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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卡托

●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

上週在格拉斯哥召開的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上，我參加了由各國重要首長組成的小組討論，其中成員包括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及西班牙生態轉型部部長里韋拉（Teresa Ribera），共同研討如何認真發展綠色經濟。當以男性佔大宗的世界領導人因義務分配、立場表態及契約承諾等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候 — 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直批其為更多廢話，令人印象深刻 — 我們這個全由女性組成的小組專注於實質的問題，即全世界將需要哪些新工具或機構來實現脫碳目標。

在COP26峰會之後，情況非常清楚，僅靠從上而下的承諾及政策是遠遠不足夠的。我們需要從基層發起結構上及體制的轉型。控制全球暖化幅度在「安全目標」範圍內（事實上，各國對安全的定義不同，議定的目標只能對某些國家來說很安全）的唯一希望是透過大規模且協調的公共投資加速產業綠色轉型，藉此實現飛躍式的創新與經濟模式的轉變。

氣候變遷是個動態且非線性過程，經歷觸發一系列的氣候臨界點，且各自觸發自帶連鎖反應引發串列效應，使預測氣候變化速度與規模極為困難 。減緩甚至是逆轉氣候變遷的過程也同等複雜，需要靠臨界點往反方向串列（cascading），若結合技術創新與制度轉型的綜效，可催化正向循環與累積的乘數效果。

這正是我所謂「任務導向型創新政策」的目標。我們需要整合資源並調整經濟政策配合可衡量的目標，例如技術創新的出現和新市場的形成。無論是打造一個碳中和的城市或是達成一個無塑膠的海洋，每個任務都必須具有啟發性和催化性，並且需要許多參與者和部門以嶄新的方式進行創新和合作。每個任務都須吸引眾多參與者的投資，並且對任何形式的公共支持都附加嚴格的條件，以推動「向上擴展的臨界串列」，從而擴大目前的技術視野，迎來零碳的未來。不過，我們需要在從地方到全球各層面建立新機構，才能來調整經濟配合任務導向的創新。

舉例來說，在國際層面，建立「氣候科技的共同研究中心」（以歐洲跨國科學研究機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為模型）可以協調來自參與政府的投資，利用集中資金投資研發私部門不會開發的創新技術，因為這些技術本身不是風險太大，就是投資報酬太低。這個想法曾出現在七大工業國（G7）經濟韌性小組的終結報告中，當時我為義大利的參加代表。

在國家層面，公共綠色投資銀行可以提供擴展零碳市場所需的長期資本（patient capital ）。蘇格蘭國家投資銀行是個有前景的模式，我曾有幸協助建立這家公共金融機構，銀行的首要任務就是幫助蘇格蘭經濟脫碳。這類新銀行能夠促進更多資金注入從事零碳技術的產業與公司。

最後但也最重要的是市政層面，這是氣候行動得以具體實現的地方，例如零碳住房、無車社區和循環供應鍊等。在這方面，由倫敦大學學院、倫敦經濟學院和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共同主辦的新城市倡議委員會在分享成功案例的資訊與確保其與國際協議保持一致的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尤其是在COP26會議上達成的協議。

這些機構需要公民—尤其是弱勢工人—的支持和參與，才能成功啟動。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和其他抗議運動說明了綠色轉型背後的動力必須來自底層。綠色新政提案正是基於將人民置於經濟轉型的中心且利用民眾的力量的想法。

民眾參與意味著讓公民參與社區層面的決策，如倫敦卡姆登都市更新委員會，其利用居民協會之間的關鍵辯論，將住宅區置於倫敦行政區中的潔淨成長策略的中心，串聯社區協會、合作社和工會與政府建立「公共—共同夥伴關係」。另一種選擇則是如西班牙那般建立關於氣候變化的公民大會。這種制度創新將成為新型社會契約的基礎，是建立公眾信任和實現社會公正轉型的唯一途徑。

氣候激進主義最失敗的錯誤是未能提出促進勞工權益且令人信服的綠色轉型真實案例。創造良好新工作、提高生活水平、減少不穩定和不平等應該是綠色新政的最高優先事項。綠色轉型的成功將取決於確保受到脫碳威脅的工人能夠在新經濟中獲得技能和就業機會，並至少確保他們能享有最低收入的基本權利。

除非工人在談判桌上有一席之地，否則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不管COP26在全球舞台上帶來了什麼樣的新承諾，我們都仍要加倍努力完成機構建設的幕後工作，特別是擴大政策參與層面，將普通公民包括在內。避免氣候災難不但需要對新技術進行廣泛的試驗，而同等重要的是，也在各層級嘗試建立新的機構。

（翻譯： 吳育綺，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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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Right Institutions for the Climate Transi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