，西方民主和各國獨裁政府的鬥爭。呼應冷戰邏輯，這個假設現在看起來世界上僅能存在一種政治制度。

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也服膺於類似世界觀。中國把西方推行人權的努力當作對自己國內政治穩定的威脅。中國國家主權和「國家尊嚴」必須優先。

在任何情況下，美國應該小心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中國是一個全球強權，其經濟推動全世界的增長跟繁榮。如果中國要經歷巨大的政治轉型，過程可能不會特別和平，而結果可能造成全球性影響。

當然，如果中國共產黨能自立這個轉型可能永遠不會到來。共產黨抹殺了所有這類企圖，包括劉曉波領導的新公民運動，他因此獲得在監獄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與此同時還推動民主憲法。1989年，劉曉波知名地為天安門守夜，試圖阻止共產黨粉碎另一場民主運動。

西方可能會不舒服承認地是，中共成功帶領中國度過一個又一個危機：2002-3年之間的SARS大規模傳染、2008年的全球金融崩潰、還有新冠肺炎疫情。當然，其他不是專制體制的亞洲國家也成功度過這些危機。但是考量到中國的體積跟經濟體量，這些事件可能會更具不穩定性。

這不是說中國政治體制不改變是好事，也不是說中共總是能避免做出改變，或者良好的處理危機（就像中國在新冠肺炎一開始沒能管理好那樣）。實際上所有政治體系本身都是動態的，而且可以進化。中國的經濟成功，證明馬克思韋伯「儒家文化跟資本主義不相容」的假說是錯的。

目前為止，中共成功建立了一種資本主義版本，與自身目標相容甚至更進一步拓展，包括政治壟斷的持續性。經濟成長和發展給一黨專政那政治學家杭亭頓所稱為的「表現合法性」。但是這也可能為中共敲下喪鐘：若中國面對急劇的經濟下滑。

即便持續的經濟成長可能都對中共帶來困擾。柯林頓和老布希不全然指望經濟自由化可以削弱獨裁政權：這就發生在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身上。更多繁榮和對外在世界開放可以激發對獨裁國家的不滿。

這就是為什麼中共持續抵抗完全的自由化和保護國家部門，即便成本再高。這也是中共加大對內部安全的投資的主因，從2007年以來預算已經成長三倍。2017年，中國花費在維穩的經費達到1.24兆人民幣，比軍事花費200億人民幣還多。

所以的投資讓革命變得很不可能。即便沒有這麼多資源的獨裁者，想想古巴跟伊朗，也經常證明具有韌性。而即便若中國發生內部動盪，沒有太多理由會覺得結果會產生西方式的民主政權。

俄羅斯在蘇聯崩潰後就沒有變成這樣的民主國家。相反地，總統普京任期證明專制力量很容易在「民主轉型」中生存下來。俄羅斯的經驗（還有持續的帝國野心）證明「中國政權轉移會停止挑戰美國跟盟友」是一個謊言。

這些挑戰必須被嚴肅對待。透過拓展在東亞的帝國規劃，習近平實際上已經放棄中國長期「和平崛起」的諾言。他也建立起個人主導的毛主義獨裁政權。企圖迫使習近平政權滿足人權義務可能導致進一步危險的敵意。

美國沒有做減低中國安全威脅的事情就跟做什麼一樣重要。拜登政府應該持續近來建立的集體安全安排，像是英美澳的AUKUS，或者美日印澳的QUAD。美國則不應該做的是，推動試圖推翻中國政權的那種冷戰風格零和遊戲。

（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Learning to Manage the China Threa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